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是超越制度的自觉性《论语·颜渊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札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日：“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方法。”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礼是一种规矩，一种行为规范或制度。礼是仁的表现形式。实现仁德的目的，就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工具。但是，孔子的主张并不是通过约束来把人管死，而是通过“克己”来实现制度的目的。礼是实现“仁”的管理目的的一种手段，儒家思想认为，一旦人们都知道克制自己的行为，那么所有对人的束缚也就形同虚设，这也许是自觉的可贵之处，就可以使管理达到一个制度人性化、员工自觉化的理想境界。
宋代名臣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很有廉洁的名声。《宋稗、类钞·品行》记载，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赵曙上台后，将父亲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赵曙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就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赵曙有些不高兴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宋英宗的额外恩赐，并没有违反相关的制度，但是富弼还是不肯接受，这就是他高度自觉地实施克己复礼的行为。因为，如果他接受礼物，就等于和群臣拉开了距离。一个管理者，如果不能和同事、部下、员工打成一片，彼此隔阂，心存芥蒂，就会严重影响管理者和员工的沟通，从而影响管理效果。虽然富弼的做法根本不会涉及制度的违反，但是，他出于管理的需要，克制自己的做法，超越了制度的约束，体现了一个管理者应该具备的修养。他对于“礼”的实践，是一种超越制度的自觉性。
这个故事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自觉胜于制度的事实，如果每一个员工都能想工作之所想，急工作之所急，那么，员工就不是一种被迫服从管理的状态，而是焕发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他们的工作一定能比制度规定的做得更好。
“克己”成为孔子眼中道德本体提升的关键因素。“克己”是一种内在的情感意志不断升华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是个体内在的道德意识，而不是外在的规章制度。一个人能否具有“仁”的德行，决定于道德本体能否从自己内在思想出发，并付诸行动之中。所以孔子才说：“为人由己，而由人哉？”
只有“为人由己”地自觉工作，才能实现最佳的业绩。在芬兰，有一家叫索尔的清洁公司，其管理方式很有特点。索尔清洁公司有2500名职工，主要业务就是提供清洗服务、清洁服务、处理垃圾、出租清洁织物等。服务对象有机场、医院、商店、食品店、制药厂仓库、地铁车站、公司企业、办公机构等。在芬兰21个城市设有1000多个服务点，营业额在800多家同行公司中排行第二。
索尔职工常常一个人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工作，自觉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该公司总经理莉萨女士认为，这种状态关键在于采取了“成果领导方式”。这种方式是由领班和清洁工根据工作计划自定工作指标，而公司监督指标的完成情况。公司只看成果，不看工时，根据工作成果向职工付酬，结果员工各个自觉自愿，在工作中自己管理自己，克制自己，从而达到良好的工作效果。
索尔公司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主要是其管理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通过看成果和实效的管理方式，使员工达到了一种自觉，而正是这种自觉产生了巨大的工作热情。
人必须有克制自己的能力，通过克制自己不好的行为和想法，从而达到自觉的境界。自觉的主动的工作态度对工作和员工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现实生活中，对待工作和事业，有的人充满热情、积极主动；有的人却马马虎虎、消极被动。这种态度上的差别，往往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密切相关。从一定角度看，能不能够克己复礼，关键就在于员工是不是达到了自觉。
因为态度的不同，同样的工作，会干出不一样的效果；而干同样工作的人，也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收获。任何工作，自觉与否，效果大不相同。
自觉，不仅能激发出主体的创造热情和力量，而且可以保证动在正确思想的支配下进行，从而有效地实现目标。不自觉，懵懵懂懂、茫然无措、毫无创见，不但事倍功半，还可能会造成损失。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守，既需要外在力量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只有克己才能达到复礼的理想的管理境界。
二、道、刑、礼是管理的金规则《论语·为政第：》子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一位官员对孔子说：“勤于给花草施肥浇水。如果它们茁壮成长，你将会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如果它们不成材，就把它们剪掉，这就是管理需要做的事情。”
孔子会心地一笑，说道：“我认为，管理的三条金规则就是德、礼、刑，就是道德、礼法制度和惩罚的措施的综合运用。”
孔子继续说道：“管理其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针，一种是用各种规章制度去约束人们，人们只是为了免于出现错误的行为而遭到惩罚。但是，从内心的角度看，久而久之，人们的廉耻之心就逐渐地丧失。另外的一种管理的方针就截然不同了，那就是用道德来教化人们，然后再用合理的制度进行规范，使人们的行为完全合乎道德的要求。这样，人们不仅会有羞耻心，而且，遵守制度就会成为他们自觉的行为。”
那位官员听了连连点头说：“道德教化比单纯惩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员工遵守规矩，又能提高员工的自觉性。这说明了用道德管理企业与用制度管理企业的区别。”
孔子说：“人的要求是多层次的，制度的管理只是最低层次的要求，因此，制度对员工的管理以及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管理一旦制度化就变得僵硬，用死的东西去管活的人不一定有效。企业管理应该把握好德、礼、行三方面的关系，具体实施起来，就会有很多的方面要加以关注了。”
首先，“德”与“刑”并用是管理成功的条件，这两种方法，各具用途，必须并重，相济为用。秦代速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其重刑极权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行政管理，使老百姓痛苦难熬，这完全背离了从前古代尧舜立法设刑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害，尊主安民”的宗旨。
东汉末年，曹操善于运用“德”与“刑”兼顾的方法管理政务，导致袁绍与曹操之问力量对比的转化。最早看出这个变化趋势的便是曹操的谋士郭嘉。他认为曹操的实力虽然暂时不如袁绍，但从长远来看，曹操一定能吞掉袁绍。
谋士郭嘉对曹操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他说：“袁绍的管理有十种弊端，主公的管理有十种优势，虽然目前袁绍兵力强大，但是不足以畏惧。袁绍靠僵化的制度管理，而主公体恤部下实施人性化管理，这是管理方法上的胜利；袁绍逆历史潮流而动，主公的行为顺应了民意，这是在义理上的胜利；桓帝、灵帝以来，行政失于宽泛，袁绍也有管理松散的弊端，主公确不断加强管理，这是治理上的胜利；袁绍表面上宽大而内心狭隘，所任用的干部多亲戚，而主公勤俭而开明，用人唯才，这是修养上的胜利；袁绍多谋但缺少决断的气魄，主公如果有了一定的目标就坚持实施，这是谋略的胜利；袁绍沽名钓誉，主公以至诚待人，这是德行的胜利；袁绍对于亲近他的人就比较关心，却忽视了不和他亲近的人，主公对于人的关心却无不周到，这是仁德的优势；袁绍喜听谗言，而小人在主公面前是行不通的，这就是明智的胜利；袁绍是非混淆，主公法度严明，这是制度上的胜利；袁绍虚张声势，不知用兵的方法，主公却能以少克众，用兵如神，这是武力上的胜利。主公有此十胜，打败袁绍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谋士郭嘉对曹操论述了一定能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袁绍所作的一番说明，虽然在内容上不乏一些溢美之词，但中心非常明确，那就是，曹操对于军队和行政的管理，完全实现了孔子所说的管理的三个金规则，就是德、礼、刑的综合利用。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完全是正确的。曹操终于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多的敌人袁绍，从此巩固了自己在三国征战中的优势地位。
公平性是员工管理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正是德、礼、刑的综合运用。
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道，各地纷纷起兵反隋。镇守太原的唐公李渊，也与恭帝义宁在太原起兵。李渊反对隋炀帝的荒淫无道，出师有名，可称为有“德”。李渊对所属将士不分贫富贵贱，都以义士相称，使全军上下相处气氛融洽，可称为有“礼”。在行军作战中，部队纪律严明。中途见到瓜果蔬不付钱不吃，偶尔有个别士兵偷吃瓜果，一经发现，立刻寻找失主，按价付款，可称为有“刑”。另一方面，对因饥渴而偷窃的人也不予深究，正是“德、礼、刑”的综合运用。因此，不但军内关系更加和睦，而且深得民众称颂，将士们一个个都同舟共济，奋勇作战。
李渊率军一战取胜，攻克霍邑，为向长安进军打通了道路。进入霍邑城中，立即下令各部评议军功，奖励义士。
这时，有些军吏提出疑问说：“军中虽不分贵贱统称义士，可是这义士里面有主有奴，有贫也有富，包含着许多等级。奖励军功，该怎么去奖呢？难道都平等对待吗？”
这个影响部队内部关系的重大政策问题提出后，使李渊感到十分为难。他觉得军吏提出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道理。
古往今来，将是将，卒是卒，将卒不分的前例，他还真不曾听说过。可他转念一想，在我身边英勇作战，屡建功勋的钱九陇和樊兴等人都是奴隶出身，难道能够埋没他们的功劳吗？军中应募参军的奴隶为数众多，而且作战都十分英勇，如果在奖励军功中不能一视同仁，必将使他们觉得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真正的回报，导致他们心灰意冷，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权衡利弊，李渊当众宣布：“两军交战，刀枪弓矢不分贫富贵贱，而拿这些刀枪的人怎么能分贵贱呢？必须一视同仁，不分主奴，论功行赏！”号令一出，全军上下无不雀跃欢腾。
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但进一步增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而且在民众中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人民踊跃来参加李渊的军队，使部队迅速扩大，为进军关中造成了更为有利的形势。这一切都是李渊切实实行“德、礼、刑”并重的成果，由此形成了“平等公正”团队精神。
事实上，任何不公正的待遇都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情绪。取得同等成绩的员工，一定要获得同等层次的奖励；同理，犯同等错误的员工，也应受到同等层次的处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趣管理者宁可不奖励或者不处罚，也许还能获得员工的感激之情。
管理者在处理员工问题时，一定要有一种公平的心态，不应有任何的偏见和喜好，不能有任何不公的言语和行为。员工只要存有不平的心态，就不可能全心全力地投入工作。
三、建立管理制度不能削足适履《论语·八佾第三》或问稀之说，子日：“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孔子关于举行稀祭的规定。孔子说：“我不知道。知道这种规定的人，对治理天下的事，就会像把这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吧！”孔子一面说着，一面指着自己的手掌。
稀，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在春秋之前的兴盛的周朝，这种稀祭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规定。孔子自己都认为对于这种祭祀活动的道理和规定也不十分清楚。孔子认为，如果能搞把这套规定搞清楚了，管理一个国家，就像把一件东西放到手掌之上这么容易。
孔子通过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礼法制度的重要性。要想培理好一个企业，首先要建立健全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显然是企业管理成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像孔子所推崇的稀祭的制度一样的完备的话，治理好一个国家都没有问题，更何况管理一个企业呢？
当前的中国，还处在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的阶段，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思想可以说是色彩缤纷，让管理者们眼花缭乱。到底哪一种管理制度和模式适合自己企业的管理和发展的实际情况？管理者们面对汗牛充栋的管理科学图书，茫然不知所从。
关于怎样建设管理制度，有一个“七人分粥”的寓言故事。在茫茫的大海上，一艘船触礁失事，有七个人拼尽全力，游到一个岛上。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七个人生存的唯一食品来源是在他们逃出来的时候带来的一桶粥。如何分这获取生命维系所需要的粥。成为七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们先后采取了如下办法：
最初，他们推选一个人负责每天的分粥。但是，其他六个人很快发现，负责分粥的主持人给自己的多。换一个人也同样如此。他们认为，这种分粥制度不好。因为谁掌握分粥的权力，都会以权谋私。
经过协商，他们把分粥的制度改为“轮流坐庄”，每个人负责主持一天。这种办法表面上平等了，实际上谁主持分粥的那天，都是自己的粥多，而别人的粥少。
于是他们又换一种分粥办法，决定成立分粥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这种分粥制度实行后，虽然公平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监督小组与领导小组经常意见不一致，开会扯皮，互相指责，争论不休。等到意见统一后，热粥早已变成凉粥。这种分粥制度又产生了效率问题。
究竟怎样解决分粥问题呢？他们经过多次试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分粥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这种分粥办法是：每人轮流负责主持一天，但有一个限制条件，即谁主持分粥时必须最后一个领粥。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却意想不到地使大家都满意。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如果自己分粥不均匀，剩下最少的肯定归自己。这就迫使每个人把七碗粥分均匀。
从这个故事可以领悟到，一个适合的制度才是一个好的制度。管理者应该学会如何运用制度管理，并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在制定企业制度的过程中，管理者需要特别注重“适用性”，即真正适用于自身。适用的制度才是最好的，而不能做那种“削足适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