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一带的养蚕人家，大部分是养蚕做丝、产销合一的。虽然也可以出售蚕茧，本地也有专门收购蚕茧的茧行。但一来蚕茧历来估价不高，二来蚕茧价格是同行公议，议成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没有还价的余地，因此，出售茧子必然受茧行的盘剥。一般来说，要么养蚕人家因为急于等钱用，要么因为蚕茧丰收，自己做丝来不及——蚕茧不能存放，如果不能及时缫成丝，茧蛾咬破茧壳，茧子就没有用了——否则，养蚕人家是不会卖茧子的。除非万不得已，总是自家养蚕、自家缫丝。缫丝程序非常复杂，从煮茧开始，经“捻丝”、“拍丝”、“练染”、“掉经”、“牵经”、最后“接头”，到此方可以上机织绸。做丝异常辛苦，所以丝的价格也很高，自家做丝可以养活许多人。
到上个世纪末，英、日机器缫丝业大为发展，机器缫丝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同治末年，就有广州府南海县人陈启源由海外回乡开办了一家缫丝厂。到光绪年间，苏、浙一带规模较大的缫丝厂已经有数家了。机器缫丝，茧子从机器这头进去，丝从机器那头出来，什么
“拍丝”、“牵经”都用不着，这一行的工人也就都要丢饭碗。更严重的是，江浙农村几乎家家都有缫丝的纺车，妇女无分老幼，大都以此为副业；孤寒寡妇的“棺材本”，小家碧玉的“嫁时装”，也大都出在一架纺车上。机器缫丝，这纺车也就成了废物。所以，缫丝厂的机器一响，所有养蚕做丝人家都要心惊肉跳。
胡雪岩反对机器缫丝，原因也就在这里。早就有人不断向他“陈情”，请他出面控制机器缫丝业的发展，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蚕农面临的境况，便自恃自己实力雄厚，可以垄断市场，以此便要承担起拯救这些蚕农的重任。这几年他除了囤积新丝之外，还大量囤积蚕茧，以切断缫丝厂的原料供给，到他破产倒闭的前一年，他用于囤积生丝、蚕茧的资金已达两千万之巨。
但是，胡雪岩挑不起这副担子。首先是客观情势决定他无法挑。机器缫丝规模大，产量高，质量好，受到用户欢迎。而且，新的技术必然要代替已经落后了的陈旧的手工生产方式，这就是客观情势，是规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就连胡雪岩自己最终也不得不放弃囤积蚕茧以抵制机器缫丝的计划，而要购买缫丝厂。其次，撇开客观情势的一面不说，以胡雪岩一个人的力量，无论他的财力多么雄厚，也无法担当起这样一副担子，因为他面对的是由外商洋行的紧密联合构成的一个生丝市场，以一个人的实力是无论如何与本来实力就雄厚，而且已经联合起来的外国资本抗衡的。事实上，正是在外国洋行的联合对抗下，胡雪岩步一步陷入危机，而他囤积的生丝、蚕茧也成为将他拖入深渊的沉重负担之一。
正如并非每一位军事家都如“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一个生意人在凭着自己的才智、实力驰骋商场的时候，对于自我力量，特别是能力极限作出恰如其分地准确判断，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直接影响到一个人自我发展方向的确立、规模以及时机的选择，更是清醒的明了自己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一个前提条件。而这些对于一个生意人的经营成败，常常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一个生意人，越是在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越是要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因为事业顺利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容易犯迷糊的时候。要记住：千斤重担挑不动而非挑不可，那就先要把自己压坏。
量力而行，这是一切希求成功者都要遵循的法则。
成功语录：千斤重担挑不动而非挑不可。那就先要把自己压坏。
不可恃强斗狠
胡雪岩为了控制生丝市场，大量囤积生丝、蚕茧，到他破产倒闭的前一年，为囤积丝、茧投入的资金已达两千万。而这一年，洋庄极不景气，整个国际生丝市场价格都趋于疲软，上海一级生丝价格是每两17先令4便士，而伦敦生丝市场仅为16先令3便士。洋商不是傻瓜，自然不会在上海高价买进而在伦敦低价售出。洋商出价不高，胡雪岩自然也不愿脱手，于是双方僵持起来。关键是胡雪岩积压的资金太多，又不能及时脱货求现，已经开始周转不灵了。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胡雪岩不仅仍然决不松口将自己的囤积降价出售，而且还要再投入资金增加丝、茧囤积量。从做生意的角度看，他这是一个技巧，他认为洋商之所以压价，一是因为洋商以为他胡雪岩在现有情况下一定会急于脱货求现，无论价格多低，他都会无可奈何地接受。二是因为现在市场上还有货，可以不急于买他胡雪岩的货。正是这样一种估计，促使胡雪岩不仅不降价，还有投入资金加大囤积。他这样做，一是要做出一种姿态——告诉洋人，我胡雪岩并不急于脱货求现，二是要将上海市场上的生丝购进，打消洋人从别的渠道购得生丝的的念头。洋人买不到丝，自然要来找我，这样也就更是奇货可居了。
除此之外，胡雪岩这样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洋人、和朝廷争口气。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府与外国政府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官不恤商而外国政府却尽力帮助本国商人做生意。比如洋人到中国买丝，本来盈亏都是那些商人自己的，与政府毫不相干，但他们的政府也出来帮他们说话，要求中国降低捐税，以减少他们的成本。他如今做生丝生意销洋庄，和外国人一较高低，就是在和洋人打仗，但朝廷不仅只是在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说冷话，扯后腿，这个仗就很可能没法打赢。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打。他对古应春说：“我胡某人自己觉得同人家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明晓得打不过，我还是要打。而且，我要争口气给朝廷看，叫那些大人先生难为情。”
一个自诩只知道“铜钱眼里翻跟头”的生意人，能有这样一番壮气怀抱，的确让人感佩。但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这里也是犯了商家不可义气用事，不可赌气而战的大忌。胡雪岩说：“赌气同争气，原是一码事。会赌气的就会争气，不懂争气的，就变成赌气了。”这话自然有道理，但争气与赌气毕竟不是一码事。赌气是不计后果、不顾条件的意气用事，而可以称得上争气的，则起码要具备两个标准：第一，争气必须要有可以一争的条件和争之能胜的手段，第二，还要有争之必胜的时机。没有这两条，明知打不赢还要硬打，那就变成了赌气而不是争气了。
胡雪岩虽然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赌气，但实际上他已经是在赌气了，因为他这两条一条也不占。表面上看来他是针对市场情况作出的生丝决不降价脱手，并进一步投入资金的决策，但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被他忽略了，那就是他已经被丝茧压进大笔资金而导致周转不灵，同时生丝不宜过久存放，而洋人实力雄厚，万一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双方形成僵局，吃亏的一定是他胡雪岩自己。事实是洋人后来果然联合起来挤压他，“共誓今年不贩生丝出口”。1882年下半年，一胡雪岩只从8月坚持到10月，到11月，终因周转不灵降价出售自己囤积的生丝，比按8月份洋人开出的价格出售损失一百万两以上。虽然胡雪岩决定“争气”的时候也想好了对付洋人联合杀价的办法，即自己收购倒闭的机器缫丝厂，也从事机器缫丝，以增强与洋商对抗的实力。胡雪岩将这一招称为能够制敌求胜、死中求活的“仙招”。但由于他一直反对机器缫丝，着手已迟，时机已经错过，这一招也没起到作用。到这一年年底，挤兑风潮起，他也就彻底崩溃了。
《孙子兵法》有“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训诫，之所以不能以愠怒兴兵，是因为兴于愠怒必蔽于意气，蔽于意气则必然惑而不明，正常情况一定会给予高度注意而决不至于忽略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弃之不顾，从某种意义上说，败局在还没有正式交战之前其实就几乎是定下来了。所以《孙子兵法》还特别告诫，兴兵之道在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且须“明主谨之，良将警之”。
经商之道与战事之道其实是相通的，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误把赌气作争气，往往是‘‘搬起石头自压脚”，那就连赌气都谈不上了。个中利害，行于商道者，不可不谨慎。
成功语录：
赌气同争气，原是一码事。会赌气的就是争气，不懂争气的，就变成了赌气。
估量风险，三思而行
胡雪岩要和朝廷、和洋商争气，决不肯降价出售自己囤积的生丝，也是一种铤而走险。从他内心来说，他也并非完全不知道个中利害，只是他也的确希望能以此冒险一博、死中求生。要不然，他也就不会认为自己不是在赌气而是在争气了。
这其实符合胡雪岩的性格和他对于经商之道的理解。他本来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刀头上的血他也敢舔。
做生意自然要敢于冒险。从本质上看，无论什么生意都带有几分冒险。这是由商业经营的本质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做生意就是一种用钱去赚钱的投资行为，没有不做任何投资就能赚钱的生意。而事实上，一笔投资下去是不是真能赚到钱，要受经济形势、市场状况乃至政治局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并不是预先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往往必须到最后才能见分晓。从这里看去，做生意真有些类似于赌博，生意场上有人把做一笔投资称为“押一宝”，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也就确实存在一个一事当前该不该去“押一宝”的正确判断的问题。不用说，敢于承担风险决不是不计后果，也决不是明知死路仍然“一条道走到黑”的胡拼乱撞。
首先，这里有一个值不值得冒险的问题。这个好判断，用胡雪岩的说法，那就是：“人生在世，不为利，就为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不值得，就看你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也就是要么有利可图，比如胡雪岩从太平军逃亡兵将那里融资的举措；要么是有名可得。比如他在杭州城被围时冒死出城筹粮又冒死运至杭州城下。这里自然还隐含着最好一险“冒”过之后能名利双收的意思，但是，从具体行事来看，常常确实难以名利两全，所以，或名或利，也常常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起码不能做一险“冒”过，名利尽失的傻事。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商事运作中的冒险一定要有“担保”，也就是可不可以冒险的问题。不用说，冒险决不是毫无保证的铤而走险，所谓刀头上舔血，应该是最终能舔到血而保证不伤及自己的舌头，假若舔血之时割破舌头让自己也出了血，甚或割掉了舌头，这种血，无论他有多大的诱惑力，也不能舔。一个生意人，在决定承担风险之前，一定要尽可能地预先谋划好必要时也是确实有用的“担保”。准确的说，所谓风险，其实也就是指那些经过周密谋划和安排之后既可能避免也可能出现的人力无法左右，同时有可能使计划受阻乃至事功尽弃的环节。因此，谋而后动，事先做好尽可能周密的谋划，也总能找到必要的“担保”，把所要承担的风险值圈定在最低限度之内。
关于具体的风险“担保”，自然是因事、因时、因势而定，但总的说来，风险承担者在考虑寻求“担保”时，有两个原则大体是必须注意的：
其一，所担风险必须是那种即使失败也不会伤及根本如生命、信用、信誉等的风险。不伤及根本，虽败不倒，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否则，必将一败涂地，永无再生的希望。譬如贩卖毒品，获利自然极大。但一旦事发，性命不保，而且取财之途是祸害人类，于情于法，人所不容，此等风险，必不可担。
其二，要预先谋划好一旦事败之后的退路。凡事都要留有退路，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退路谋划好了，一是可以胆壮，不会在风险面前瞻前顾后、畏缩犹豫。二可以说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一个年代。鸦片流人中国，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外国入侵，
使中国有国元防、有朝廷却往往不能自主。中国的老百姓外受洋人压榨，内受贪官酷吏荼毒，苦不堪言。于是洪秀全倡兴太平天国，势力遍及全国，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与清朝相抗衡十数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又有捻军起义、西疆之乱，同时，帮派林立，活脱脱是一个乱世景象，胡氏作为这个时代的商人，他是如何对待时势的呢？
太平天国爆发后，曾派人到上海去找胡雪岩，希望他能加入太平天国。因为此时胡雪岩在上海已同洋人打交道多年，熟悉洋务。太平军希望能透过他与洋人进行军火交易。
来人对胡雪岩道：你是个汉人，怎能不对满人统治我中华而感到愤恨？而且你是个商人，有利则为之，你代表太平军和洋人做生意，购买军火，肯定可以大获其利。
但是胡雪岩还是拒绝了这名说客。
胡雪岩自有他的见地，他想，自从清圣祖入主中原，历时已有三百余年。虽然立国之初圣祖曾大肆屠戮中原文老，引起民愤，但毕竟已时过境迁，而且自康熙以来，诸位君主文治武功，科举取士，汉人亦得以登庙堂、主朝政，满汉已不如以往界限分明。况且圣君体恤民情减税赋、去苛刑，四海之内，都已认定此王朝。
而太平军藉西方之宗教，成立拜上帝教，不敬孔子，而信洋教，弃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而不顾，其在策略上之无远见由此可知矣。加之太平军一路强征强占，引起沿途民众的强烈不满，加入太平军者，也大都是一些无产者，无所依靠，也无所挂念，所以打起仗来凶悍无比。但自古以来，武定国、文安邦，军队虽然可以打下江山，然而最终制定立国要略，建体制的还是要文人来实现。太平军中却少有文人，可见最终不过是一群山大王而已。
时值国家又处于多难之秋，外国虎视眈眈，在我国瓜分剥夺，此时更当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有一套明确的官员体制，才可以使外国不至于更加横行无忌。
基于此种认识，胡雪岩才回绝了太平天国的盛情。
后来，王有龄出任浙江巡抚。太平军围攻杭州，把王有龄与胡雪岩都困在城内，外无粮草，内无斗士，眼见是没有希望了。
围攻杭州的乃是后来的忠王李秀成，他听说过胡雪岩的大名，知道王有龄与胡雪岩的交情不同寻常，既想劝降王有龄，又想收服胡雪岩，于是他托人劝说胡雪岩道：“太平军几十万大军已把城围死，不可能再有人来救你们，胡先生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李秀成仰慕已久，现在胡先生已到了生死的边缘，希望胡先生能够好好考虑，如果能说服王有龄，打开杭州城，两人都可以封王，而且赏银百万。”
胡雪岩把这事报告给王有龄，王有龄向胡雪岩说道：“你随便怎么做都行，我不拦你，但我誓与此城共存亡。”
胡雪岩立即命人杀了来使，以明心迹。
后来，胡雪岩又开起了药店，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依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
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兵匪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或餐风露宿，而致大病缠身，这些都须大量的药材。然而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