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世纪》中，我们找到了这个概念。上帝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没有开始创造；他的准备就是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上帝将光明与黑暗分开，然后说：让江水聚集在一起，让陆地出现。”意识可能拥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内容。但是，当思维混乱时，就不会出现智力。智力的出现类似于点亮一盏能清楚地辩认事物的明灯：“让世界充满光明吧！”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帮助智力的发展就是帮助把意识的意象有条不紊地分门别类。
我们可以想一下3岁小孩到世界时的心理状态。他因看到这样多的东西，无数将精疲力尽，昏昏入睡。人们不会想到，走路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项工作；也不会想到，在他的器官还没有协调之前，他必须经常纠正感官所犯的错误，用手核实眼睛还不能正确估计的特体时，看和听是一种最大的努力。因此，这个被过多的刺激特压迫的小孩，在这类刺激特过多的地方，会哭闹或者入睡。
通过所谓的“感觉练习”，我们使孩子能够区别和分类。事实上，我们的感觉材料分析和描述了事物的属性：大小、形状、颜色、表面光滑或粗糙、重量、温度、味道、噪音和乐音。重要的是物质的属性，而不是物质本身，虽然这些相互分离的性质本身由物质代表。我们能找到一毓同亲戚数目的对应“物”来描述长、短、厚、薄、大、小、红、黄、绿、热、冷、重、轻、粗糙、光滑、香、噪音以及洪亮等特性。这种分级对于秩序的建立非常重要。事实上，事物的特性不仅有质的差别，民有量的不同。它们也许高一点或低一点，厚一点或薄一点；声音有不同的调：颜色有不同的强度；形状也许在不同的程度上有相似之处；而粗糙和光滑却是相对的。
感觉训练时应采用区别明显的事物，并且大量地进行训练，形成惯性的刺激。接着，当课文将儿童的注意力指向一系列外部事物：光明、黑暗、长和短时，差异便被感知到了。
最后，他开始区分不同特征的差异程度。依次排列一系列物品，比如表明同一半音符的不同程度的表格，发出八个调的铃铛，以及能用小数表现长度以用公分表现厚度的东西。
这些对孩子具有巨大吸引力和练习跟我们看到的一样，被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教师在每个得到的东西上面贴上一个字，类就完整了，最后便有了一个表：能根据名字想起特征和意象的表。
头脑会安排我们记下了特征的事物，这样我们便认清了事物。从此以后，世界在孩子眼里就不再是混乱不堪的了。他的思维便有点像图书馆或收藏丰富的博物馆里井井有条的架子了，东西都各归其类，各就其位。他学得的知识不再仅仅被“贮藏起来”，而是得到了适当的“分类”。这种基本的顺序绝不会被打乱，而只会用新的材料加以丰富。
孩子认识事物后，就没必要再接受专门训练了。当儿童惊喜地发现天空是蓝色的，手是光滑的，窗子是长方形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发现天空、手，也没有发现窗子，只是发现了它们在大脑顺序中的位置。这就决定了内心个性的稳定平衡。一座布置得井然有序的博物馆为查找的人节约时间和精力，因为这种秩序有助于节约时间和精力。这样，孩子就能完成更多的工作而不感到疲惫，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对刺激作出反应。
贝思说过：“天才的相似联想能力特别强。这就是天才的最基本的特点。”甚至在“发现”的“中心”，也只有通过精确的观察和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进行的简单推理，才会有所发现。不过，这种事实只有发现者才能“发现”，其他人会忽略不见。
可以这样说，天才有一种在意识里将事实分离出来，并把经与其他东西区别开来的能力；就像在一个黑屋里，只有一束光照到宝石上一样。
在成千上万个混沌的观念中，珍宝就存在于一大堆无用而笨重的物质中，没有被谁注意到。同时，新事物又不断地涌进来；真理被发现之后，许多人都感叹自己也知道这条真理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真理具有价值，也不是真理本身，而是那位能够认识真理，并将真理付诸行动的人。
哥伦布的论据是什么？他想：“假如地球是圆的，那么人如果从某一点出发，一直朝前走，就会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智力劳动的成果，它使人类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陆。
而这块陆地位于哥伦布的航线之中，哥伦布遇见的是这块大陆而不是死亡，都应归于命运的安排。
当然，这些伟大成果的取得不仅仅是由于人的智力劳动，更重要的是他的英雄胆略。哥伦布当时面临的困难是：他历尽千辛，才说服别人为他提供船只和随员，帮助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获得胜利的是信念而不是哥伦布的证据。
据说亚历山大·伏特的妻子发高烧时，伏特按当时的疗法为她配制退热剂——带皮的青蛙汤。这是个下雨天，当他把死青蛙挂在窗户的铁棒上时，发现青蛙的肋在收缩。“死肌肉收缩，说明有外来力作用于它。”这是“天才”，“伟大的发明家”的简单的论，为了寻找这种外来力，伏特通过大量实验，终于从地场中得到了电。“天才”的一个简单的论点，带来了伟大的发现。对一件小小的事实（例如一只死后肌肉收缩的青蛙）适当地加以思考，严肃而不带任何幻觉的思考，然后把精力集中在“它为什么收缩”这样的问题上——这就是人类取得一项伟大成就的漫长的过程。
伽利略的发现与此相似。他站在比萨教堂里看见教学的吊钟左右摆动。他发现钟摆摆动的时间都相同。钟摆是人类计算时间的开始，也是天文学家计算宇宙的开端。
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故事是那么的简单，他问自己：“苹果为什么要往下掉？”这就是特体重力理论的开始，也是万有引力理论的开始。
我们研究瓦特的生平时，惊叹他的知识渊博并敢于向同时代的知识最渊博的人挑战。他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心理学家、数学家。英国和德国的大学都授予他荣誉称号。然而，他之所以对人类作出了伟大贡献，并为自己赢得了丰碑，只是因为他看见了被开水蒸汽推动起来的壶盖。“蒸汽的力量既然能够推动壶盖，那么也能推动活塞，它能够成为机器的动力。”
天赋极高的人善于观察，善于将观察到的事实合理地联在一起。然而，这项工作却需要不寻常的注意力。它能使头脑集中于某事物，这是天才的特点。结果是积极丰富的内心活动所致。这种心理活动与一般的心理活动似乎不仅在形式上不同，而且在“力量”上也不同。正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使两点微弱的智力的火花升起，使它们奇妙无比。它们如果不是来自强壮的、独立的和能够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的人，这些小小的智力的火花就只能是内在的和微不足道的了。
其实，智力必须完成的工作是细微的，但是，世人们却都误以为这是一项复杂宏大的工程。简单是发现的向导：简单，如同真理，应该是明了的。仅仅一点就够了，其他的都是无用的。
大脑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如果压力过大，大脑就会失去它本身的功用，变得对事实视而不见。
研究一下那些人们易犯的普遍性错误是很有意思的。由于这些错误，能延缓给人类带来宁静与舒适的发现；由于这些错误，人们对明显存在的事物视而不见。
让我们来看看疟疾的根源是怎样发现的呢。经过英国人罗斯和意大利人格拉西的研究，他们得出造成疟疾的疟原虫是由一种特别的蚊子传染给人体的。在这个发现之前的科学是怎样的呢。1880年拉弗兰发现了一种动物微组织。这种微组织有损人体红血球，使人产生周期性高烧。随之而来的研究证实和解释了这一事实，疟疾便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大家都知道，动物微组织与植物微组织是不同的，它在经过裂变产生新生命的循环之后——即在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细胞之后，就让位于性形式，雄性和雌性，这两种性别互相分离，不能再裂变，但却能互相融合，之后，组织又开始裂变循环，一直到它又一次形成性形式。
拉弗兰还发现，在一些疟疾痊愈者的血液中在大量的、不再是原形的疟原虫球体，它们呈新月形。他认为这些球体是疟原虫的转换形式，“不再能产生病变”，并把它们叫作“变了质的”组织。这些组织被叫作“拉弗兰变质形式”。1900年发现了疟疾传染之后，拉弗兰的“变质形式”被认为是再生循环的性个体：不能在人体血液中进行融合的个体，这种个体只能在蚊子体内产生新组织。也许我们会问：拉弗兰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性形式呢？他为什么没有在动物微组织中，即在疟原虫中寻找融合时期呢？动物微组织是什么？如果他早有完整的原生动物门脉循环观点，他一定会想到这些性形式。但是，他没有想到；从这些不着边际的理论跳跃到有关疟原虫的解释，那是“天才”的所为了。妄自尊大和轻率是发现之大敌。
我们更为疑惑的是：为什么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盲目地接受拉弗兰的错误观点？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原生动物门脉循环？为什么没有一人独立研究这种现象？这种迟钝的精神形式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会在人体内产生？这些信徒无视摆在他们面前的疟原虫性形式的问题，将它抛置一旁。大多数学生都只会一味迎合，丝毫没有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个性上的平庸。
生物学已经发现血液循环系统为脉管的一个闭合系统，密封的上皮细胞不能被诸如植物微生物这样不锐利的固体所穿透，更不能被圆形原生动物门这样比微生物松软的东西所穿透。这个尽人皆知的以及阐述清楚的事实应该使学生想到：疟疾的原生动物门是怎样进入循环的血液中去的呢？然而，自从希波克拉底、蒲林尼、塞尔夏斯以及伽林的时代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种热病是由沼泽地的“有毒环境”，从早到晚的恶劣空气的影响引起的。在发现这种疟疾的真正病因前几年，人们由于坚信按树的放射物会地滤和杀死空气中的细菌，因而栽种了大量按树。为什么没有人问问自己：疟原虫怎么能够从空气中进入循环的血液中呢？是什么东西麻痹了那些专门从事研究的人的智力呢？因为这只是一些没有任何具性的智力的废物罢了。
直到罗斯发现人由于被某种特殊的蚊子叮咬后才患上疟疾时，局面才有了改观。
简单的论争犹如离弦的箭，迅速导致了最终的发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疟疾地区，空气清新，土地肥沃。人们如果不被蚊子叮咬，从早到晚呼吸那里的空气，身体会一直很健康。被贫血病折磨得面青肌瘦的农民不计其数，但是他们如果用蚊帐保护自己，就会保全性命，并恢复健康。在经过最初的迷惘后人们终于承认了这个事实时，所有的聪明人都惊呼道：以前我们怎么就没有发现呢？原生动物门不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吗？大家不是都宣称循环系统是封闭的，是微生物无法穿过的吗？想到只有吸血虫才能引起疟疾不是自然而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