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时，内阁草拟圣旨，都以“朕与厂臣”并称。皇上称呼他不称名字，称“厂臣”，这在几千年专制史上算是一大可惊可叹的事。这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疏，对魏忠贤歌功颂德，说什么：“厂臣心勤体国，念切恤民，莫不途歌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以祝寿。”祠，也叫祠堂，原是用来祭祀死去的祖宗或先贤圣哲、为国为民立了旷世恩德的人建的庙，历朝历代很少给活着的人建祠庙。然而，熹宗看了潘汝桢的奏折后，发下圣旨：“宜从所请，以垂不朽。”于是，为了魏忠贤不朽，潘汝桢花费民脂民膏在西子湖畔为魏忠贤建了一所规模宏大、豪华气派的生祠。熹宗为生祠赐额匾一块，上书“普德”二字，并命锦衣卫百户沈尚文等守护祠宇。从此，各地兴起了一股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怪风，一时生祠遍布天下，数不胜数。
应天巡抚毛一鹭在苏州虎丘造了生祠，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蓟州、密云建祠，宣大总督张朴建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抚曹尔桢在佛教圣地五台山建了一座生祠。更有甚者，生祠建在天子脚下、京城里面。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在北京宣武门外建祠，顺天府尹李春茂在宣武门内建祠。连太祖皇帝的孝陵旁边，也由守卫孝陵的卫指挥李之才建了一所金碧辉煌的魏公祠。
魏忠贤把建生祠当做衡量人们对他忠诚与否、服从与否的标准，许多官员因不肯建祠，或不愿向魏忠贤塑像叩拜而被处罚。蓟州守备因不肯随上司给九千岁生祠叩头，便受到严刑折磨，后来竟然被杀了头。
魏忠贤号称“九千岁”，他的荣华富贵到了连皇帝都不如的地步。正月三十是魏忠贤的生日，从正月十五开始，各色送礼祝寿的人就挤满了乾清宫内外。正月三十那天，给九千岁拜寿的山呼“千岁千岁千千岁”，更是响彻京城。
熹宗的驾崩使魏忠贤顿感大祸将至。八月二十二日，熹宗病死，年仅二十三岁。魏忠贤不愿信王朱由检继位，但有熹宗遗言在先，张皇后态度坚决，魏忠贤的党羽们面对此等大事，没有胆量做灭九族的大逆之罪行。魏忠贤预感到了将要大祸临头，但还想等一等，幻想或许会有办法实现野心。但是，熹宗驾崩当天，张皇后立即传下皇帝遗诏，命英国公张惟贤等迎立御弟信王入继大统。魏忠贤将熹宗驾崩的消息对外封锁了一天，直到第二天，才不得不向外宣告皇后懿旨：“召信王入继大统。”随后颁布熹宗遗诏，命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
八月二十四日，信王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明崇祯皇帝。新皇帝登基，九千岁魏忠贤送来四名绝色女子，这既是讨好又是迷惑，新皇帝不动声色地接收了下来，对魏忠贤试探性的辞职要求，他温言慰勉留任；对客氏提出从宫中迁出的事，他顺水推舟地予以批准；对一些出于各种动机的朝官上疏弹劾魏氏同党之事，他反而下旨斥责上疏的人“轻诋”。
十月十三日，阉党分子云南御史杨维垣一面上疏弹劾魏忠贤最亲信的走狗、人称“五虎”之首的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移浊”，一面又为魏忠贤大唱赞歌。然而，崇祯帝下旨谴责杨维垣“率意轻诋”，对奏章中提出的崔呈秀的种种劣行恶迹不予追究。几天后，杨维垣再次上疏弹劾这位阉党的骨干分子，一面指责崔呈秀“通内”，一面又继续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出人意料的是，崇祯帝这时令崔呈秀静听处分。两日后又下诏免掉崔呈秀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职，并令他离开北京，回原籍守制，消除魏忠贤的左膀右臂。
这时，官吏被长期压抑的怨气如火山爆发似的喷泄而出，有人开始将矛头直指魏忠贤。崇祯帝依然未置可否。面对众人的揭露和抨击，魏忠贤以为皇帝的沉默是出于先帝嘱托所致，居然跪到崇祯那里哭诉，皇帝则温言加以劝慰。魏忠贤为了避免像刘瑾那样束手就擒的事情重演，在天启元年时，就经熹宗允许建立了“内操”，从太监中选拔士兵，由太监任将校，驻扎于紫禁城中，隶属司礼监和东厂，成为魏氏的私人军队。崇祯帝对这支太监部队还是很有顾忌的。为了解决这支“阉军”，崇祯帝下令内操兵全部出宫，赴兵部领取赏银。“阉军”们兴高采烈地到兵部衙门领赏时，皇上旨意到了，命令立即解散“内操”，所有人员一律遣散，不许入宫。魏忠贤这支保驾亲军，兵不血刃地就被崇祯帝解决了。
十月二十六日，官卑职低的浙江海盐县监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十大罪状。崇祯读了此文，不禁击节赞赏，立即召见魏忠贤听内侍朗读。魏忠贤只好找到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低三下四求情，徐应元给他出了个主意，给皇帝上疏，辞去总督东厂太监之职，以暂避锋芒。崇祯帝接到魏忠贤引疾辞爵的辞疏，下旨准奏，并下诏削夺魏忠贤亲属魏良卿、魏良栋、魏鹏翼等的爵号职务。没等魏忠贤反应过来，又下旨于十一月初一日勒令魏忠贤到凤阳祖陵司香，将其赶出紫禁城，打破了他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如意算盘。后来得知徐应元受贿勾结魏忠贤之事，崇祯帝也将徐应元贬到显陵当差，赶出了皇宫，终生不得进宫。魏忠贤操持国柄七年之久，党羽鹰犬遍布天下，如今被贬凤阳，九千岁威风仍不减。他出京赴凤阳时，随从死党卫队达千余人，个个身佩武器，押着满载珍宝金银的四十辆大车，直奔凤阳。魏忠贤这一举动把崇祯帝彻底激怒了，他决心严惩不饶，立即降旨兵部，派兵马追捕擒拿。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六，魏忠贤一伙气焰嚣张地来到阜城县南关，忽然有人从京中赶来送信，魏忠贤一听皇上已派兵部人马前来捉拿，自知必死无疑。他思前想后，知道等待他的将是酷刑和凌辱，遂用衣带于半夜悬梁自尽了。他的亲信李朝钦从梦中惊醒，见魏忠贤已死，也自缢身亡。崇祯帝对魏党余孽进行了大清理，次年正月，崔呈秀在蓟州被斩首，客氏也被斩首示众，魏忠贤在河间府被戮尸凌迟。一代巨奸魏忠贤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智慧金言】
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君主，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比如晋文公为了扭转当时晋国讲排场、摆阔气的坏风气，便带头倡行节俭，不穿价格高的丝织品，不吃两种以上的肉，结果不久晋国人就都穿起粗布衣服，吃起糙米饭了。相反的例子，当然也很多。
有好上级才会有好下属
【原典】
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
注曰：“非无贤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王氏曰：“谗人当权，恃奸邪害忠良，其国必危。君子在野，无名位，不能行政；若得贤明之士，辅君行政，岂有危亡之患？纵仁善之人，不在其位，难以匡政、直言。君不圣明，其政必乱。”
【解读】
盗匪横行之世，一定是社会动荡之时。一个混乱的公司，人人皆有小人之嫌。时势迫人，人们只能因时而动，因势而为。
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善者，可为什么人世还有百态呢？完全是因为大小环境造成的。善根就如同一颗种子，放到不同的土壤中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有的可以是顺利成长，也有的会发生扭曲，一切视种子所处的环境。即使在同一个大环境中，每个种子各自的小环境也可以起到决定作用。所以天下没有一模一样的两颗树。
有人说人性是由基因决定的，其实基因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好与坏，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基因的作用更大。我们的内心有种融于社会与环境的渴望，于是会不自觉地改变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是改变后的自己。
【活学活用】
要想吏治清廉用人者应以身作则
励精图治的帝王无不希望臣下厉行节俭，而很多帝王不明白的是，只有帝王躬行节俭，才能倡起节俭的吏治风尚。
康熙不尚空谈，注重实践。他对以皇帝个人享受荣华富贵为中心内容、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举动不感兴趣。康熙八年，只有十六岁的康熙就有过出色的表现。当时，因乾清宫交泰殿的栋梁朽坏，孝庄太皇太后提出拆掉重建，以作康熙听政之地。康熙是孝子贤孙，不敢违背祖母的意图，但却批示工部：不求华丽、高贵，只令朴实、坚固、耐用，他学习古人，如陶唐时代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夏禹时代宫室是卑，与民同乐，先化后乐，以做天下楷模。
二十四年十月，康熙帝对掌膳食官员说：现在的酥油、乳酒等物品，供给有余，收取足用则已，不可过多。蒙古地方很贫穷，收取者减少，则平民百姓日用所需，就可以满足。
三十一年十月，他又说：停止进献新芽菜，凡是有类于此者，俱应停止。因为运送官员劳苦，烦扰地方，于地方百姓有系，省一件进贡，如同去掉一块病。
三十四年十二月，户部报告说：吉林乌拉地区打捕貉鼠不足额，供应不上，管理此事的官员应该议罪。康熙帝说：数年以来经常捕打，所以貉少，只能维持原数而已。就因为不够数，讨论处分有关的人员，等于是给无辜者加罪。实在不公。如果得不到上等的貉皮，朕但愿少穿一件貂皮大衣，那有什么关系？而且貉价非常昂贵，又不是必需品，朕也没有必要非享用不可。命令有关部门转告乌拉将军酌情办理。
关于康熙个人的日常生活，比起他能支配的财富，比起其他帝王的豪华，那是极其简朴的。法国天主教传教主白晋于康熙二十一年到北京，曾为康熙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理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出入宫廷，对康熙的日常生活了解得很细。他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做了详细介绍：
从康熙皇帝可以任意支配的无数财宝来看，由于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但是，康熙皇帝个人的生活用品绝不是奢侈豪华的，生活简单而朴素。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高贵传统的金银器皿。可是他却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吃得很少，在饮食上看他从没有铺张浪费的情况。
从日常的服饰和日用品方面，也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崇尚朴素的美德。冬天，他穿的是用两三张黑貉皮和普通貉皮缝制的皮袍，这种皮袍在宫廷中是极普通的。此外就是用非常普通的丝织品缝制的御衣，这种丝织品即便在中国民间也是一般的，只是穷苦人不穿而已。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常常穿一件羊毛呢绒外套，这种外套在中国也被认为是一般的服装。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着用尊麻布做的上衣，尊麻布也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除了举行什么仪式的日子外，从他的装束上能够看到的唯一奢华的东西，就是夏天他的帽檐上镶着一颗大珍珠。这是满族人的风俗习惯，也是帝王的标志。在不适于骑马的季节，康熙皇帝在皇城内外乘坐一种用人抬的椅子（肩舆）。这种椅子实际上是一种木制的轿，粗糙的木材上面涂着些颜色，有些地方镶嵌着铜板，并装饰着两三处胶和金粉木雕。骑马外出时几乎也是同样的朴素。御用马具只不过是一副漂亮的镀金铁马镫和一根金黄色的线织绳，随从人员也有节制。
康熙的信条是：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常思此言而不敢有过。奉行此言便是能行节俭，不搞特殊。
为说明勤俭的深刻意义，康熙帝曾做《勤俭论》一文，主要宣讲勤俭对治理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移风易俗的作用和影响。
俭可养廉，廉必清政，政通人和乃民心所向。康熙帝从国家的命运前途的高度来认识节俭，既要开源，又注重节流，实在是高人一筹。对于后来的领导者，康熙帝当是一个好榜样。
【智慧金言】
上级不正，下级自然也没什么好德行，这样一来，国家走向穷途末路，政坛必然也跟着混乱不堪，最终的结果也就导致贤能和善良之人不复存在了。
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居高位者品德不规，邪癖放浪，身边总要聚集一帮子投其所好的奸佞小人或臭味相同的怪诞之徒。楚王好细腰，国中尽饿人；汉元帝庸弱无能，才导致弘恭、石显这两个奸宦专权误国；宋徽宗爱踢球，因重用高俅而客死他乡；此类事例，俯拾皆是。
有“求”贤之意，有爱才之心
【原典】
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注曰：“人不能自爱，待贤而爱之；人不能自养，待贤而养之。”
王氏曰：“若要治国安民，必得贤臣良相。如周公摄正辅佐成王，或梳头、吃饭其间，闻有宾至，三遍握发，三番吐哺，以待迎之。欲要成就国家大事，如周公忧国、爱贤，好名至今传说。
聚人必须恩义，养贤必以重禄；恩义聚人，遇危难舍命相报。重禄养贤，辄国事必行中正。如孟尝君养三千客，内有鸡呜狗盗者，皆恭养、敬重。于他后遏患难，猪盗秦国孤裘，鸡呜函谷关下，身得免难，还于本国。孟尝君能养贤，至今传说。”
【解读】
凡过分自恋、自爱者，胸中必无别人。“爱人”是一种胸怀，大的方面讲是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小的方面讲是使身边的人获得成功的责任感。唯有“爱人”者能有大志向，必欲成其事而利于民。“爱人”越深，成就事业的动力也就越大。
【活学活用】
养：让人才留在身边的方法
战国时期，魏文侯曾问相国李悝，如何才能招募更多有才华的人到魏国来。李悝没有直接回答魏文侯的问题，反问道：“主公，您看以前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怎么样？”魏文侯说：“其中弊病很多，需要改变。”李悝点点头，说：“这个制度不变，就不可能吸引真正的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国家便治理不好。”所谓“世卿世禄”制，就是贵族的封爵和优厚俸禄代代相传，父死子继，即使儿子没有什么本领、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也同样继承父亲的封爵和俸禄，拥有贵族的种种特权。而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因为不是贵族弟子，便被这种制度卡住了，得不到应有的地位。李悝把这个问题分析给魏文侯听，得到魏文侯的赞赏后，建议说：“我们一定要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对于无功劳又作威作福的贵族，果断地扯掉他们的俸禄，拿去招聘人才，这样四面八方的能人贤士就会到魏国来了。”魏文侯依计而行，果然把魏国建设成了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可见，但凡谋事，必先谋人，因为事在人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不能正确招纳和使用人才。只有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任用人才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比如汉高祖刘邦，就把自己的成功完全归结于用人得当，即位之初，便立即着手安抚百姓、分封有功之臣。所以说，谋人是为了用人，而用人就必须厚养——高官厚禄为养、放权使能为养、恩义聚人也是养。用而不养，养而不厚，必然上下离心。
说起“谋人”，刘备在多次失败之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是最广为人知的了。
公元201年，在曹操逼迫下，刘备逃往荆州投靠刘表。刘备自镇压黄巾起义以来，曾先后依附多人，深感自己力量单薄，迫切需要人才。在公元207年，他加快了寻访人才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