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企业是那些分散了资本，因而意味着分散了精力的企业。它们向这件事投资，又向那件事投资；在这里投资，又在那里投资，方方面面都有投资。“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之说是大错特错。我告诉你们，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然后照管好这个篮子。注意周围并留点神，能这样做的人往往不会失败。照管好那个篮子很容易，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想多提篮子因而打碎鸡蛋的人也多。有三个篮子的人就得把一个篮子顶在头上，这样很容易摔倒。美国企业家的一个错误就是缺少集中。
我把所说的话归纳如下：要志在顶峰；千万不要涉足酒吧；不要沾酒，即使仅在用餐时喝点酒；千万不可投机；签署支付的款项千万不要超过盈余的现金储备；取消定货的目的永远在于挽救货主；集中精力，把所有的鸡蛋放入一个篮子并照管好那个篮子；支出永远小于收入；最后，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正如爱默生所说，“除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哄骗你离开最后的成功。”
4《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罗素·贝克：不要半途而废
很多人的失败不是由于选择的错误，而是在挫折面前轻易放弃。《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罗素·贝克谨记母亲的教导，从而功成名就。
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在我心中，她仍然活着，偶尔还会早上天未亮就把我弄醒，跟我说：“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半途而废。”
我这辈子不知听她说这话多少次了。就是现在，我躺在被窝里，在漆黑之中慢慢醒过来，也感觉到她在气冲冲地教训我体内的那个懒汉，那个只想重回梦乡而不想去面对新的一天的人。
我默默地抗议：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已取得一些成就，我有权迟些起床。
“罗素，你跟瘪三没什么两样，都是不思进取。”
从我还是个穿短裤的小男孩时起，母亲就不断用这些话来鞭策我。
“做人要有出息！”
“做事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小伙子，要有点志气！”
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那个渗透世情的我，常常嘲笑那些崇尚实利、热衷求取功名的人。我读过一些哲学和批评社会的书，认为把生命花在追逐名利、权利这些东西上都是粗鄙的，完全不值得的。
自从外祖父去世后，母亲便没有好日子过了。外祖父除了债务以外，什么都没留下。祖屋卖掉了，儿女四散。外祖母染上了致命的肺病，意志十分消沉，终日嚷着要自杀，最后终于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时母亲刚上大学，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辍学去找工作。
然而，母亲结婚了，生了3个孩子。5年后，在1930年，父亲去世，遗下她一贫如洗，只好把小女儿奥迪莉送给人收养。把只有10个月大的奥迪莉送给汤姆叔叔和高蒂婶婶收养，也许是母亲有生以来需要最大勇气去做的事。汤姆叔叔是父亲的弟弟，在铁路局有份不错的差事，跟着他奥迪莉便有好日子过了。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前往新泽西州，去投靠他哥哥艾伦。舅舅好心地收留了我们这3个穷亲戚。后来，母亲在洗衣店找到一份修补杂货店工作服的工作，周薪10美元。
母亲当然更希望我长大后能成为总统或富商，可是，她虽然疼爱我，却不至于这样不切实际。我小学还未毕业，她已看出我不是能赚大钱或赢得万民拥戴的料子，于是开始引导我对文字发生兴趣。
她的家族世代书香。从母亲的外祖父起，便似乎有个文字遗传因子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外曾祖父是位教师，他的女儿蕾利是个诗人，儿子查理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先驱报》驻纽约的记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部在内战之后，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文字工作确是一条出路。
母亲的表兄艾文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编辑，足迹遍及欧洲各国。他证明以文字为媒，的确可以让一个人无往而不胜。而呆在乡里的人只能直瞪着眼，对他既羡慕又妒忌。母亲常常以艾文为例，说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也可以有成就。
“艾文·詹姆士不比别人聪明，但你看看他今天的成就。”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结果我长大之后，就把艾文·詹姆士看成一个只是运气好的呆子。也许这真的是母亲对艾文的看法，但她的话却另有深意。她是在告诉我，要做到像艾文那样并不用很聪明，攀上高峰的方法便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母亲看到我可能在文字方面有点天分时，便开始加以栽培。我们那时虽然非常贫困，但母亲仍然给我订购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选》，每月寄来一册。
我很尊重那些伟大的作家，但我读得最开心的却是报纸。每天我都贪婪地读那些五花八门的罪案，恐怖的意外，以及发生在远方战场上的血腥屠杀，一个字都不放过。描述凶杀犯怎样死在电椅上的报道往往令我着迷，而且我很留意死囚在最后一餐所点的饭菜。
1947年，我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知道巴尔的摩市的《太阳报》在招聘一名采访罪犯新闻的记者。我有两三位同学同时申请这份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挑了我。这份工作的周薪仅为30美元，我向母亲抱怨，说这样的薪水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实在是侮辱，但她毫不同情我。
“如果你肯努力工作，”她说，“也许就可以做出点成绩来。到时，他们自然会给你增加薪水。”
7年后，《太阳报》调我去跑白宫新闻。对大部分记者来说，当白宫记者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而当时我只不过29岁，自然得意万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希望见到她喜悦的神情。其实，我应该早就知道结果是怎样。
“罗素，”她说，“如果你肯努力干白宫记者这份工作，也许就能取得点成就。”母亲要我走的路就是不断努力向上，千万不要因为小小的成就而自傲。停下来沾沾自喜的人很快便会跌下来。一个人即使已登上顶峰，也仍要自强不息。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我经常幼稚地胡思乱想，要向艾文表兄报复。假如有一天我成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得到《纽约时报》礼聘，而《纽约时报》却完全不知道我是“伟大的艾文”的亲戚，那不是很有趣吗？假如艾文亲自请我进入他的大办公室，问我：“年轻人，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那不是更妙不可言吗？假如我这样回答：“我就是你的穷亲戚露西·伊利沙白·罗宾逊的独子。”那是何等痛快的报复啊！
但后来发生的事却完全不像我胡思乱想的那样。《纽约时报》真的来找我，不过我到任时，艾文表兄已离职。最后，我甚至得到了美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替《纽约时报》撰写专栏。
我写的不是那种报道新闻的专栏，而是作者可用各种不同文体来议论时事的专栏；可以是散文，可以是讽刺文章、怪论，有时甚至可以是小说。这个专栏证明了当年母亲是绝对正确的。要不是她在我小时候就看出了我的长处，引我进入文学世界，我就不会有这个成就。
我的专栏赢取过不少奖，包括1979年的普利策奖。不过，母亲永远无法知道了，因为先一年她的脑部出了大毛病，住进疗养院，从此不知不觉，脱离了现实生活。
我只能猜测母亲在知道我获得普利策奖时的反应。我相信她一定会说：“好极了，小伙子。这证明只要你埋头苦干，努力不懈，终有一天会干出点成绩来的。”
有个时期，母亲所宣扬和我所一直依从的那些价值观受到了冲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个人如果承认自己希望有点成就的话，便会被批评是个浪费生命的实利主义者。
起先，我设法追随这个新的时代潮流。我决定不像我母亲当年鞭策我那样鞭策我的孩子，不迂腐地要求他们有所成就。
新时代标榜爱、满足自我，以及标榜消极地劝人无欲无求的东方哲学。对我来说，这些道理似乎很多都十分荒谬。不过我还是把我那些反潮流的疑惑深藏起来。
但后来，我发觉我的孩子竟然一点抱负都没有，我于是崩溃了。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吃晚饭时，我听到自己在叫嚷：“难道你们不想有点成就吗？”
孩子们面面相觑。有点成就？从来没听说过。我知道他们在想：叫嚷的不是爸爸，那不过是他饭前喝的那些马提尼酒在作怪罢了。
令我大叫大嚷的不是那些酒，而是我的母亲。酒只不过令我有勇气向他们宣布：是的，我一直都相信成功这回事，我一直都相信若不勤奋自爱便不会有什么成就，也不配有什么成就。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孩子学业成绩并不表示他们长大后一定一事无成，而只是表示他们，当时不肯对成规盲从附和。对于这一点，我的确引以为傲。现在他们都以长大成人，有儿有女。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每次相聚时都欢乐无穷。
这就是家的意义了。我们承先启后，把上一代的遗志传给我们的子女，一代一代传下去，使我们的先人虽死犹生。
“如果有什么是我最不能忍受的，罗素，那就是半途而废。”
老天爷，我仍然听见她说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