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愚笨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
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
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缺席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
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变法。
商鞅所说的这些道理，不仅是对富国强兵的阐述，也是对个人建功立业很好的建议。
如果死抱住以往的经验和教条不放，固守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社会大潮之外，这样只能落伍，直至被淘汰，哪里还能与世沉浮，顺应时代变化，追求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呢？
一个人没有必要画地为牢，而必须顺应时代，与时俱进。
宁坏勿愚
齐国有一个名叫田仲的人，隐居乡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
宋国有个叫屈谷的人到田仲那里去见他，对他说：“我听说过先生的高风亮节，您是不愿仰人鼻息的人。我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只会种庄稼蔬菜，特别是种葫芦很有方法。现在，我有一个大葫芦。它不仅坚硬得像石头一般，而且皮非常厚，以致里面没有空瓤。这是我特意留下来的一只大葫芦，我想把它送给您。”
田仲听后，对屈谷说：“葫芦嫩的时候可以吃，老了不能吃的时候，它最大的用途就是盛放东西。现在你的这个葫芦虽然很大，然而它不仅皮厚，没有空窍，而且坚硬得不能剖开，像这样的葫芦既不能装物，也不能盛酒，我要它有什么用处呢？”
屈谷说：“先生说得对极了，我马上把它扔掉。不过先生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您虽然不仰仗别人而活着，但是您隐居在此，空有满脑子的学问和浑身的本领，却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没有一点用处，这跟那坚硬的大葫芦有啥两样呢？”
要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里生存发展，必须学会适应，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样才能处理好与外界的关系。这些虽然为传统道德所不容，但却是不能不知的人生常识。
为道德不容的事情多了，就是坏蛋。但是另一方面，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所有的规矩，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只有笨蛋才那样做。
笨蛋和坏蛋是一对欢喜冤家，有人喜欢做笨蛋，就有人喜欢做坏蛋。
生活中，坏蛋多变善变，因而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却得名得利，春风得意；而那些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笨蛋受到表扬，到头来却发现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连已有的都被人拿走了。
这就是社会运行的表面规则与潜规则的冲突。基于这种认识，如果不允许走中间道路，一定要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宁做坏蛋，不做笨蛋。
笨蛋可以完全装出来，但装坏蛋却比装笨蛋难得多。坏蛋无论是真坏还是假坏，首先要有一个坏蛋的表像，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表像做起。
也许我们本性是一个善良的笨蛋，但为了人生能够更成功一点，必须要学会做坏蛋，至少表面上或者暂时装得像坏蛋，对自己或许更有帮助。
第一，坏蛋多谋善变，虽然一时令人讨厌，但却比笨蛋更有威慑作用。坏蛋不讲情面，当然是不受爱戴，但却能令人不敢造次冒犯。另一方面，由于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坏蛋也就比笨蛋更能让别人为他效力。
第二，许多人喜欢呼朋唤友广为交际，但也有人不喜欢与别人虚与应酬，而只想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或者呆一会儿。在需要的时候，摆出一副坏蛋的形象，会对那些酒肉朋友产生适当的阻吓作用，把我们的应酬减到最低限度，乐得清静。
第三，笨蛋在面对任何人时，脸上都会堆出一成不变的微笑，而坏蛋懂得在必要时板起脸来，塑造出一个严肃、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这样，坏蛋得到的尊敬会比笨蛋多得多，也更容易得到其他人的赏识。
让我们想一下，有多少次我们是吃了坏蛋的亏？因为坏蛋不怕我们。如果想改变这个问题，便不妨从现在开始，再遇到有人肆无忌惮地侵害我们时，向他大喝一声：
“我是坏蛋我怕谁！”
在一家小旅馆里，一位住店的男青年走入厕所。突然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郎闪电似的挤身跟着进了厕所，并迅速地把厕所门关上，对青年说道：“把你的钱和手表给我，不然我就喊你非礼。”
厕所里没有第三者，真相难以说清，不给钱女郎就喊非礼，弄不好会使自己声名狼藉。男青年遇此困境，并未惊慌失措，而是急中生智，用手指指自己张大的嘴巴，又指指自己的耳朵，然后“呜呜啊啊”地叫起来。
女郎见事情不顺利，便想转身溜走。此时男青年掏出钢笔递给她，并将自己的手掌伸出来，示意女郎把刚才的话写在他的手掌上。
青年这一动作如此逼真，女郎以为真的遇到了哑巴，失去了警惕。她还想继续敲诈，便拿起笔在男青年的手上写道：“把钱和手表给我，不然就喊你非礼！”
这个青年取得了女郎的罪证，便一把抓住她，大喊一声：“抓抢劫犯！”
女郎是坏蛋，没想到遇到的也是一个“坏蛋”，而且比自己还“坏”，自知被人拿住了把柄，只得束手就擒。但如果这种事情让田仲那样的人遇到，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小事之中沾大光
蒋介石去世那年，蒋纬国的军衔是中将，这已是他当上中将的第14个年头。根据国民党的规定，当14年中将若还未晋升为上将，则应强制退役，军衔也随之取消；上将则是终身制。时任总统的蒋经国并不打算给蒋纬国晋衔，为此蒋纬国想了个办法。
其时蒋介石的丧事已经结束，宋美龄准备赴美国安居。临动身那天，蒋氏兄弟前往送行。蒋纬国特提早赶到官邸，他一改往日穿西装的习惯，穿了一套军服，还配戴了全套勋章勋标，一进门就向宋美龄行军礼。以前，蒋府每年逢蒋介石、宋美龄的生日，除夕吃团圆饭，端午节和中秋节，都要聚会，所有的人都穿便服。因此，宋美龄对蒋纬国的举动觉得奇怪。
蒋纬国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因为再过不久，我就没有资格再穿军装了，所以今天给妈送行，特地让妈看看我穿军装的模样。”宋美龄追问道：“为什么？”蒋纬国就简单地说了一下，军中强制限龄退役的制度。
宋美龄在大陆时，就不问军中之事，到了台湾更是不闻不问，限龄退役这件事，她还是第一次听说，于是问道：“那何敬之（应钦）为什么可以继续穿？”蒋纬国说：“那是上将，终身制。”宋美龄终于明白了。
这时，蒋经国也到了。蒋纬国一见他，也站起来行了个军礼。蒋经国皱皱眉头道：“在家里干什么来这一套？”蒋纬国还未回答，宋美龄已经开腔了：“纬国做军人还可以吗？”蒋经国不知前面已有文章，随口说：“他本来就是军人，干得很出色呀！”宋美龄问道：“既然他干军人很出色，为什么要办报请退役手续？”蒋经国这才知道是为这门子事，只好说：“纬国中将期龄到了，不过我马上准备交代给他办升上将的事情。”就这样，蒋纬国总算从中将升为上将。
蒋纬国升为上将所借之“光”有直接的，比如他的身世，也有其他类型的“光”，如他的口才、衣服等等。具体地讲，一个人可借光的来源不一定是直射的，有些“光”虽令人觉得不那么明显，却也仍具威力，不可小瞧。下面略举几例：
1．隔几辈的祖上也有光可借。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
2．丈夫可得益于名妻。席慕蓉女士的丈夫刘海北先生所写的《家有名妻席慕蓉》一文，即在调侃的语气中表达了对身为女强人之妻的无限敬意和爱意，不妨摘几段以飨大众：
“有一件常常发生的事是给我做介绍的时候，介绍人为加深对方的印象，常在介绍完了我的姓名、职业、学历甚至生辰八字以后，再加上一句，‘他就是名妻的先生’。日后可能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我的名字，可是一定记我的婚姻状况。
那么，难道名妻没有带给我任何的方便吗？其实不然，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供您参考。
名妻的读者，大多是正在大专就读，或刚踏出校门进入社会担任某基层工作的青年们。记得有一次计划全家出游，名妻打电话到某饭店订房。订房小姐说那一天正值假期，房间都已订出去了。但是仍可以留下姓名，列入候补。当名妻一报上姓名，对方说：‘您随时来吧，一定有房间留给您。’真是痛快极了。”
3．活用自己的籍贯。北洋下放时期前后有7个总统及执政首脑，他们中有6个是行伍出身，唯有徐世昌是无一兵一卒之文人。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攀附袁世凯，投其所好，因缘际会，扶摇直上，最终跻身总统宝座。
徐世昌，清咸丰五年九月（1856年10月）生于河南开封，城内的双龙巷是他出生地和少年时代活动的地方，算是他的第一个籍贯；据徐氏家谱考证，徐世昌的远祖明朝末年居住在浙江勤县，这是他的第二个籍贯；乾隆年间，徐家又从北京大兴移居天津。徐认为大兴是他的第三个籍贯，天津是他的第四个籍贯。
别人也许会觉得有这么多籍贯是个麻烦，而徐世昌却利用这多处籍贯大做文章：他跟袁世凯论河南同乡；跟冯国璋、曹锟论直隶同乡；与钱能训、孙宝琦论浙江同乡。涉足社会，处处得到同乡的帮助。
综上所述，借光的办法很多，借光的来头也千奇百怪。我们应当多用心挖掘。有些人、物、事、情，乍看起来与你八杆子打不着，可只要动足脑筋，便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