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读《茶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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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茶亦有道(3)

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到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而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中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中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全身心投入茶事中,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著之以文传播茶艺;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得酩酊大醉,头脑发胀,手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茶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成,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

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入仕”的士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士,以及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才俊、青楼歌妓、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闲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人生之真谛。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间,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

“雅”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品茗之趣;

二是茶助诗兴;

三是以茶会友;

四是雅化茶事。

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一种文化。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术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又形成其他几个流派。所以说是中国的“士”创造了中国茶道,原因就在此。

禅宗茶道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了不朽之功劳。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举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

“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饮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仝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士显然是化名,以“居士”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自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自小就跟着智积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更主要是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这三条皆是经验之谈。

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士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3个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即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这些原因合在一起,使得茶成了佛门的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屯溪绿茶曾名松萝茶,由一位佛教徒创制。明代冯时可于《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武夷岩茶与龙井齐名,属乌龙茶系,有“一香二清三甘四活”之美评,其中又以“大红袍”为佳。传说崇安县令久病不愈,和尚献武夷山茶,这位县官饮此茶后竟出了奇事,百病全消。为感激此茶济世活人之德,县官亲攀茶崖,把一件大红袍披于茶树之上,故此茶以“大红袍”名之。不论此说是否合情理,武夷茶与佛门有缘则是真实无伪的。安溪铁观音“重如铁,美如观音”,其名取自佛经。普陀佛茶产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僧侣种茶用于献佛、待客,直接以“佛”名其茶。庐山云雾原是野生茶,经寺观庙宇的僧人之手培植成家生茶,并进入名茶系列。别说产于中国的茶,就是日本的茶也是由佛门僧人由中国带回茶种在日本种植、繁衍的。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天台雁荡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应灵县金山号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

世俗茶道

茶是雅物,亦是俗物。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于商场,染几分铜臭;行于戏场,染几分脂粉气;行于社区,染几分市侩气;行于家庭,染几分小家子气。熏得几分人间烟火,焉能不带烟火气。这便是生发于“茶之味”以“享乐人生”为宗旨的“世俗茶道”,其中大众化的部分发展前景可观。

当茶进入官场,与政治结缘,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悲壮的、伟大的、渺小的、光明的、卑劣的历史话剧。

唐代,朝廷将茶沿丝绸之路输往海外诸国,借此打开外交局面。都城长安能成为世界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茶亦有一份功劳。太宗时,文成公主和亲西藏,带去了香茶,此后,藏民饮茶成为时尚,此事在西藏传为历史美谈。文宗李昂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为抗议榷茶制度,江南茶农打死了榷茶使王涯,这就是茶农斗争史上著名的“甘露事变”。

明代,朝廷将茶输边易马,作为杀手锏,欲借此“以制番人之死命”,茶成了明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

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趁机输入湖茶,并作为一项固边的经济措施。

清代官场钦定有特殊的程序和含义,有别于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在隆重场合,如拜谒上司或长者,仆人献上的盖碗茶照例不能取饮,主客同然。若贸然取饮,便视为无礼。主人若端茶,意即下了“逐客令”,客人得马上告辞,这叫“端茶送客”。主人令仆人“换茶”,表示留客,这叫“留茶”。

茶作为有特色的礼品,人情往来靠它,挖门子搭桥铺路也得靠它。茶通用于不同场合,成事也坏事,温情又势利,茶虽洁物亦难免落入染缸,常扮演尴尬角色,但借茶行“邪道”,罪不在茶。

茶入商场,又是别样面目。在广州,“请吃早茶”是商业谈判的同义语。一盅两件,双方边饮边谈。隔着两缕袅袅升腾的水汽打开了“商战”,看货叫板,讨价还价,暗中算计,价格厮杀,终于拍板成交,将茶一饮而尽,双方大快朵颐。没茶,这场商战便无色彩,便无诗意。只要吃得一杯早茶,纵商战败北,但那茶香仍难让人忘怀。

茶入江湖,便添几分江湖气。江湖各帮各派有了是是非非,不诉诸公堂,不急着“摆场子”打个高低,而多少讲点江湖义气,请双方都信得过的人物出面调停仲裁,地点多在茶馆,名叫“吃讲茶”。

茶道进入社区,趋向大众化、平民化,构成社区文化的一大特色。如城市的茶馆就很世俗,《清稗类钞》记载:京师茶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注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茶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

民国年间的北京茶馆融饮食、娱乐为一体,卖茶水兼供茶点,还有评书茶馆,说的多是《包公案人》、《雍正剑侠》、《三侠剑》等,顾客过茶瘾又过书瘾;有京剧茶社,唱戏者有专业演员也有下海票友,过茶瘾又过戏瘾;有艺茶社,看杂耍,听相声、单弦,品品茶,笑一笑,乐一乐。

文人笔下的茶馆虽不甚雅,却颇有人间烟火气,在老残先生的“明湖居茶馆”,可欣赏鼓书艺人王小玉的演出;在鲁迅先生的“华老栓茶馆”里可听到杀革命党的传闻并目睹华小栓吃人血馒头的镜头;在沙汀先生的“其香居茶馆”可见到已成历史垃圾的袍哥、保甲长、乡绅之流;在老舍先生的“茶馆”里你更可见到1889年清末社会各色人等,比如闻鼻烟的、玩鸟的、斗蛐蛐的、保镖的、吃洋教的、特务、打手……最后是精明一生的王掌柜解下腰带无奈地了其一生……总之,一个小茶馆几乎就是人间社会的缩影。

茶叶进入家庭,便有家居茶事。清代查为仁《莲坡诗话》中有一首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

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茶已是俗物,日行之必需。客来煎茶,联络感情;家人共饮,同享天伦之乐,茶中有温馨。茶道进入家庭贵在随意随心,茶不必精,量家之有;水不必贵,以法为上;器不必妙,宜茶为佳。富贵之家,茶事务求精妙,可夸示富贵、夸示高雅,不足为怪;小康之家不敢攀比,法乎其中;平民家庭纵粗茶陶缶,只要烹饮得法,亦可得茶趣。

综上所述,茶作为俗物,由“茶之味”竟生发出五花八门的茶道,可叫官场茶道、行帮茶道、商场茶道、社区茶道、平民茶道、家庭茶道,茶中有官气、有霸气、有匪气、有江湖气、有市侩气、有脂粉气、有豪气、有小家子气,这一切都发端于“口腹之欲”,其主旨是“享乐人生”,非道非佛,更多儒学的内蕴。将其完整化、系统化,我们可概称为“世俗茶道”。

进入80年代,生活节奏加快,市面出现了速溶茶、袋泡茶。城市里最便民的还是小茶馆,饮大碗茶,花钱少,省事,是最经济实惠的饮料。小茶馆和卖大碗茶的增多使饮茶的富贵风雅黯然失色。中国老百姓最欢迎的还是世俗茶道(主要指大众化茶道)。中国人在,茶道在,但茶道不再复现明清时代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