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我最爱引用与诵读的：“羊巴巴蛋，用脚搓……”这是沧州版的。“羊巴巴蛋，上脚搓……”这是南皮版的。一比较，就显出俺们南皮的优越性来了，当然是上脚搓比用脚搓更特色，更乡土，更朴质。其后说到喝醉了老婆打死了，怎么办呢？
应是“有钱的，再说个……”有人背诵成“有钱的再娶个……”也完了。我们家乡都叫“说媳妇”或“说给人家”（女方），因为从陌路人变成媳妇的过程是一个“说”
的过程，找媒人，去说合，各种条件讲好，媳妇就到手了，就等着过门入洞房上床了，是说而不是娶，我真担心将来人们忘记了这个“说媳妇”的说法。
在沧州听了一出河北梆子，我感到苍凉。
沧州之行大大帮助了我完成《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它也提醒我时刻不能忘记中国的农村。不能忘记我就是北方农村的土孩子。
一九八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我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看邓小平同志的阅兵，听他的讲话，夜间又在这里看焰火。长安街宽阔平坦，东西两头看不到边。集会与游行的群众花团锦簇，气球、白鸽、彩车、彩旗、鲜花、纸花……算得上烈火烹油般红火，鲜花着锦般绚丽。北大学生自发打出来的标语“小平你好”，令人落泪，多么久了，已经没有这种真诚的声音了。万岁越多真心就越少，是是是越多思想就越少，不是吗？
至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仰观盛景，似花似梦，俯视（仅指位置，无他意）万民，如火如荼。接天连地，光耀长街，大国泱泱，红旗猎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失误曲折，得来岂易，歌舞升平，欢笑盈耳，缅怀先烈，顿足坎坷，哀往者之永逝，惜今夕之多姿，能不感动，能不叹息！
此年的春节鞭炮也达到了登峰造极，其热烈甚至不亚于国庆节的天安门，因为是群众性普遍性自动化的，满天焰火，满天巨响，此起彼伏，忽紧忽慢，于乌合中显同心，于无规则中显步调，别有盛况非昔比，是天命之年的王蒙过去从未遭遇过的。我的《名医梁有志传奇》就是在这种感叹下写出来的。
由于此篇命名为“传奇”，我居然得到了当年的“传奇文学奖”，这也就奇了。
一九八四年的另一件事是年底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由于意见不一，声音不一，“指挥”不一，作家们算是活跃了一家伙，麻烦接踵而至，我想起了名翻译家杨宪益对于文艺界多事的一个说法：“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还有一些类似的说法：“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找话呗！”另有说法：“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剃头使锥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而最后一个说法呢，来自学者周一良，他因为“文革”中进过梁效写作班子而颇有经验，他著文道：“百无一用是书生！”
52.谁是白痴，谁是凶神
一九八四年年底到一九八五年年初，开了一个跨年度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
说来话长，居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有说是闹翻了天的，有说是多么好多么民主的，有的赞扬，有的愤恨。
为什么我们这里有这样显赫的作家协会呢？
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正是史无前例的人民大革命中，实现了罕见的作家艺术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人民化。
第二，革命天生与重理想、亲庶民、长太息以掩涕（屈原）、举红心以照明（高尔基）、扛闸门以救生（鲁迅）、虽九死而未悔（屈原）的文学相亲，使得自古以来便相轻相疏的文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而革命的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有苏联的榜样，有高尔基、绥摩拉维奇、格拉特考夫、卡达耶夫、费定、阿·托尔斯泰，有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苏尔科夫的作家协会的示范，有苏联文学与苏联作协的空前的辉煌阵容，还有严肃的批判、清洗（如对左琴科对现代派）吸引着同时也警示着我们。
第四，在一个马不停蹄地进行着革命与社会改造的国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战线司令部的作协，任务艰巨至极。作协是党与作家的桥梁，作协是文学战线阶级斗争的火线和堡垒。作协顶住了与战胜了文学界的可能的与确有的歪风邪气。作协振奋着全国作家的革命精神，并意在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
第五，作协给广大作家的服务也是无与伦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与此同时，作协机关也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多少人在这里获功名，得升迁，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员的待遇，不但有科级处级，而且有局级正副部级。
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场、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
而第六，也是最基本的，党要领导文学事业，要领导各式作家，就一定需要一个作家协会，忽略了这一点对作协信口开河，全是瞎掰。说实在的，人们无非看准了骂作协的安全指数高一些，除了作协，你还敢骂谁？
……让我先从曾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作协党组书记的张光年老师说起。他是一九一三年生人，比我大二十一岁。当然，早在地下时期，在北京顺城街北大四院礼堂，激昂慷慨地欣赏《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已知道了光未然的名字。后来读过他在《文艺报》等媒体上用张光年的本名写的评论文字。在反修的高潮中，我读过他写的歌词：“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四人帮”倒台后也读过他的诗篇。
而自一九八三年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一直在他的领导之下。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参与和掌握领导权的干部，但诗人的激情并未泯灭。他不拒绝妥协与平衡，但是他自己的选择鲜明坚定，他不怕得罪他的对立面。他的名言是：
一个人活一辈子，连个人都没有得罪过，太窝囊啦。
由于光年的资格，他的文学成就，他的始终如一的坚持与鲜明，使他在作协极有威信，说到做到。他对周扬也很尊重。而对其他人自上而下的指挥就不太那么当回事。
除光年外，我也时而与贺敬之副部长有很好的交流，他对待领导工作十分认真，十分动情，十分较劲，他经常与我讲到文艺界特别是作协的一些不良风气和言论等，他叹息自身的人微言轻。我则是笑眯眯地且听且淡化柔化之。我从来不认为文学界是一片光明神圣，我从来不认为作家们都比政治家更懂得政治，认为作家应该反过来影响与带领政治家。我认为从政治上不必对作家们期待过高，太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家的标准要求我们的小说诗歌同行，以指令性或指导性文字的标准要求诗歌小说。同样，在关心、理解、帮助直到容忍文学上，我的同行们从业者们也不应该向领导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身份不一样，思路不尽一样，用语也常常不一样，一点不奇怪。
我的想法在斯时是太轻松太潇洒太如意了，我太把屁股坐到同行当中了。
我相信我的这种态度使贺部长失望，我没有能够与他并肩对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浴血奋战，更没有成为他所期待的一个呐喊冲锋的尖刀班长。他要我在北京市召集的会，我开了，也谈了些社会责任之类的话题，但是开了也就开了，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过去毛主席时期那种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效果。
此时的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已经七十一岁，他几次与我谈，另外中宣部与中组部有关领导（郝局长、沙蕻局长）也都与我谈，叫我接任主持作协工作。
我提出，我正在写作旺期，又接手《人民文学》的工作不久，我更适宜协助支持作协的工作而不是具体管起来。我提名唐达成做下一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在张光年问我对于原班子成员谁可留任时，我特别提了冯牧，我认定冯绝对是功大于过。我也表示欢迎有另外的有关领导推荐的天津的鲍昌同志，并推荐了从维熙等人。但这样却触怒了我没有提名留任或调入的人……短短两年，出席会议，出访外国，应对难题，交流上层，旗动，风动，树梢动，烟动，连鸟雀鹰隼蚊蚁虫豸也蠕动躁动不已，我仍然能潜心写作，一篇又一篇。
包括我本人，对于提出精神污染问题，感到或有的压力与惶惑，对于后来说不提了，则舒服得很，奔走相告，抚额相庆。提与不提，都是上头说的，背后有什么玄机，没有几个文艺家明晰。四次作代会就是在这种减压添彩的兴奋中，开动了的。
开幕式上，宣读各领导人贺词贺信的时候，胡乔木的声音受到冷落，周扬的名字轰动全场。有人发起了致周扬的慰问信，会场上悬挂着这样的大信，许多人去签名。我没有签。
会议的主题是创作自由。此前周扬多次讲过，他认为过往的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没有注意保护作家们的创作自由。大家都觉得他讲得好。我在会议闭幕词中讲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当然我也痛切地号召团结与潜心创作。我从来都是呼吁团结与潜心创作，对于分裂与恶斗则既恐惧又悲凉。
其实创作自由不是喊出来的，它是一个逐步实践、落实与拓展的过程。中央工作机构讨论贺词时也在琢磨这个创作自由的问题。原来的草稿里先说了要自由，再说也不能什么什么都自由，我觉得不是好的措辞，便建议改为“我们相信，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大意）。我的“修辞”大受主持会议的领导的赏识。他问贺词的起草人：“这么好的说法你们怎么没有想出来？”我的一度大受赏识与此有关。
然而同行诸兄诸公是没有人注意什么“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认为文人同行能“充分珍惜与正确运用”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婴儿。
四次作代会的结果是好几个重要的作家诗人落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他们都是作协副主席的候选人，而且名字都印到了选票上，本应无疑问地被选上的。曹禺的落选主要是因为他已经当选为剧协主席了。而其他几个人的落选就与舆论、与各种窃窃私语有关。在投票前的本届新选出的理事会上，（按章程由理事会选举主席团的组成人员）张光年与我轮番讲话，应该叫做喊话，我们轮番主持会议，恳请各位理事顾全大局，为这些德高望重，在内外上下都颇有影响的大人物投上一票。我讲得声嘶力竭，几乎是声泪俱下。我与光年都明白，争论归争论，作代会必须扩大团结，而不是缩小队伍，必须保持相当的平衡，而不是畸形倾斜，必须强调积极正面的东西而不是嘲骂无度，打击一部分人。
我讲得口干舌燥。会议休息时，刘白羽老师对我说：“你真是苦口婆心啊……”
会议中，刘老也参加了不少活动，还是相当注意树立民主作风与亲和形象，以及与青年作家的沟通与交流的。
但是“群众”不管那一套，怎么有戏怎么来。“群众”老是有一口“鸟气”，有一种被管理被忽略的感觉，好容易得到机会撒撒欢，说说话，充分乃至过分地表达一回，岂能善罢甘休？
反响之激烈可以想象。我还幻想做一些善后工作，委托一些人去看望落选的作家，打电话给一些人邀请他们参加与作协的某些工作，例如评选茅盾文学奖的工作，都遭碰壁，无效果。
我委托《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看望了一次贺敬之。我后来也与李希凡商议过看望贺敬之的事宜。我自己更靠后应约看望了一次患病的柯岩同志，并听取了与转达了她对于作协的一些想法。
有一位领导很生动地形容这种文艺头面人物的内斗：从上海左联时期就斗，到了延安，斗得更厉害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仍然继续斗。
直到“文革”，全完蛋了，消停了些。“文革”一结束，又斗起来……最后两边的人都逝世了，一看，两边的悼词，并无不同，都是优秀的文艺战士，都是杰出贡献，都是巨大损失，谁也没比谁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而四次作代会召开之际，我陪胡启立同志去医院看望已经成为植物人了的周扬。周扬处于昏睡状态，鼻子里插着试管，工作人员大叫，某某同志来看你了，王某也来看你了，周扬的眼皮稍动。周扬同志的爱人苏灵扬还在生气，说是“要人”呀什么的。后来作家医生毕淑敏对我说过，眼皮的活动是一个人最后剩余的自主活动了。哀哉！
倒是冰心，我陪领导同志在四代会时看望的另一位老人，让人还舒服些。
她老戏言，一辈子只当副职。她老还爱说，她是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所号召的“五不怕”的：不怕撤职，不怕坐班房，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枪决。
对巴金也是有各种说法的，有位大领导不喜欢他。但他毕竟高峰却又适度超脱，爱国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无人奈何得了。
党内文艺“巨头”，已经陷于角力较劲，谁都甭想舒服。尤其危险的是，他们的文艺见解可能引起更大的歧见，更凶险的事态……王蒙，王蒙，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你最后将会是怎样的下场呢？
53.我只能是王蒙
四次作代会上巴金得票最多，其次是张光年与刘宾雁得票数相同，由于电脑的排名（笔画数相同时看是何种笔画在先），刘算是第二位。再往后是我还是陆文夫，记不清了。反正我与文夫票数相差很少。《人民日报》公布了各人的票数，事态更加刺激。
本来，按道理讲作协的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务，是最无所谓的，原因是作家靠作品吃饭，作家中没有等级服从。例如孙犁，在中国作协从无显赫职务，但是他风光万种，独占鳌头。
然而生活的浮躁、观念的浅薄、舆论的随大流、对于文化与头脑的陌生、与整个社会硬是走向官本位化，自然使虾兵蟹将式的文人重视头衔远胜重视作品（现时则是加上重视版税）。在四次作代会后，在作协硬是挂不上一个什么衔了，怎生得了？
各种说法沸沸扬扬。张光年还是硬气的，他若无其事，静观其变。胡乔木给了我一篇文稿，要求《文艺报》以社论形式发表，论述创作自由的非绝对性，目的是为了纠作协“四大”的偏。
我拿着它找了光年、达成等人研究，经过修改，磨得光润了些，以《文艺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乔木表示对文章的修改很“佩服”，下令许多杂志转载。
传出几部电影的问题，内中有叶楠的一部《鸽子树》，说是搞人性论搞得敌我不分，我至今没有看过。如此这般，中央决定将电影工作从文化部交由广播电视部管，并更名其部为广播电影电视部。其中有一个动机，就是觉得几位老文艺界领导（三十年代左联的骨干）都在文化部，对文化部有较大影响，干脆转入以抓新闻为主业的部门，免得他们插手，给领导找麻烦。
作协在一九八五年开过一次理事会，我便在会上讲，文学的超前性与歧义性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与正确的应对。我们的创作自由当然是宪法原则下的自由，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我们要的是维护而不是毁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我的讲话报道出去以后，在某些人特别是香港部分文人友人中，一片哗然，还有人说，四次作代会上给予（？）的创作自由经王蒙一解释，已经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