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是新中国命令经济时代的独特组织。这个组织混合了传统中国最严苛的元朝户籍制度“诸色户计”与列宁式的国家专制主义，再加上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式的精神控制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单位超越家庭，集中了人类社会组织最主要的几项功能——经济、信仰、文化、社会保障，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基本社会单元，50年代最原生态的单位甚至指定包办婚姻。
除了不负责生孩子，单位负责一切。
单位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生产单位、商业单位和服务单位。负责生产的单位是单位制度里面最为复杂的一种组织。农村的生产单位叫人民公社，类似原始军屯，工具骡马属公社所有，分散住宿，集体劳动。城市和城镇的生产单位叫工厂，有时也叫企业，类似帝国时代的徭役队伍，集中住宿，集体劳动。操控工厂、完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国民经济计划体系。
“诸色户计”管理的对象只有人口活动和赋税徭役，太平天国管理的对象增加一项生活资源分配。而新中国的生产单位还要组织生产。工厂根据规模和生产性质，被纳入不同级别的计划框架，享受不同的资源供给水平。
一、“觉悟生产力”
80年代以前，茅台距省城贵阳200公里，开车要7个小时，距遵义100公里，开车要4个小时。在仁怀县范围内，除了茅台酒厂没有任何县级以上工业企业。
贵州省轻工业厅下属造纸、制革、酒精、酿酒等十几个企业，干部和工人都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调配。其中茅台酒厂气候最热，交通最困难，所处地区经济最落后，因此调配干部和工人也最难。1957年，茅台酒增产任务重，轻工业厅从贵阳和遵义调了十几个工人去茅台酒厂工作。不到半个月，实在忍受不了炎热的天气和比搬运工还大的劳动强度，这些工人闹着要走，酒厂向轻工业厅写报告说，“新调来工人不能完成工作，反而影响正常生产”，也要求把他们调走。
从此之后，除了1962年企业精简，安排了一部分城市精简职工以外，茅台酒厂的职工基本上来自仁怀、习水两县，“大跃进”期间增加职工500人，都直接从这两县农村招工。两个县原本是一个县，500工人都是乡亲。
1958年之前，工厂单位的运作是直线运行的双轨列车，一条轨道是政治统合与动员，另一条轨道是苏联式生产管理体系的简化版，社会主义前景既是目标，也是动力机车。茅台酒厂虽然是省级企业，但工厂运作的底子是连簿记式会计都没有的手工业烧坊，因此，两条轨道之间并未出现过所谓严重张力，一直是政治轨道主导。当时的一长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之争、“马钢宪法与鞍钢宪法”之争，对于茅台酒厂基本上只是政治学习的内容——“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新中国管理模式，在酒厂是被当做政治运动来理解和执行的。
在省工业厅和酒厂之间，主要依靠学自苏联的工业计划体系和统计体系，依靠计划书和报表实现管理，这个管理渠道使得工厂成为行政遥控的一个部门，而且只依靠专业人员完成沟通，和工厂负责人几乎没有关系。在工厂和厂内部门之间，基本管理框架是全国统一的工业企业财务制度和50年代初建立的由定额制度和凭证制度建构的资产管理制度，其余生产管理、工艺管理、质量管理、技术研发一概无成形制度，标准基本上靠酒师掌握，常常因人而异。实际上，工厂负责人的管理工作主要就是动员，动员人们对“使徒”式的劳动奉献保持虔诚和激情。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级靠计划和统计的表格来调度工厂，但又鼓励无上限的超产，单位依然习用支前模式下靠许诺未来去动员工人的激励办法，管理工厂运作就只能靠泛政治化的准则。1955年茅台酒厂的“管理部门工作计划”一共8条：
一、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坚决服从党内的决议，执行党的任务，工作中不讲价钱，不闹情绪。
二、按时上下班，工作中加强联系，不推诿，不积压，按时上报，决不骄傲自满、互相看不起。不拉小团体，而要做到虚心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三、秘书股深入车间，做好宣传工作，会计股下到车间，做好生产上的统计工作，生产股在生产上掌握好记录，每半月向领导汇报一次，特别情况及时汇报。
四、坚决依靠工人同志搞好生产，向工人同志虚心学习生产技术、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大家要紧密团结在一起，打成一片。
五、原材料、产品等按手续经常检查，及时翻晒，要做到爱护公共财物，防止浪费及不必要损失。
六、做好转运工作，事先要加强联系布置与检查，搞好品质规格卫生，及时办清转运财务手续。
七、遵守保密制度，对防火防特提高警惕。
八、重视学习，积极发言，团结互助，发扬民主，展开批评武器，做好“三好工作”。（《茅台酒厂档案·1955年卷》）
生产部门的计划也差不多，除了岗位描述的内容外，这些计划既不是资本主义工厂的管理，又不像计划经济的工厂管理。但就在这样的管理下，1954年~1959年茅台酒厂的全员产量产出率超出了2008年的水平，生产工人产量产出率则和2008年不相上下。考虑到其中设备投资占用的巨大差别，1954年~1959年的产出，每一斤都是工人的汗水。
动员管理模式一是符合各单位以军队干部为主要领导的实际情况，二是符合总路线追求高速度的发展目标。在1960年以前，这个以各种主题性的竞赛构成的管理模式对提高劳动产出十分有效率，但也带来质量不稳定、忽略技术研发的痼疾。增产节约运动和“多快好省”的发展方针，实际上省是前提，多是目标，快是追求，好则成了漂亮话，说说可以，要较真就往往成为保守典型。
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多快好省”的发展方针这个四面魔方，对于轻工业的玩法是“省多快好”，节约优先，投入很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明显向重工业倾斜。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重工业部门为649亿元，占24.4％；轻工业部门为69亿元，占2.6％，在各生产部门中位次最低。轻工业部门任务繁重，首先要保障供给，保证重工业部门的工人靠低工资也能吃饱穿暖，同时还要挤出利润，上缴税收，给重工业贡献积累。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缴税极多而基本建设投资极少。以上海为例——上海是轻工业基地，1949年～1990年，上海轻工业系统实现利润总额（不包括税金）是431.16亿元，相当于1990年上海轻工系统固定资产原值的9.86倍，固定资产净值的14.39倍，固定资产净值和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的7.7倍。
两相比较，茅台酒的确像个吞噬价值的“黑洞”——资本投入很大，工人超时超量工作，换来的却是——积累很少，工资很低，利润为负，福利欠账严重。
当年的上级也是这么看待茅台酒厂的。在这个时期，茅台酒厂也是管理者的沼泽，责任大而升迁机会小。几乎每一届酒厂领导都不能令上级满意。“文革”之前，茅台酒厂12年换了三任主要领导，一个平调出厂，一个划了右派，一个撤职。由于官小责任大，茅台酒厂负责人在60年代~70年代成了贵州省最缺乏吸引力的县处级干部岗位。
二、整人、被整、挨饿
仁怀县的茅台酒产业历史有上百年，但最多时雇工不超过60人，工人们全部家在农村，工作强度甚至比农村土酒小烧锅还要大。除了手头宽裕点，打牌的输赢大一点，生活状态与其他农民兄弟没有什么区别。1955年，酒厂在基建计划中列了修建5栋职工宿舍共1000余平方米的项目，被上级否决。1956年，因为茅台酒质量受到比较多的质疑，茅台酒厂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除了检讨酒的质量起伏的原因外，还反映了设备落后、工人工资低和工作时间长的问题。1957年，茅台酒厂获得了130万元投资进行改建，新建了13000平方米各种房屋，厂房一下扩大了两倍多，厂区则扩大了几十倍，占了茅台镇大半地盘。这是茅台镇第一次出现砖混结构大跨度工业厂房，也使茅台镇第一次有了水泥篮球场，第一次有了可以跳舞的俱乐部礼堂。
工会给俱乐部买了40元一副的高级麻将，开了茶座，请人来说书，组织舞会，教工人们“跳国标舞”（交际舞）。身份是比较出来的，生产方式虽然没变，但和环境比较，茅台酒厂人生活方式变了。1959年，酒厂还拥有了两台嘎斯汽车。
跳舞打牌之后，晚上迎接他们的，还是窝棚和老厂房边角小屋改造的干打垒宿舍。因为一再被教育要和老烧坊的工人住挞斗盖秧被相比，因此50年代工人对破旧窄小房屋并没有太大怨言。这种乐观豁达也表现在对工资的态度上。给毛泽东的报告写道，“全厂平均工资28元，除去干部，工人平均25.54元，依靠工资收入的职工家庭人均收入6.4元，当地生活水平，只够吃饭。职工家庭经济收支平衡的只占75％，收不敷出的占23％。”（《茅台酒厂档案·1956年卷，茅台酒厂全体职工给毛主席的报告》）
50年代末，“大跃进”造成了经济统计数字的成倍增长，每天广播里传出的各地各单位“又放卫星”的新闻让每一个人都相信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奇迹即将出现。与此同时，工资越来越少了。1957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工资是690元，1958年变成了526元，1959年再降为514元。但是宣传造就的觉悟告诉工人：社会主义建设队伍扩大了，“3个人的饭5个人吃”是正常的，党中央制定的方针都宣布了，要“先生产、后生活”。即使是1960年，大饥荒的阴影已现，茅台酒厂的工人也没有降低奉献热情。元旦刚过，贵州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会议名称叫“代食品工作会议”，中央紧急指示也是要求开发代食品。茅台酒厂的工人每天也开始配给糟子粑（以酒糟为主混合面粉），工人每天吃两个糟子粑，依然四处去背上面调来的高粱小麦原料，当年用掉5000多吨粮食，生产了912吨酒。这个产量一直到80年代才被突破。
粮食危机选择了最不恰当的一个时机发生——1958年，建国以后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刚刚结束，人们思想正乱。
反右之前，阶级斗争观念主要体现在组织建设上，甄别标准也主要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出身成分不好不能入党入团，自然也就不能提拔重用。除了1951年“三反五反”打击了一批干部和工人之外，1953年重组之后的茅台酒厂阶级斗争并不残酷。1957年的反右运动，最后划为右派、受到处理的人也只有党委书记余吉保一个人。
但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让工人认识到，即使是工厂，也存在政治身份，人分三六九等。鸣放一开始，掌握运动主导权的机构（这种机构似乎是一个垂直的体系，否则不会出现党委书记被划右派的结果）就有明确的“引蛇出洞”的部署，茅台酒厂要引的重点对象是有历史问题的干部李显章和张启迪。李、张二人一个是财务股股长，一个是人事股股长。他们当时的所谓历史问题都是在1978年以后被上级组织明确认定为子虚乌有的东西。1957年反右运动的一份简报总结鼓励鸣放的情况，其中重点记载了李显章、张启迪这两个“重点对象”鸣放不积极的问题。
李显章借口工作忙，硬着头皮顶住压力，坚决不鸣不放，但最终还是被给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后来70年代末得到平反时才知道运动中被定性为“中右”。李显章明白了真相，自知了另类，虽然工作积极性并未明显改变，但“使徒”般的热情被泼了冷水，心态发生了不能为外人道的微妙变化。面对面的大鸣大放继而变成“背靠背”的揭发，最后以毫不留情的大批判和“组织处理”结束，单位的成员大都被鼓励卷入了这样一次大规模的人际互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始，以“互相揭发”终。茅台酒厂最后被处理的人并不多，集体动员的单位运作模式依然有效运作，持续到了整个“大跃进”期间。但在反右运动中，对集体动员产生了强烈好感和认同的新解放区的人们，第一次领略了分化斗争的整人手法，心理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在鸣放中，鸣放最多的人提了73条意见，指名道姓涉及四五十人。其中不乏对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的指责。群众斗群众的过节从这里就埋下了祸根。整人才能进步的“单位”潜规则开始起作用。
1961年~1963年，“大跃进”停摆，幸福天堂在即将开门的一刹那，突然变成了现实的噩梦。靠高积累模式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列车终于被“大跃进”的疯狂带出了轨道。生产任务退居第二位，生存成了第一任务。1961年开始，所有事情统统让位于吃饭问题。
全厂职工和家属1000余人，开辟了一个二百余亩地的农场，可以自给蔬菜14万斤，厂区空地由车间自己组织开荒种植也有一定粮食产出。加上酒糟残余热量，本来渡过粮食难关的办法还是有的，但是吃饭问题也被搞成了运动。
上级要求开展轰轰烈烈的“代食品”生产运动，茅台酒厂因为有培养基原料优势，确定大力发展“人造肉精”。“人造肉精”就是把一种叫链饱菌的微生物菌种，在含淀粉的培养液中繁殖成为菌膜，收集菌膜晒干即可。据上级提供的资料说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比猪牛羊肉都高。茅台酒厂把全厂的酒糟水、食堂淘米水、煮菜水全部收集起来做培养液，第二车间场地设备全部用来生产人造肉精。
在人造肉精生产计划中，理论上全部可能作培养液的水收集起来有8000立方米，最多只能生产100斤干粉“人造肉精”，据计算，这些干粉蛋白质含量比100斤牛羊肉高。谁都知道，单是8000立方米水收集起来，也找不到这么多容器来做培养器皿。但运动的法则推动这项计划一直走到头，最后以无法收场收场。
在浪费了大量人力之后，还是回头靠传统代用粮食，职工主要食物还是酒糟混合杂粮做的糟子粑，每人每天一斤半，但工人总是带回家，一家人分着吃。
900年前，欧阳修写过一首诗叫《食糟民》，其中有几句简直就像为1961年的茅台酒厂写的——“官酒味醴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因为有酒糟，有土地开辟成农场，生产了一些杂粮蔬菜，茅台酒厂的缺粮情况比邻近的农村好很多，酒厂没有出现断炊的职工。但挑水、背糟、上甑这些重体力活，常常把饥饿的工人压倒在地。上甑润粮之前，工人们比以前更加仔细地检查红粮原料，找到几颗混进去的玉米粒，就赶快拿到酒灶边去烤熟吃掉。有一名叫刘亮洲的工人一次吃下了过量的糟子粑，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