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直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连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继”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
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八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四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假若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十天，就会疲劳不堪。使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
《淮南子·兵略》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近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收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这种方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显得斗志昂扬，迎敌时却勇猛顽强；表面上显得弱小无力，攻敌时却威力无比；部队将要向西行动，却虚张向东的声势。总之要无形无迹，变幻莫测，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连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管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鼎盛期也不过三十万人，没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对出乎意想之外。所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知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特别“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
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于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要“如老鼠”，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而蓄养己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厂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所以，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故示强者多败。”本强而示弱，是用兵之虚；而且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越打越强如老虎”。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兵之所加，如以石段投卵者，虚实是也”，“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又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营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驰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待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恃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堰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在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一般地说，在战场上，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或者说，军事指挥人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之所以能致胜，主要是乘故不意，攻敌不备。《孙子》说：“奇正之变，不可胜变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
为求机局多变，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曰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运用轻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坚决反对曾国荃顿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反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
于是引发了他与曾国荃之间是否从金陵撤围的一场争论。1862年10月13日开始，李秀成率大队救援天京，与湘军激战于雨花台。11月26日，太平军解围失利，从天京撤走。经过这一番风险和惊恐，曾国藩认为自己“长一分大阅历”。他检查说：“弟（指曾国荃）之骤进，余之调度，皆轻敌而不能精审。”他根据雨花台湘军东西无援军的情况，正确指出：“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下来，则终岁消闲，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者，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因此，他主张湘军向太湖方向“不经意一处”退兵，其中曾国荃部由东坝、溧阳以进宜兴，以金柱为后路根本，鲍超部由建平、广德以进长兴，以芜湖为后路根本；待在太湖办成水师之后，陆师尤后顾之忧，再向金陵进军，“亦不过数月事，未为晚也”。这个退兵计的核心，是变屯于坚城之下的重兵、呆兵为轻兵、活兵。他向曾国荃明确指出：“弟统二万人，不筹出一支结实可靠之活兵在外纵横驰击，而专以合围攻坚为念，似非善计。”他说，向太湖西岸退兵，“环湖之十四府州县处处震动，贼则防不胜防，我则后路极稳，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险易之别，但无赫赫之名耳。”针对曾国荃贪功求名的心理，他劝导道：“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他对曾国荃不但谕之以理，而且动之以情：此次退兵，“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否则，“余之公局固坏，而弟以重兵屯宿该处，如余之株守南康，和、张之株守金陵，弟之私局亦必坏”，届时“恐求退而不得，求保芜湖、金柱而不得”。但猎名心切的曾国荃终不听阿兄的调度，未向太湖方向游击。曾国荃最后取得围攻金陵的胜利，是由于太平军已成强秀之末，无力解围，再加上曾国藩不断派鲍超等部驰骋长江两岸，南北冲击，以解曾国荃金陵围军的后顾之忧，而并非曾国藩变重兵、呆兵为轻兵、活兵之计为失策。今天进行历史的审视，曾国藩关于在太平军虚处、空处着力的退兵方案，无疑是有理有节、稳妥可靠的。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以战场上如何具体运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但他在另一处说：“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工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指战员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指战员的更高要求。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地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阁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多山用兵识时务，能取区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为师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市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
○用权实战：画龙点睛，先画后点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奉命率军援浙。但石达开七八万人不久放弃了浙江衢州等地，进入福建，朝廷乃三次令他率援浙之师授闽。当曾国藩集结军队，摆开了三路人间的架势时，太平军却进入了江西腹地。原在吉安的太平军也突围往东，不久，另路太平军则从闽南进入赣南。于是曾国藩在东、南、北三面受敌，不得不把一万多人分为三路，伸出三个拳头，在任何一方都难以获胜。这种被动的局面促使曾国藩不得不深思。
最后，他下决心改变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处境，于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上了一本著名的《通筹全局析》指出：
就全局而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
这是曾国藩通筹战争全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在江西战场上缩回了两个拳头，让自己统领的这部分湘军抱成一团，集中打向赣北，夺回景德重镇，不但立即改变了被动的局面，而且为他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对于攻打太平军的整体战场，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也进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在奋力拼搏。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故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金陵在上游的屏障安庆。后来的战局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布署，一时还不容易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还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常说：“我对大利大害，都悉心考究。”他冒着风险，拒绝屡次朝命，虽然确有西防则因未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则因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则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等主观因素，但基本原因却是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掌握着他，支配着他，使他终于成功了一番大业。
○权谋经要：军中岂能有骄气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今省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财。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吾弟交勉之！
沉弟以我切责之函，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否家之本也。季弟信亦平和温雅，远胜往年傲岸气象。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侍祖父里冈么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做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诰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意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己有天命。”日：“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做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又：季弟赐纪泽途费太多。余给以二百金实不为少。余在京四十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于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惕，苦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小，吃过苦也。
○名家圈点：“久战”之胜利
久战，必如铁石之挺，意志坚韧之战，生存使然，圣贤之道也。何以载物？久战之毅；何以存吾？久战之没有。颜曰：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此乃至理。然则，以圣肾之道奋始易，以圣贤之道克终难，故曰：绳锯木断，且挺且韧。
曾国藩的名篇“久战”论共分上、中、下三篇，此为上篇：
（上篇）
曾国藩以打硬仗、持久战著称。他讲求蓄势蓄力，坚挺取胜。在曾国藩的军旅生涯中，最驰名的“久战”之役，就是攻陷天京。
清同治元年（1862）春，曾国藩调动湘、淮军七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直到秋末，忠王李秀成在天王洪秀全多次严诏之下，率二十万太平军回救天京，激战四十五日，屡攻不利，仓促撤离，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李秀成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以收“进北攻南”之效。但李秀成迟至次年春才率主力渡江西进，途遭湘军阻截，于五月被迫从六安折返江南，调动湘军不成，反遭重大损失。二年冬，李鸿章所部淮军在“常胜军”（即洋枪队）支持下，自上海推进至常州城下。左宗棠部也进围杭州。曾国荃部湘军攻占天京外围各要点，逐渐缩小包围圈。三年正月，湘军合围天京。城内米粮日缺，洪秀全与将士以“甜露”（一种野草制的代食品）充饥，仍打退湘军多次进攻。
曾国荃自受任浙江巡抚以来，深感朝廷破格擢升，亟想早日攻克南京，以报知遇。但南京城为天国的京都所在，已达十二年之久，坚壁国守，实力不弱，虽已有大军三十余万，四周围住，快近三年，如用坚攻，就是用百万大军，也无从破入。因此与部将李臣典，萧泅孚几人商议，明的用大军不停地硬攻，暗的却挖掘地道，直达南京中心。
曾国藩自咸丰四年（1854）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征以来，历尽艰辛万苦，如今兵临天京城下，他本应长嘘一口气，放松一下已绷紧的神经。可是，此时曾国藩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所面临的天京城，大且固，几万湘军散布在天京城下，经验告诉他，想要在短期内攻克天京，剿灭太平天国，纯属天方夜谭。在经历了九江、安庆攻坚战后，曾国藩认为必须对天京实施持久战，在对其包围的情况下，切断天京粮道，待其弹尽粮绝对，进行最后的攻坚。因此，攻击的重点就是控制水、陆运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