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悟经”中那种“外王”的精神实质，真正显示出“同类中我最强”的意识，曾国藩师夷之技，用洋枪洋炮装备起中国第一支准近代的军队。
曾国藩从筹组湘军开始，就不能不考虑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他的幕府中不乏精通火器的幕客，如黄冕对制造火器就很有研究。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的犀利与否，但战争不能没有武器，有犀利的武器更好，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一个军事领导者，在对部队武器的配备问题上，一般是采取求实的态度的。所以，曾国藩坚持湘军必须配备大量洋炮。湘军水师正是凭藉洋炮的炽盛火力，在咸丰四年（1854）十月大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的。湘军水上胜利，又为曾国藩验证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当然，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以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即使僧格林沁的精锐马队，也抵挡不了英法联军的枪炮，这些事实不能不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些是促使曾国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的根本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官权大，官势重。既然要购买洋枪洋炮，就牵涉到容许中外通商的问题；既然要试造船炮，则又牵涉到“开放”即进口外国机器的问题。曾国藩提出的新观点涉及面很广，问题很多，而首先倡议“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正是曾国藩。
同治二年（1863）秋，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美籍华人容闳。容闳说：接见前，我已知道“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会见时乃建议建立机器厂，“大致调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它各种机器厂。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而以今日之时势言之，枪炮之于中国较他物尤为重要，故于此三致意焉……二星期后，华君若汀（华蘅芳，字若汀——引者）告予，谓总督已传见彼等四人，决计畀全权……建立机器厂之地点，旋决定为高昌庙”。由此看来，早在1863年曾国藩已经决定并命令李鸿章派员在上海高昌庙筹建江南制造总局了。上海的江南制造厂是中国近代化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这个军事企业建立的发轫者与决定者，不是李鸿章，而是曾国藩，李鸿章不过是该企业的经办人。
当然，在“内经”的外王意识主导下，一个具体的个人难以改变历史，必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据传说，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意，并曾劝曾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我们试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样豪迈不羁，他曾见过洪秀全，劝以仍用孔孟学说，洪秀全不听。后来他立功边陲，气凌朝右，尚不免懔殿陛之森严，以天威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国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呢？后来剿捻军、办教案二事，均为盛名所累，不得国人谅解，一霎时间，钟铭世勋、圣相威严都变为谤议纷纷，举国欲杀之，可见旧社会的潜势力之大。如果他不像狐狸般的狡猾，能成功吗？
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外王”之气的曾国藩。
■权经四：所谓条分缕析、相互关联、详细思考、遵守原则
——此为曾老先生的抽象办事之招法。
曾国藩身居朝廷要职，每天日理万机，功事繁多，但在诸多纷繁复杂的内、外部事理中，他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办事招法，游刃有余于在旁人看来甚至难以招架的政事之中。
○驾权实战：招法演式
曾国藩为政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处理政事的经验。他每天处理的事情都很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积压与搁置。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做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曾国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一、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二、相互关系。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引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三、详细思考。
曾国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李续宾和曾国华在三河镇全军的覆没，就是思虑不详所致。曾国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咛。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曾国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四、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去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君臣有别。
○权谋经要：“勉沅弟遇事镇静勿大惊小怪”
鄂署五福堂有回禄之灾，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怪，胡想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
申甫所谓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之良法也。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皆是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若弟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引自《曾国藩家书》
○名家圈点：蒋与毛都推崇的书生
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前人谓之“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意思是说这个人有两面，如果你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说成像圣人式的宰相，如果考察他的罪行的话，因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又可以说他是元凶。但就是这么一个人，近代以来却十分受人推崇。当然，这些推崇主要不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而在他的办事的能力和处世的策略方面。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建功立业的人，也有很多以思想品德来影响别人的人，但一身而兼二任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宋代的范仲淹，一个就是曾国藩。他们两个是“办事兼传教之人”。蒋介石要“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他具体是要“法”谁呢？有名有姓的就只有曾国藩一人。蒋介石认为曾国藩足以做他的老师，认为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是古今的成大事之道。梁启超几乎目空天下，但他对曾国藩也极为推崇，认为如果曾国藩尚在，拯救当时混乱局面的人非他莫属。崇拜曾国藩的人还有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张之洞，以及袁世凯、陈独秀等人。那么，曾国藩到底为什么这样受人推崇呢？我们可以从“虚”与“实”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曾国藩是耕读传家，学者兼圣相的典型。耕读传家是中国人的持家理想，以“耕”为本，无“耕”就失去了根本，然而，只有“耕”又无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更无法取得发展，所以，“读”是中国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方式。曾国藩出身农家，一生始终坚持以“耕”为本，谆谆告诫他的家族，不做脱离务农的纯粹的官僚。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可谓立于不败之地，与中国的传统极为契合。
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做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再者，中国读书人对读书的真正要求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曾国藩正是这样的人。他一方面是所谓“圣相”，曾一度权倾天下，势压东南；另一方面，他又是经学大师，桐城派古文的最后的大家。所以，在他身上实现了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思想：学者——圣相——帝王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二、其实，近代以来对曾国藩的推崇，从“实”的方面来讲，主要在于他“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一面，即关键不在于他的“传教”，而在于他借“传教”之名行“办事”之实。
懂得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懂得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名利双收的观念。
三、曾国藩的一生提供了大量的“办事”经验，而且大多都是以文字记载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曾文正公全集》中所记载的东西，学术性的并不多，家长里短倒不少。尤其是所谓的《曾国藩家书》，就是一部通俗实用的曾氏《论语》。实事求是地讲，曾国藩的许多经验在传统社会里非常有用的，而且是一般人可以学得来的，他的谆谆教诲的口吻也十分迎合人们心理。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曾国藩不是一位只供膜拜的人物，而是一位使人感到亲切可学的人物。
四、曾国藩具体的“办事”经验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勤。据记载，曾国藩才不过中人，为什么后来终于成为经学大师和散文大家，关键在于一个勤字。他的学习之勤，理事之勤，锻炼之勤，都有很多的例子，兹不赘述。只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他对自己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近来恋床，说明自己的修养有所退步。改掉幼时恋床的坏毛病，下了很大的决心，如今几次不能醒来即起，说明心性不定，要引起警惕。”由此看来，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
2.韧。曾国藩著有《挺经》一部，其核心就是韧。一个“挺”字，就是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下都要挺住，要坚持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持就是胜利。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难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坚挺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知血吞之。”
关于他历次的因境，上文已经基本列出。曾国藩一介生，只凭皇帝自办团练的一纸文书，白手起家，居然最后打败了太平天国，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军事上多次失败，有时要跳水自杀，有时又身陷险境，但他都能以其韧劲坚持过来，实属难能可贵。
3.忍。曾国藩善忍，这是极其著名的。其实，忍与韧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忍耐，也就很难谈得上坚韧。在曾国藩那里，忍并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寻求时机的一种策略。曾国藩起自民间，要想成一番大事，必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多阻力，而这些阻力一般不是来自下面，基本上是来自上面。在这种情况下，不忍如何求得发展。例如，1858年4月，曾国藩部署兵力，准备取南京上游的安庆，当时，太平天国的首都在南京，上游的安庆是其军事重地，江南大营就是因为不取安庆而失败的。但清廷却命令他弛援南京下游的江苏、浙江等地，因为那里是“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曾国藩明知这一战略是错误的，如果照令执行，将会重蹈江南大营的覆辙，一旦失败，责任还是要自己来负。但他又不能不听清廷的命，因其初膺国任，不能给清廷以桀骜不驯的印象。于是，在1859年6月，他将大营移至皖南的祁门，做出了组建新军，数月后东援的计划，并奏报朝廷。但实际上，他的真正的军事重心还是放在围攻安庆上。
4.分。蒋介石认为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应该是很有眼光的。曾国藩的部下大多都是出身下层的人，但经他推荐提拔的就有一大批人，如著名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升到道员、巡抚一级的有数十人。他不搞诸侯分封那一套，而是真心地希望别人进步、发展。别人的势力扩大了，发展了，实际上还是发展了他自己。他不仅不搞武大郎开店那一套，甚至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他自己被捻军打败了，他推荐自己的学生李鸿章去打，结果是胜利了。
5.退。所谓“功成身退，天地之道”，这一条曾国藩的确实做到了。他攻破南京以后，其功劳可以说无以复加，同时也引起了清廷的猜忌。其实，当时的名士门岂运就两次找曾国藩讲帝王之学，劝他自立，攻破南京之时，其属下也想硬逼曾国藩自立为皇帝，但都被曾国藩巧妙地拒绝了。曾国藩进京之时，就请求解散自己的湘军，以李鸿章的淮军替代之，得到了朝廷的应允，而他自己也早为解散湘军做了充分的财政准备。这样，曾国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也许，后人那样推崇曾国藩，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充分的造反条件而没有造反。
总之，在多年的批判之后，在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的轰轰烈烈之后，我们发现了曾国藩。原来，曾国藩并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地主阶级的侩子手”，他的身上还集中了那么多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深种在我们的心中，今天看来是那样的新鲜；而西方的许多著作是那样的空洞，只是一种理论，离实际生活那样遥远，相反曾国藩的“学问”却是那样的亲切和实用。因此，我们重新发现了一个新的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