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归隐，一方面是他爱好自由的天性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陶渊明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言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开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屡伸而不能已者也。”
陶渊明在这里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正直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而且长期的政治动乱，致使魏晋以来“名士少有全者”，要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
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笔下的《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
按照文章所描绘，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桃花源外是一片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环境十分优美，引人入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小山口进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那里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间道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村合中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男男女女正在田间辛勤劳作，老人和小孩在一边怡然自乐。整个桃花源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生活上，桃花源人也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相勉励，努力耕种。桑竹繁茂，五谷能够及时种植，不违农时。到了收获季节，他们也能够“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所有的收获都归自己所有，而不必交那些繁重的苛捐杂税。此外，这里没有兵丁、官吏，完全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共同劳作、酷爱自由、崇尚人性，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诈，这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根本实现不了的。陶渊明知道在一个充满着阴谋、屠杀、战争的社会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种奢望，于是便隐居起来，希望在他隐居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能找到心灵的安宁。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每天都做些什么呢？从他归隐之后所作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此时的陶渊明醉心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只是好景不长，由于战乱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歉收，陶渊明的生活极为贫困。他四十四岁那年，居所失火，此后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连生计都发生了问题，但他依然不肯苟且，正如他在（《自祭文》中所说：“宠非己荣，涅岂吾缁？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享年六十三岁。因此，陶渊明的一生，正如《素书》中所说：“如其不遇，没身而已。”陶渊明虽怀绝世之才，但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他并没有为了施展自己的才能，去蝇营狗苟，而是毅然选择了“抱道而终”。我们说，像陶渊明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贤人君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智慧金言】
世人都被成功后的荣光刺花了眼，而看不到成功之前的寂寞与无奈。大凡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无不经过长久不鸣的寂寞。成功者都熟悉寂寞，都珍惜寂寞，并在寂寞中执著地追求成功。耐得住寂寞，承载过无奈的人，才有可能收获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潜居抱道”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智者要顺势而行，乘势而上
【原典】
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注曰：“养之有素，及时而动；机不容发，岂容拟议者哉？”
王氏曰：“君臣相遇，各有其时。若遇其时，言听事从；立功行正，必至人臣相位。如魏征初事李密之时，不遇明主，不遂其志，不能成名立事：遇唐太宗圣德之君，言昕事从，身居相位，名香万古，此乃时至而成功。事理安危，明之得失；临时而动，遇机会而行。辅佐明君，必施恩布德；理治国事，当以恤军、爱民；其功足高，同于前代贤臣。不遇明君，隐迹埋名，守分闲居；若是强行谏诤，必伤其身。”
【解读】
有充分心灵准备的人，一旦风云际会，就能够乘势而上，开创一番大事业，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愿。假如准备了一生而没有机会该怎么办呢？那也不吃亏呀，你只是没有成就事业而已，但你依然可以做一个道德高尚、受社会尊敬的人。
纵观历史上的成功人物就会发现，成功永远没有偶然，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漫长的准备，主要是心灵的修炼。机会永远不找无准备之人。诸葛亮隐居隆中时，虽身在山野，却心系着天下，天下大事，早已了然于胸，这才有了“隆中对”。如果他只是尽心山水，玩花伺草，肯定没有后来的烽火三国。
有了准备并不能保证你一定成功，诸葛亮如果不是赶上当时的社会时局，他也就是“没身而已”。可见机遇、局势对于有志者的重要性。孟子曾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虽然有智慧，不如赶上一个好时机。虽然有一把子力气、有种田的锄头，那也不如等待风调雨顺的年景。
【活学活用】
“得机而动”，就能成为博弈强者
陶渊明抱道而终，是因为没有遇到明主，没有碰到好的时候。那么，一旦机会降临，明主出现，这个时候，贤人君子应该怎么办呢？《素书》告诉我们，应该“时至而行”，“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成绝代之功”。在人生的博弈舞台上，谱写出精彩的篇章。历史著名人物魏征，开始时跟随李密反隋，但因为李密并非明主，所以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后来遇到唐太宗，全力辅佐终于功成名就，得以“立骄人之功，成千古美名”。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县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落魄失意，但志向远大，学贯古今。
隋末天下大乱，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响应李密，命魏征主管文书。李密每次接到元宝藏的文字，总是称赞不已，后来听说是魏征所写，立即将他召来。不过，李密识才却不会用才，魏征给他进献了十条计策，都未能被其采纳。王世充进攻洛口，魏征去见长史郑颋，对他说：“魏公虽然突然取胜，但死伤了许多精兵猛将。此外，其仓库里没有财物，将士们打了胜仗也得不到奖赏。就因为这两条，军队就无法再出战了。如果我们深挖壕沟、加固营垒，长期坚持下去，贼军粮食吃光了，肯定会逃走，那时我们再追击，这才是取胜的好办法。”而郑颋却说：“这都是老生常谈了！”魏征听他这样说，心中感到很失望，便不辞而别。
后来，魏征随同李密归附唐军，一起来到京师长安，因为终日碌碌，就主动提出去安抚山东地区。当时，李勣还在反唐，魏征便写信给他说：“当初魏公李密因叛兵而起兵，振臂一呼，就聚集几十万人马，他的声威达到了全国的一半地区，但一朝失败就萎靡不振，最终入关归附了唐朝。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天命已经有所归属了。现在您处在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早点确定自我保全的办法，大势一去便无法挽回了！”李勣收到信后，就拿定了主意归附唐朝，并调拨大量军粮供应淮安王李神通的部队。
窦建德攻破黎阳，俘获了魏征。窦建德兵败后，魏征被太子李建成任命为太子洗马。魏征见秦王李世民的军功最大，曾暗中劝太子早点确定对策。李建成失败后，李世民责问魏征：“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兄弟互相争斗？”魏征回答：“太子要是早点听我的话，就不会在今天的祸事中死去了。”秦王见他敢于直言，对他很是器重，登基后，拜魏征为谏议大夫。
河北有一些曾为太子李建成、巢王李元吉做过事的人，图谋发动叛乱。魏征向太宗报告道：“不向他们展示朝廷的大公无私，此等祸患就不能消除。”太宗说：“那就麻烦你去安抚和告知那些人吧！”在去河北的路上，魏征看到从前的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正被押往京师长安，就与副使商议道：“刚有诏书下达，对原东宫和齐王府的人一律免罪。现在又将李志安等人逮捕并押往长安，那谁能不心存疑虑呢？我们即使去宣布圣旨，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于是，就先放了李志安等人，然后再奏明朝廷。魏征从河北出使归来后，太宗很是高兴，与他的关系日渐亲密，有时甚至将他引入卧室，向他咨询天下大事。魏征认为太宗对自己的这种赏识是一辈子也难以碰到的，便将自己心里的想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总共提出了两百多条建议，没有不让太宗感到满意的。因此，太宗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兼任谏议大夫之职。
太宗的左右近臣里有人诋毁魏征偏袒朋友，太宗命温彦博负责考察、讯问这件事，结果与事实不符。温彦博认为：“魏征作为大臣，不能够著明形迹，远远地避开嫌疑，因此遭到了无端的诽谤，这是应当受到责备的。”太宗就命温彦博去责备魏征。魏征进见太宗，说：“我听说君主和臣子应当一条心，这叫做上下一体，难道可以抛弃主公，只注意形迹？如果上上下下全都这样，国家的兴盛和败亡就难以预料了。”太宗很吃惊，说道：“我已经懂得你的意思了！”魏征磕头道：“希望陛下让我成为良臣，而不要让我去做忠臣。”太宗问道：“忠臣和良臣有差别吗？”魏征说道：“后稷、契、皋陶是典型的良臣，龙逢、比干是典型的忠臣。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名，君主的名声得到传扬，子孙世代相传，福泽传之无穷；忠臣，自己遭祸被杀，君主陷于昏暴和罪恶，国家灭亡，君主的全家也被杀，只取得一个‘忠臣’的空名。这就是忠臣和良臣的区别。”太宗说：“说得好！”接着，太宗又问：“做君主的人，怎样才能贤明，犯什么样的过失才会昏庸？”魏征答道：“君主之所以贤明，在于能够听取多方的意见；君主之所以昏庸，在于偏听偏信。尧、舜两位君主大开四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好听的话和荒谬的行为，不能迷惑他们；秦二世躲在深宫之中，不出去体察民情，偏信赵高的话，天下人都逃亡和叛乱了，他也不知道；梁武帝偏听朱异的话，侯景即将破城，他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的话，盗贼遍布全国而自己却不晓得。所以说，如果君主能多方听取意见，奸臣就不能蒙蔽君主，而下情才能顺利上达朝廷。”
郑仁基有一个女儿，既漂亮又有才华，皇后请求皇帝将她纳入宫中，册封的典册都已经办好了。魏征知道郑仁基的女儿已经定有婚约，就向太宗进谏道：“陛下在楼台里居住，就应当让人民有居住的地方；陛下享用美味佳肴，就应让民众能吃饱肚子；陛下看到身边的嫔妃，就应让百姓有家室。如今郑仁基的女儿已经许配他人，陛下却要把她纳进后宫，难道是百姓父母的做法吗？”太宗听后，深深地责备自己，立即下诏停止册封。
太宗登基后，曾感叹道：“现在正是大乱之后，国家真是难以治理！”魏征说：“大乱之后国家容易治理，就好比饥饿的人容易喂食一样。”太宗说：“前人不是曾经说过，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然后才能消灭残暴、去掉死刑吗？”魏征回答：“这不是圣哲之人说的。圣哲之人治理国家，其功效就如回声一般，一周年就可以见到成就，不算太困难。”封德彝却说：“并非如此。从夏、商、周三代以后，轻薄奸诈之风日渐厉害。秦代专门靠刑法来治国，汉代也很霸道，都想让天下大治却不能做到，它们并非是能够做到而不愿意这样去做。魏征只是一介书生，喜欢空谈大道理，只会使国家混乱，他的话不可以听信。”魏征反驳道：“五帝和三王并没有互换百姓再实行教化，实行的是帝道便成为‘帝’，实行的是王道便成为‘王’，关键是君主实行的是什么。黄帝赶走蚩尤，是经过七十次战斗才平息这次祸乱的，接着达到了无为而治的美好境界。九黎为害人民，颛顼帝发兵征讨，在打败九黎后就将国家治理得很好；夏桀昏乱，商汤将他流放；殷纣王残暴，周武王率军讨伐。商汤与周武王都在自己执政期间，使国家实现了太平。如果人们逐渐轻薄奸诈，再也不能回到淳朴的话，现在该是鬼魅的世界了，又怎么能教化他们昵？”封德彝无法反驳，但心里仍认为魏征的话不对。太宗却对魏征的话全部接受，毫不怀疑。贞观四年（630年），天下大治，少数民族的首领们改用汉族的衣冠，带着刀来京师戍卫；东到大海，南到南越五岭，百姓居家夜里不用关门；行人和商旅外出不用携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供应。太宗告诉文武百官：“这是我听从魏征的劝告实行仁义的成效啊！可惜封德彝已经去世，见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后来，太宗在丹霄楼设宴，席间他告诉长孙无忌：“魏征、王珪从前侍奉隐太子李建成、巢王李元吉，确实可恶，但我能放开旧怨而任用人才，可以说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征每次进谏，如果我不听从，我发了话他总不立即回应，这是什么缘故？”对此，魏征回答：“我认为事情不对，就要劝谏，如果陛下不肯听从而我又立即答复，我担心陛下会马上实行。”太宗说：“你先答应，再另找机会把问题提出来，难道不行吗？”魏征说：“从前舜曾告诫臣下：‘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去又另有话说。’如果我当面服从了，再另找机会提出来，这就是‘退下去又另有话说’，这并非后稷、契用来侍奉尧、舜的办法。”太宗大笑道：“有人讲魏征行为举止怠慢，我却只见到他的恭敬、顺从！”魏征又一次磕头谢恩说：“陛下引导我说话，我才敢这样；若非如此，我怎么敢多次冒犯陛下呢！”
贞观七年（633年），魏征出任侍中。当时，尚书省有一些案件久拖不决，太宗下诏命魏征负责处理。魏征虽然不太精通法律，但他根据大的原则，依照实际情况来处理，所以人人都很满意，太宗于是将他进封为左光禄大夫、郑国公。因为身体多病，魏征提出辞职，太宗说道：“金属在矿山里有什么珍贵？如果把它精心锻造成器物，人们这才把它看成宝贝。我正把自己比为金属，把您比作良工。您虽说有病，但尚未衰老，怎么可以就这样辞职呢？”
文德皇后下葬后，太宗在禁苑中建造了一座高楼，以眺望昭陵。有一次，他带着魏征一起登上去，魏征仔细远望后，说：“我的眼睛昏花，看不到什么。”太宗就指给他看，魏征问：“这不是昭陵吗？”太宗说：“正是”。魏征说：“我以为陛下在远望献陵，如果是昭陵，我原本就看得见。”太宗听到这儿，双眼垂泪，随即将这座高楼拆毁了。因为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墓，唐太宗只关注昭陵而不关注献陵，魏征才会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