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里有幼稚的伤感……对此，我作过反省，我还会作反省的。然而我更加珍视更加自信的是一种坦诚，一种胸怀和境界，是那阴暗的、肮脏的、狭窄的、渺小与无能的人儿一辈子也够不上、摸不着、更理解不了的坦诚，明朗与善良。
是落泪后的含笑，是伤痛后的释然，是奉陪后的告辞，是对别人伤害的忘记，是永远对人抱着期望，是其乐在我的主动。
我明朗还由于我没有过分的贪欲与野心。Everydoghasit’speriod，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这是英国谚语。自然满足人的需要，却不能满足人的贪欲，这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名言。
我的善的信仰与对于快乐与幸福，健康与诚信的追求是分割不开的。我坚信阴暗损毁着细胞，而善意是一种营养，是清洁的空气，是润泽的雨露。
善的结果接近谦虚，接近耳聪目明，接近天籁地籁与人籁，接近宇宙固有的灵动与启示，接近生活与百姓，接近时代的变迁，接近淳朴的乐天与单纯的生趣。
我相信智慧是清明的与流动的，我不会闭目塞听，自以为正确，自己把自己装到狭小的匣子里，再把匣盖用钢钉钉死。
我相信人应该以大脑来思考而不是靠内分泌来判断。我相信智慧是一种美。
有了智慧才有了理解，才镇定了在恶意与灾难面前的自己。
智慧在于理解，理解天文和地理，理解人文和宇宙，理解那么多难以理解的事物与道理。智慧在于沟通，沟通人情人性，沟通邻居与万国，甚至沟通您，您这位心怀叵测的老兄。有智慧的人不再愤愤然，不再急赤白脸，不再冤屈窝囊。
对于世界和人，不抱过分的幻想也不抱过分的悲伤，不感到太多的一相情愿也不感到太多的失望，不轻易将谁谁视为寇雠，也不视为救星与再生父母。
智慧还是一种宽宏。
所以我越来越追求包容与整合，追求大美大善的可沟通性、可结合性、可互补性。我相信善良和善良终会坐到一起，而凶恶和乖戾终究会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直至寿终正寝。
面对这样多的纷繁与曲折，误读与偏执，我有两个法宝，一个是包容与整合，一个是超越与原谅。
而原谅旁人的目的是原谅自己，人最最容易伤害的不是他人仇人而是自己。
心胸狭隘，心怀怨恨，伤害的不是旁人而是自身。当你原谅了某些宵小，也就意味着你完全不必要去在意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必要在无聊的针尖麦芒上费时间与精力，你给他或她留下了足够的转弯的空间，也就是为自己留下了减少一个蚊蝇增加一株花草的可能，原谅了他人就是保护了自己，善待了自己，抚慰了自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起码你相信自己完全不是那些小动作所能奈何的。
问题全在选择，你选择了高雅，你必须轻蔑那一切的低俗。你选择了善良，你必须以德报怨，化仇为友。你选择了凭作品吃饭，你就不要再盯着任何头衔与权力。
和容受与整合、超越与原谅一样重要的，也许更重要的是自省。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太对太对了。活到老，学到老，自省到老。我是王蒙，我同时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我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我是镜子里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挑剔地照镜子的那个不易蒙混过关的检查者。
我自省我的革命，我无怨无悔于我的少年时代的选择，我坚信中国的人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与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幼稚，看到了过分的、无所不包的应许，看到了仅仅有革命的激情与献身，热血与斗志，并不就能给祖国和人民谋到福祉，越是革命者越要做到在革命胜利后转向务实的发展与和谐，转向科学和理性，慎重和责任，自省与与时俱进。不能够自省的革命者不是革命者而是以革命之名营私的伪革命害革命败坏革命的人。
我同样反省我的心爱的文学与文学人，我同样爱文学迷文学愿意献给文学，同时我也确实看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写作人有时候会是怎样的矫情，怎样的虚夸，怎样的自我，怎么样的——有时候是、自觉或者不完全自觉地——蒙骗。还有色厉内荏，还有实际的鄙俗与言语上的清高。越说得清高就越鄙俗，因为他的或她的一切清高文雅都写到文字里去了，最后，他或她给自己的生活剩下的只有鄙俗和无耻。我也反省那些读了几本书的同道中人，有的读书而不明理，有的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有的说归说做归做……我所尊敬和喜爱的知识界、文人、文艺界啊，你们不比别的行业的人坏，你们完全不应该动辄得咎，不应该动辄成为整顿与清洗的对象，但是，我们也未必比别人就天生的强。我们并不比他人天生高明或者神圣。争论中有圈子和霸道。抒情中有胡搅蛮缠。高论中有玄虚和烟幕。著述中有强不知以为知……所以我写了《青狐》，这是我写得最用功的书。我无意掺和缅怀八十年代，我只是告诉你们真相。在我年逾古稀的时候，说出真相是我的无可逃避的义务。
我也反省知识与知识分子。知识与知识分子都让我感动而且佩服，例如从小我就那样倾心于达·芬奇与屈原。倾心于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与我国的作家。但是我也困惑，有的作家、知识分子怎么会那样大言不惭横空出世而实际上又是那样无知、装腔作势。
我算不上典型的干部——官员，同样算不上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小说家。我的事太多，面太宽，侧面太多。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如果我专心攻一两样东西，一两部作品，可能比现在更美好更高级。然而，我明明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啊。我能小说也能诗，能开会也能说讲，能外也能内，能攻也能守，能政治也能艺术。而且，我还能哲学，谈老庄并且不只是老庄。二零一零年我吟诗曰：“老来无事便猖狂，论道抒情两不妨。”又有句云：“青春作赋赋犹浓，皓首穷经经更明。”我应该满意，我做了我能做的了，我九命七羊，为什么非要变成一命半羊呢？
而且这有关我的处境，我的四面开花，八面来风，使吾兄的“一条筋”的明枪暗箭显得太不够使。使信口雌黄的小子们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呵，吾兄，我的兄长，王蒙老矣，吾兄亦老矣，或益老矣，吾兄为何要那样格格不入，那样气不打一处来，那样恶声恶气？历史是伟大的，吾兄也随着历史而伟大过，行了，该知足了，不可能将历史死钉在那里使吾兄的伟大变成永远。昨天已经古老。
这是事实，不仅吾兄，就是王某也已经渐渐淡出，渐渐过时，而且已经被宣布过时多少次了。从今年起，我已经意识到了要警惕王某可能引起的审美疲劳感。每条狗都有自己的时间段，让我们为这英国人的幽默而共勉互慰。我们的奋斗会有成果，成果绝对不归属于任何一个人或一代人或一拨人或一圈人。
成果属于未来，成果不归个人。未来我们未必赶得及。诗兴可以大发，青春可以在小说里万岁，但是切不可以当真企图把时间捆绑在我们的青春门槛上。“从来系日乏长绳”，唐朝已经有这样的诗了。
应该相信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小朋友，你代替不了后人的奋斗与前进。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回首往事，我尚非完全虚度光阴。我留下了一些见证，一些记忆，一些说法，一些酸甜苦辣。我说话是太多了，写作也太多了，我本来可以更精密一点，矜持一点，含蓄一点，如果我有这三个一点，我会比现今更深沉、更美轮美奂乃至更身价百倍的。
我感动还因为我重视家庭，珍惜天伦之乐。我平生只爱过一个人，只和一个人在一起，家庭永远是我的避风港，是我的攻不破的堡垒，是我的风浪中的小舟，是我的夺不走的天堂。甜美的家就是天堂，即使周遭一时变成了炼狱，我的天堂永远属于我本人，在新疆时我们多次体会到，只要我们是在一起，一切都是甜蜜的，幸福的，光明的，谁也剥夺不走我们的快乐。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在冬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买煤油，在哪里砌炉灶，在哪里挖菜窖，在哪里卸成吨的烟煤。有一间温暖的小屋子，在零下三十度的气温中，这不就是天堂吗？这是我的信念，我希望为此专门写一本书，我希望我的这句话能留下来能传播开去。二零零七年年初，我们度过了金婚。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我是芳的存在的证明，芳是我存在的条件，我是芳存在的条件。我有三个孩子。
他们都出过国，有的还在国外得到了学位。他们都有正当的稳定的职业，都过着小康的生活。我们早已有了第三代，我的大孙子已经大学毕业。我们家人丁兴旺，和谐团结，我为此感恩上苍。
当读你的作品的人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停止你的喋喋不休了呢？我想起了作协的领导对于一位人人尊敬的老作家的怀念，在正式的会上他几次谈到，这位老作家是何等的好啊，在该领导去作协履新之前，老人见到这位领导，用双手紧握住他的右手掌，两眼直直地盯视着他，表达了无限的信赖与期望。老人家因病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完全理解，不说话的老前辈，比下笔千言的老家伙就是可敬与可爱得多着呢。
一位以强硬严厉著名的老领导干部，一次在讲一些很厉害的话的同时，被发现他的领带上沾满了汤渍。那是在人民大会堂，是下午，估计他老人家午餐时把许多汤从汤匙上滴到了领带上。领带上的一串汤滴残余衰减了他的迹近回到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主张的威力。人们谈起这事来，像是说笑话。我说，不要嘲笑这样的事吧，只要我们不夭折，我们也会有这一天，也会有坐轮椅与说话困难的一日，会成为最最可爱的老作家、只能双目紧紧盯视着领导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也会把领带泡到酸辣汤或者海鲜汤里。
我的为官冲淡了我的地地道道的作家身份。我对于王朔的“躲避崇高”的评论冲淡了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语出香港《大公报》与《文汇报》）的形象感。我的荒诞冲淡了我对于现实的关注。我的不放弃进言冲淡了我的飘逸潇洒。我的飘逸潇洒与灵活冲淡了我的执著与愚勇，还有我的敢为天下先的食蟹胆量。我的政论、学（术）论与杂文冲淡了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冲淡了我的诗歌。我自己的活人故事冲淡了我构筑的文学故事。我的头衔冲淡了王蒙的真身。我的幽默与恶搞冲淡了我的感动。我的谈笑风生冲淡了我的眼泪。
我的古典文学研究冲淡了我的翻译。我的周游列国冲淡了我的老土情深。我帮助的有些人早已经感到了我的碍事。受惠感是一个有雄心的人最最不能忍受的屈辱感与羁绊感。他或她可能急于摆脱你的阴影。得罪人会树立对手，帮助人也会培养对手，比如××与×××……多可爱的人们！越是自信渐渐丧失的人越会显出凶恶与东方不败来。我敬重的人也有人觉得与我渐行渐远。我自己一直干扰着我自己，我自身一直妨碍着我自身。朋友与非朋友都觉察到了我的不同。我制造了、掀动了，至少是歌唱了、记录了、帮助了洪波的涌起，冲走的与淹没的是我王某人。
所以，我是王蒙。
我笑了。
我的笑容不可摧毁。
最后，没有争议的是：王某太聪明了。
包括吾兄也能够勉强接受，无法不接受的只剩下了他的智力，在一个具有长期的反智主义传统的地方，在一个“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语出苏轼诗《洗儿》）的地方，在一个更多地信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地方，你未必全属好意地承认了王某的聪明，回避了你所永远不敢正视更不敢反省，你无从望其项背、你跳起来也够不着看上一眼的胸怀、心术、境界与做人的理念。
太聪明了他还会在政治运动中没顶？他还会在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屡屡放弃？太聪明了他能写《组织部》、《稀粥》、《来劲》和不无好意地评论王朔？太聪明了他还会说自己的好友张洁的某个作品不好，把张洁往死里得罪？太聪明了他还会屡屡失手失言，陷入无聊至极的混战、谣言、误解……在需要冒傻气的时候。王某冒了不知道几十次、几百次的傻气。
冯骥才说：“你各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
一位省政协老主席对我说：“你是有言必发啊！”
是的，行啦，我应该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