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是唯一真正的财富。
——诺贝尔
（一）
阿尔弗雷德的晚年主要是在意大利的小镇圣莫雷度过的，并且一直到去世。由于在法国期间，因为“无烟炸药”案件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阿尔弗雷德便离开了那个让他伤心不已的国家，迁居到了意大利的圣莫雷。
圣莫雷是个坐落在地中海边的小乡村，空气清新，气候宜人。但可惜的是，在意大利阿尔弗雷德也没能获得充分的休息，仍然有许多工作上的问题需要他来解决，他每天不得不像个陀螺一样不停转动，没完没了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每到一个国家定居下来，阿尔弗雷德都要考虑实验室的安置问题。同样，他在圣莫雷也建立了一个研究实验室，并特意从德国订购了一批新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设备。
在这所实验室当中，阿尔弗雷德依然每天努力地工作着，对炸药的发明工作也依然继续，并且他在炸药领域的最有一项发明——“改进型无烟炸药”，即为了适应某些特殊情况而进一步改进的混合无烟炸药，就是在圣莫雷实验室研究出来的。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孤独感也日益加重，这也很容易勾起对故土的思念。从青年时代开始，阿尔弗雷德就习惯了居无定所、四海为家的生活，先后在瑞典、俄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居住。到了晚年，阿尔弗雷德再也不想这样四处奔波漂泊了，他很想找个地方永远地停歇下来。
自从移居到圣莫雷之后，阿尔弗雷德就开始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和孤独当中。这里远离伦敦、巴黎、汉堡，因此实验室中所需的化学制品和设备等采购起来十分不便。此外，工人也不容易找，当地人对他在自建的长铁桥上试制火箭发射时发出的噪音也颇为不满。可以说，在圣莫雷，阿尔弗雷德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也许瑞典是个不错的选择。”阿尔弗雷德想。
瑞典是阿尔弗雷德的出生之地，他最挚爱的家人也先后被埋葬在那里。每次阿尔弗雷德回到瑞典，都会勾起他对亲人和童年的美好回忆。
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故土之恋，经过思考后，阿尔弗雷德很想叶落归根，回到故乡瑞典去。
从1893年开始，阿尔弗雷德就一直在考虑重回故土的事情。但如果要他回去什么都不干，只呆在家里养老，忙碌惯了的他又觉得很难受。虽然此时的阿尔弗雷德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但他还是不愿意过无所事事的日子。
恰好在这时，瑞典有个很好的机会等着阿尔弗雷德回去发展。阿尔弗雷德听说，在瑞典韦姆兰省的伯福尔斯钢铁厂准备出售，他觉得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于是，阿尔弗雷德就亲自回瑞典考察了一番。结果发现，这家工厂的设备很陈旧，技术也落后。不过，阿尔弗雷德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他很痛快地就买下了这家大公司的大多数股份。
有事情可做了，阿尔弗雷德就不担心回瑞典后闲得发慌了。为了将这家新买下的公司发展起来，阿尔弗雷德投资将这家工厂完完全全地整修了一番，还购进了许多先进的设备。同时，他还委托助手索尔曼聘请一大批优秀的瑞典工程师到公司工作。
后来的伯福尔斯公司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初期成为瑞典一家拥有万余名职工的大型企业，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阿尔弗雷德生前为这家公司所奠定的资金基础和技术基础。
阿尔弗雷德就住在伯福尔斯工厂附近的一所贵族庄园当中。1895年，阿尔弗雷德又在这里建造了各处住所都有的实验室。这所实验室比圣莫雷的实验室还要大得多，在这儿进行试验几乎与在工厂里进行生产的规模一样。
把实验室都布置好后，阿尔弗雷德也暗暗告诉自己：不要再折腾了，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身体也十分不好，此时应该安定下来，过一点安稳的日子了。他希望这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搬家，因为他再也不想过以前那种到处奔波的日子了。
由于瑞典的冬季十分寒冷，考虑到健康因素，医生建议阿尔弗雷德冬天回意大利，在气候适宜的圣莫雷居住，然后在夏秋季节再回到瑞典来。
虽然十分不想再奔波劳碌，但阿尔弗雷德最后还是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而且，圣莫雷那美丽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对他来说的确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因此，阿尔弗雷德还保留着那里的实验室和住所，每逢瑞典的严冬到来时，他就回到阳光和煦的圣莫雷，在碧蓝的海边居住一段时日。
（二）
在1894年至1896年期间，阿尔弗雷德尽管身体状况欠佳，但依然以自己的设想为基础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试验，这也表明他比他的时代先走了50年。如今，这些试验都已经流入到那条永恒的河流里去了。
作为一名军火制造商，经常四海为家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长期处境微妙；而现在，他完全可以站在瑞典人的立场上，将他的思想放在国防之上。正如他的父亲伊曼纽尔当年那样，发展了他的“保卫自己亲爱的祖国免受强敌侵犯的方法”。
阿尔弗雷德自己也曾经写到：
“假如说有一种工业部门应该完全不依赖国外供应的话，那么，很明显它就是国防部门；由于在瑞典有着弹药工厂，如果不使它们保持发展，那将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们是为了生活而接受定货的，但我们的目的是去创造，而不是沿着祖先们的脚印走路。”
在阿尔弗雷德所经营和负责的一切事务里，他所要求的是最好的劳动、原料和产品。在伯福尔斯的情况也是如此。从车间建筑，到机器和生产方法，都被他完全扩大和现代化了，产量也由于采用新的方法而增加。
然而，随着二哥路德维希和母亲的相继去世，阿尔弗雷德自己也痛苦地体会到了身体老化、衰弱的过程。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做实验时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力不从心。以前，他常常可以在实验室中一整夜地工作而依然神采奕奕，而现在还没站上一两个钟头就已经累得腰酸腿疼了。
阿尔弗雷德在给自己的助手索尔曼的信里曾经写过：
“我从不借用的两件东西就是金钱和方案。”
毫无疑问，这两种东西对他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让这位发明家越来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时间、睡眠、健康和平静的不足。由于一直缺乏休息，现在他的身体要来找他算账了。
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发现身体的变化已经是一件令人十分沮丧的事了，而更让他惊慌失措的是，死亡的阴云也逐渐笼罩到他的头上了，
那天，阿尔弗雷德感到有些疲乏，早早就上床休息了。像往常一样，他一直到深夜了还毫无睡意。这几年，他已经习惯这样了，也就任其自然，不去理会，然后闭着眼睛静静地想着心事。
忽然，他感到浑身难受极了。阿尔弗雷德很想起来走动一下，可身体却好像被牢牢捆在床上一样，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
难道是心绞痛又发作了吗？
阿尔弗雷德紧张极了，他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地忍着疼痛与恐惧，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
“难道，我的末日到了？那么，现在是不是就是我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也许明天仆人打开门，就会发现一具僵硬的、丑陋的尸体躺在这张床上，他们会不会吓得大叫？”
阿尔弗雷德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
然而几个小时后，身体的疼痛感渐渐消失了，阿尔弗雷德也开始能够慢慢地动弹了。他感到自己像是从鬼门关逃脱回来一样，说不出的恐惧，又有说不出的庆幸。
他挣扎着做起来，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衣服，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被汗水浸透了。
这种死亡的威胁固然可怕，而更让阿尔弗雷德无法忍受的，是无处不在的寂寞与孤独。这种坏情绪经常困扰着他，让他不时地变得莫名地失落起来。这时，他就会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一个人绝望地、静静地沉浸在一种无边无际的思索之中。
所幸的是，阿尔弗雷德最终还是挨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理解了这一点，反而让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坦然与放松，头脑也变得清醒起来。
此时的阿尔弗雷德，又重新回到了文学的天地，重新吟咏起雪莱、拜伦等人的不朽诗篇。虽然他是一位发明家、实业家，可这位营造了一个庞大的实业王国的企业家似乎并不那么务实，他对玄虚的哲学很有兴趣。
在1893年时，当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授予阿尔弗雷德名誉博士的学位时，他激动万分。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自从大学评论会授予我哲学博士学位后，我几乎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哲学家，而且开始觉得‘实用’这个词不过是个虚幻而已。
在阿尔弗雷德功成名就之后，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着从中解脱出来，甚至已经为自己定好了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比如，他要将自己炸药和企业方面的所有权都卖掉，摆脱一切事务的干扰，然后一心一意地投身于科学。
愿望是美好的，然而这个计划却一直都没能实现，它始终只能是阿尔弗雷德自己一厢情愿的事。在亲手营造的这个遍布世界的实业网络后，阿尔弗雷德也被这张大网紧紧地裹住了。他一次次想要摆脱实业家的身份，结果也一次次失败。
晚年的阿尔弗雷德常常陷入这样的沉思：
“这就是我的一生吗？我这一辈子究竟都做了什么？”
“当我死去后，人们是否会理解我所做的一切？在我余下的光阴当中，我还能再做些什么事情来弥补这一切呢？”
（三）
1896年，阿尔弗雷德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年仍然在瑞典、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奔波着。这一年，他的心情似乎很好，因为近两年的几件事都办得令他很开心。
然而这年的8月，他的大哥罗伯特因为心脏病不幸离世，给阿尔弗雷德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在赶回瑞典参加完罗伯特的葬礼之后，便顺道去巴黎治病，并在巴黎住了数月。
在逝世前的两个月，阿尔弗雷德在巴黎给朋友写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来巴黎是为了请一位着名的心脏病专家治病，他和我的医生都说我的大动脉已经进一步恶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苦干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每天闲着不做事，只是要尽可能地避免紧张疲劳的旅行。
第二天，他又在给助手索尔曼的信中说：
因为心脏病我需要在巴黎要住上几天，一直要等到医生们商议出最好的治疗方法。他们开的处方是内服硝化甘油，这就好像是命运在与我开玩笑。他们为了避免吓坏药剂师和公众，管它叫特宁可酊。
在前一年，即1895年2月时，斯德哥尔摩的一位专利局某部门的主任，也是一位发明家，在瑞典科学院做了一次报告，提出了一个乘坐飞船到北极探险的计划。以往也曾有许多探险者葬身于冰天雪地之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他们的目的——提供有关北极圈的科学数据，填补地图上的空白。
这个发明家名叫萨拉蒙·奥古斯特·安德烈。在青年时期，他就已经越过大西洋，到达美国费城，学习了当时有关航空学的全部知识。
他还制造过一些气球，在上面装上牵引绳、导向绳和风帆等，使之成为可以操纵的飞船。他的飞行试验在美国和欧洲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科学院的成员听了他的计划，但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仍然持怀疑态度。不过，安德烈的计划却引起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兴趣。他在专利局结识了安德烈后，就与他讨论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尽管在一些问题上他们都持有不同的看法，但阿尔弗雷德很信任这位瑞典人。
安德烈经过一番周密的考察，将其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都一一考虑进去，然后挑选了三位优秀的学者和技师作为同伴。他需要12万瑞典克朗来装备和发射飞船、配置考察设备，阿尔弗雷德很高兴地给予了支援。他认为：
“敢于向不可能的事情挑战，敢于大胆梦想，安德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与安德烈一样，阿尔弗雷德也是个喜欢挑战的人，喜欢粉碎一个个障碍时所带来的快感。他们在未知的领域前都不会裹足不前，而是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喜欢兴致勃勃地去钻研探索。
阿尔费德勒与安德烈惺惺相惜，他还恳切地劝诫安德烈说：
“过去的几百年当中，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勇士踏上了前往北极的旅途，可是到目前为之，这些前仆后继的先行者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到他们的目的地，不少人在半途中就倒在了冰天雪地里，连尸骨都找不到了。安德烈，去北极探险没有大智慧是不行的，这不仅需要非凡的勇气，还需要细致周密的头脑，千万马虎不得。”
事后，阿尔弗雷德和安德烈一直保持着友好而密切的联系，共同解决考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这次北极考察的情况谁也不了解，乘坐飞船到北极的方式也没有人尝试过，但两个人都喜欢解决难题，种种未知的因素激发了他们的热情。
人们看到阿尔弗雷德这位年迈多病的老人依然满腔热情地帮助安德烈的事业，都很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位严肃认真的实业家，现在居然热衷于一些荒谬而不切实际的设想，简直令人疑惑不解。
然而，这项前所未有的冒险计划却给阿尔弗雷德带来了心理上的变化，他开始计划自己的身后事，考虑死后如何处置自己的遗产问题。在这项事业当中，阿尔弗雷德也确信自己找到了造福人类的最佳途径。起初，他漫无目的地接济一部分人，后来才发现，他帮助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奸诈狡猾的骗子。这件事也让他认识到，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最有效地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