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道源流
茶道，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被认为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唐朝《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现存文献中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在唐朝寺院僧众念经坐禅，皆以茶为饮，清心养神。当时社会上茶宴已很流行，宾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动中，品茗赏景，各抒胸襟。唐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作了非常生动的描绘。
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很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茶宴已有宫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和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南宋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荣西首次将茶种从中国带回日本，从此日本才开始遍种茶叶。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到我国浙江省余杭县的径山寺求学取经，学习了该寺院的茶宴仪程，首次将中国的茶道引进日本，成为中国茶道在日本的最早传播者。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直到日本丰臣秀吉时代（公元1536～1598年，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举起了“茶道”这面旗帜，并总结出茶道四规：“和、敬、清、寂”。显然这个基本理论是受到了中国茶道精髓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仍源于中国。
中国的茶道早于日本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该领域中不断实践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没有能够旗帜鲜明地以“茶道”的名义来发展这项事业，也没有规范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以至于使不少人误以为茶道来源于他邦。中国的茶道可以说是重精神而轻形式。有学者认为必要的仪式对“茶道”的旗帜来说是较为重要的，没有仪式光自称有“茶道”，虽然也不能说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称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终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简单得来只要两个动作就可以了：放茶叶、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仪式又过于复杂或是过于讲究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会把日常的这件小事搞得如此复杂。
事实上中国茶道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以茶修身养性的发明和仪式的规范，而是更加大胆地去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将茶与中药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地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强，并使之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魅力所在。
有人说，西方人性格像酒，火热、兴奋但也容易偏执、暴躁、走极端，动辄决斗，很容易对立；中国人性格像茶，总是清醒、理智的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著持久，强调人与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共同进步。这话颇有些道理。
表面看，中国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其形式与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灯孤寂，在于明心见性；道家茗饮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生；儒家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也许有人要问，无论意境和价值取向不都是很不相同吗？
其实不然。这种表面的区别确实存在，但各家茶文化精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和谐、平静，实际上是以儒家的中庸为提携。
与无边的宇宙和大千世界相比，人生活的空间环境是那样狭小，因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便难免有矛盾冲突。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在西方人看来，就是要直线运动，不是你死，便是我活，水火不容。中国人不这么看。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己、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
陆羽创中国茶艺，无论形式、器物都首先体现和谐统一。他所作的煮茶风炉，形如古鼎，运用《周易》思想为指导，而《周易》被儒家称为“五经之首”。陆羽除用易学象数原理严格定风炉的尺寸、外形，还运用了《易经》中三个卦象：坎、离、巽，来说明煮茶包含的自然和谐的原理。坎在八卦中为水；巽在八卦中代表风；离在八卦中代表火。陆羽在三足间设三窗，于炉内设三格，三格上，一格书“翟”，翟为火鸟，然后绘离的卦形；一格书坎，绘坎卦图样；另一格书“彪”，彪为风兽，然后绘巽卦。陆羽说，这是表示“风能兴火，火能煮水”。故又于炉足上写下：“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
在中国茶文化中，处处贯彻着和谐的人文精神。宋人苏汉臣有《百子图》，一大群娃娃，一边调琴、赏花、欢笑嬉戏，一边拿了小茶壶、茶杯品茶，宛如中华传统的大家庭，孩子虽多并不打架，而能和谐共处。至于直接以《同胞一气》命名的俗饮图，或把茶壶、茶杯称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达了这种亲和态度。中华民族亲和力特别强，各民族有时也兄弟阋墙，家里打架，但总是打了又和。遇外敌入侵，更能同仇敌忾。清代茶人陈鸣远，造了一把别致的茶壶，三棵老树虬根，用一束腰结为一体，左分枝出壶嘴，右出枝为把手，三根与共，同含一壶水，同用一支盖，不仅立意鲜明，取“众人捧柴火焰高”、“共饮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朴拙中透着美韵。此壶命名为“束柴三友壶”，主题一下被点明。
中国历史上，无论煮茶法、点茶法、泡茶法，都讲究“精华均分”。好的东西，共同创造，也共同分享。从自然观念讲，饮茶环境要协和自然，程序、技巧等茶艺手段既要与自然环境协调，也要与人事、茶人个性相符。青灯古刹中体会茶的苦寂；琴台书房里体会茶的浓韵；花间月下宜用点花茶之法；民间俗饮要有欢乐与亲情。从社会观说，整个社会要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友谊。茶壶里可装着天下宇宙，壶中看天，可以小中见大。
二、茶道之美
茶道贵乎简约之美。简者，简易也；约者，俭约也。茶道的俭约化与简易化，两者密切相关连着：俭约必简易；简易必俭约。此种简约之美，恰恰正是中国茶道的优良审美传统的一大特色。
若问，这种简约之美，它是在什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呢？
我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风尚之间彼此殊异和彼此消长的状况，这两种风尚就是尚酒的奢靡之风与尚茶的俭约之风。两者由于各自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迥乎其异的物质效应与精神效应，因而也就不能不迫使人们对之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与选择。
且看其时南北朝廷频频颁布的禁酒令：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以岁饥，禁酒。（引自《晋书·安帝本纪》）
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兴、义兴大水，断酒。（其后待到元嘉二十年、二十一年，则又在局部地方颁禁酒令。）（引自《宋书·文帝本纪》）
河清四年（公元656年）二月壬申，以年谷不登，禁沽酒。（引自《北齐书·武成帝本纪》）
太安四年（公元458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引自《魏书·刑罚志》）
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颁的禁酒令中，更有极其严酷的刑罚，谓：“酿、沽、饮，皆斩之。”（引自《魏书·刑罚志》）
由此可见，不论酿酒，卖酒，还是饮酒，竟一概都犯了杀头之罪，其严酷程度若此。于是，作为对于尚酒之风的一种社会抵制，包括物质抵制和精神抵制，文明而俭约的尚茶之风便就此悄然兴起。与之同时，茶树的种植，则亦由长江流域的上游而扩展延伸到了中游并下游一带，处处茶园，葱茏生色。特别是在江南的那些产茶区域境内，大大小小茶园更是举目可见，包括有官家茶园、私家茶园、道观茶园、寺院茶园，弥谷披冈，景象不凡。其时尚茶之风，不仅使市井民众深受浸染，而且多少朝廷官吏，以及文人、隐士之辈，也被席卷其中，竞相饮茶。当初，文人、隐士圈内本来是盛行着一种酒佐清谈的世风，其因为在乱世的恐怖政治氛围笼罩之下，他们不得不整日价嗜酒以逍遥遁世，醉饮以浇愁释闷，或者借酒以抒悲怀，或者借酒以寄叹息。而后来，当禁酒令频频颁布之后，他们这才开始转而结缘于茶，从而便也养成了茶佐清谈的世风，这就更使其表现出了道家的审美情怀和人生态度。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不施铺张、不设盛馔、佐以瓜果、伴以清谈的小型茶果宴，蕴含有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这个审美特色。
当然，毋庸讳言，中国茶道的审美取向亦有其复杂而曲折的历史。例如我国历史上的宫廷茶道和贵族茶道，尤其是唐代以后的宫廷茶道和贵族茶道，就恰恰是跟中国茶道的简约之美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它们追求的是森严的礼仪，既有百般繁缛的程式，又有百般豪奢的排场，还奉行那套不堪斯文、蹂躏文明的跪拜之礼。这些弊端全然有悖于中国茶道崇尚简约之美的优良审美传统。无怪乎历代宫廷茶道和贵族茶道，尽管堂皇之至，威风之至，然而却毕竟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终于随着封建王朝及其封建社会制度被彻底消灭，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现代文明淘汰或取替。
而相比之下，中国城乡遍布的那种饮之随意、行之简易且俭约的庶民茶道，尤其是明代以来普遍推行的撮泡茶这种即冲即饮的茶道俗风，恰恰就更体现出了富有自然之美和简约之美的这个审美传统特色。这是中国茶道文化富有顽强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一个突出表现。
三、茶道之礼
中国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现代人一提起“礼”，便想起封建礼教、三纲五常。其实，儒家思想中的礼，并不都是坏的，比如敬老爱幼、兄弟礼让、尊师爱徒，便都没有什么不好。
人类社会是一架复杂无比的大机器，先转哪个把手，哪个轮子，总要有个次序。中国人主张礼仪，便是主张互相节制、有秩序。茶使人清醒，所以在中国茶道中也吸收了“礼”的精神。
南北朝时，茶已用于祭礼，唐以后历代朝廷皆以茶兴社稷、旺宗庙，以至朝廷进退应对之盛事，皆有茶礼。宋代宫廷茶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便是朝廷茶仪，朝廷春秋大宴皆有茶仪。宋徽宗作有《文会图》，无论从徽宗本身的地位或这幅画表现的场景、内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的寻常茶会。图的下方有四名侍者分侍茶酒，茶在左，酒在右，看来茶的地位还在酒之上。巨大的方案可环坐十二个位次，宴桌上有珍馐、果品及六瓶插花，树后石桌上有香炉与琴。整个宴会环境是在阔大的厅园之中，决不似同时期书斋捧茶，或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那样自在闲适。由此可见，文人以茶为聚会仪式，或朝廷亲自主持文人茶会已是日常性的活动。所以，在《宋史·礼志》、《辽史·礼志》中，到处可见“行茶”记载。《宋史》15卷《礼志》载，宋代诸王纳妃，称纳彩礼为“敲门”，其礼品除绢、酒、彩帛之类外，还有“茗百斤”。这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是一种必行的礼仪。
自此以后，朝廷举行会试有茶礼，寺院有茶宴，民间结婚有茶礼，居家茗饮皆有礼仪制度，方丈以茶礼为丛林清修的必备礼仪。《家礼仪节》中，茶礼是重要内容。元代德辉的《百大清规》中，十分具体地规定了僧人出入茶寮的规矩。如何入蒙堂，如何挂牌点茶，如何焚香，如何问讯，主客座位，如何点茶、起炉、收盏、献茶，如何鸣板送点茶人……规定十分详尽。至于僧堂点茶仪式，同样有详细规定。这可以说是影响禅宗茶礼的主要经典，但同样也影响了世俗茶礼的发展。明人丘溶的《家常礼节》更深刻地影响着民间茶礼，甚至影响到国外，如韩国至今家常礼节仍重茶礼。
茶礼过于繁琐，当然使人感到不胜其烦，但其中贯彻的精神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如唐代鼓励文人奋进，向考场送“麒麟草”，清代表示尊重老人举行“百叟宴”，民间婚礼夫妻行茶礼表示爱情的坚定、纯洁，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然，茶礼中也有陈规陋俗，如旧北京有些官僚，不愿听客人谈话了便“端茶送客”，就是官场陋俗。
但总而言之，茶礼所表达的精神，主要是秩序、仁爱、敬意与友谊。现代茶礼可以说是把议程简约化、活泼化，而“礼”的精神却加强了。无论大型茶话会，或客来敬茶的“小礼”，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好礼的精神。
四、茶道精髓
中国人视道为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宇宙、人生的法则、规律，所以，中国人轻易不言道，不像日本茶有茶道，花有花道，香有香道，剑有剑道，连摔跤搏击也有柔道、跆拳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茶道在中国文化中往往没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而要靠个人凭借自己的悟性去贴近它、理解它。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例如，《封氏闻见记》中云：“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尽管“茶道”这个词从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华辞典》、《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中均无此词条。那么，什么是茶道呢？
我国学者对茶道的解释受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影响，“茶道”一词从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他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直到近年对茶道见仁见智的解释才热闹起来。
吴觉农先生认为：茶道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因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
庄晚芳先生认为：茶道是一种通过饮茶的方式，对人民进行礼法教育、道德修养的一种仪式。庄晚芳先生还归纳出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为：“廉、美、和、敬”，他解释说：“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
陈香白先生认为：中国茶道包含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道引导七种义理，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是“和”。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陈香白先生的茶道理论可简称为“七艺一心”。
周作人先生则说得比较随意，他对茶道的理解为：“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台湾学者刘汉介先生提出：“所谓茶道是指品茗的方法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