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爱因斯坦
（一）
随着原子弹的爆炸，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整个世界都目睹了科学用于军事所造成的悲剧，有人对此感到兴奋，因为战争毕竟结束了。然而爱因斯坦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清醒地意识到，假如原子弹落入“孩童”之手，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945年12月10日，在为纪念诺贝尔而举办的宴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着名的讲话：《战争已经胜利，但和平还没有来临》。
在讲话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口号：将原子弹的秘密交给一个世界政府保管，以便永远结束国家之间的可怕纷争。
同时，爱因斯坦还极力倡导将原子能进行和平利用，造福于人类。
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许多老朋友都希望爱因斯坦能回到德国，但爱因斯坦谢绝了邀请。他说：
“我不能原谅德国人，幼年时我受其转职式教育的摧残，成年后回到柏林又遭到许多攻击，希特勒上台后我还遭到迫害。这些都能原谅。而让我不能原谅的是，他们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这种灭绝人性的残忍行为，我永远不能原谅。”
爱因斯坦的出生地——德国乌尔姆城希望能够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也遭到了他的拒绝。
这一年，66岁的爱因斯坦教授也退休了。可是第二天，他照样还是准时出门上班。对他来说，退休并不意味着放弃学术活动，一个公务员可以退休，但一个有心智的人是永远不会退休的。
的确，爱因斯坦对科学奥秘的探索，为人类和平和社会正义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
1951年1月6日，爱因斯坦再给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写信时说：
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受，希望你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留给我的事情是：毫不悯惜自己，研究困难的科学问题。那个工作迷人的魔力，将持续到我呼吸停止。
是的，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坚持着他的阵地——研究他的统一场论——这是他奋斗了近40年的课题。尽管他也意识到，在他有生之年可能难以有什么突破了。
但是，爱因斯坦的生命仿佛就是为了进行各种科学研究，发现宇宙中的真理。他的整个后半生都在研究统一场论，这也是他的生活乐趣所在，甚至可以说是他生活的本身，也表现了他对自己信念和理想的无比执着。
对此，许多人都表示不理解，甚至将爱因斯坦描绘成一个僵化的保守派，是个死守着自己陈腐观念不放的人。还是他的老朋友、杰出物理学家劳厄说得对，他指出，爱因斯坦所表现的不是“固执”，而是“异乎寻常的勇气，结合着深入自然最本质特点的人才的洞察力”，“他怀有那种勇气，继续为建立量子力学而进行的尚未定局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初期，物理学界在爱因斯坦所研究的统一场论的道路上，出现了决定性的突破，这让爱因斯坦大受鼓舞。
在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苏联、日本和匈牙利等国家，都有一些物理学家坚信爱因斯坦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他们也都沿着爱因斯坦的研究道路奋力地向统一场论冲击。其中，年轻的巴黎物理学家维瑞尔以爱因斯坦一格罗梅尔一英菲尔德型为基础，在广义相对论和原子理论之间，在场的各种理论与粒子的各种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1952一1958年，维瑞尔在磁场与引力场之外又引入了第三个场，物质连续性的第三种性质形式，即“场”，这也是德布罗意原子波的基础层。这样一来，这些波在维瑞尔的方程中就具有了实在的物质性质，波与粒子之间的统一也具体实现了。
爱因斯坦在得知这一突破时，给德布罗意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他与巴黎学派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他将他的那封信称为“遗书”，他写到：
“请转告维瑞尔，他的走是正确的道路。”
“请您对他和别的法国同志们说，我建议他们朝着他们所选取的方向继续工作下去。”
1958年春天，德国着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所作的一些研究成果，虽然仍旧停留在统计方法的框子中，但在内容上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电磁场、原子核和引力场的统一理论了。可惜的是，爱因斯坦未能亲眼看到这一结果。
（二）
爱因斯坦生来就喜爱孤独。年幼的时候，其他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却很少参加游戏；中学时，他是个受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他经常说，自己是生活在寂寞之中的，是个孤独的人，并且他也时常流露出自己孤独的感受：
“就我个人来说，总是倾向于孤独，这种性格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突出。奇怪的是，我是如此闻名，却又如此孤寂。事实上，我享有的这种声望迫使我采取守势，因而也令我与世隔绝。”
从20世纪40年代末，爱因斯坦的信中便越来越多地流露出对生活厌倦的评论。随着这些评论，他还越来越多地发出一种与要去世的人、与自己生命辞别的忧伤的、尽管是平静的语调。这种平静的忧伤，就好像一个人有时在寂寞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情绪。
1949年底，爱因斯坦在回复老朋友索洛文给他的七十大寿的贺信时，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
“……现在的人认为我是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
他的这种情绪一方面是由于他不断呼吁和平，而看到的却是大国之间不顾人民死活所搞的剧烈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面对自己所期待的科学上的东西，和他在科学上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悲剧性脱节。尤其是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上，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做的事尚不能令人满意，前面的路还很长，而自己却已深感力不从心。
在爱因斯坦的独特意识当中，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了伊壁鸠鲁式的乐观主义态度。
早在2000多年前，伊壁鸠鲁就为反对怕死而提出了有力的论证：
“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
当他自己快要死时，他坐在热澡盆中，要喝浓郁的醇酒，并在临终的信中将死去的一天称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关于哲学推论的回忆。
爱因斯坦对待死亡的观点很接近伊壁鸠鲁，但他也不排除对将要失去的生命的忧伤。这也是爱因斯坦独特的生命意识，对本人的生命相对无所谓，而对已经死去和将要离去的亲人的强烈的、虽说是平静的，忧伤。这些亲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爱因斯坦：伊丽莎、居里夫人、格罗斯曼……
每每想到这些人，爱因斯坦就会产生一种对亲人的深切怀念和十分强烈的忧伤。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同英菲尔德谈话时说：
“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三个小时我就死了，这也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才能更好地用剩下的三个小时？然后，我就会收拾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意用全部的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然而他的思考却常常被人们打断。许多人都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了忠告，又得到了帮助，还听到了演说，这就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一个向往孤独的科学家不断地同大多数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都是很少见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还同他的世界观的内在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爱因斯坦建议说，看灯塔的职位是最适合科学家的，因为孤单一人在灯塔上面有助于研究。这也表达了他早年的梦想。
（三）
在爱因斯坦去世的前两周，科恩访问了他。科恩后来写道：
他的脸呈现出阴沉和悲伤，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消除了衰老的印象。特别是爱因斯坦在笑的时候，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时他就用手背拭去眼泪。
科恩与爱因斯坦谈话的内容是关于科学史的，但也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爱因斯坦讲到，他的立场与马赫的立场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他还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在维也纳与马赫的会晤，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关于分子和原子存在的争论，并且还提到后来的一代物理学家的哲学爱好。
在谈话中，爱因斯坦还和科恩谈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恰恰不是解答，而是问题、冲突、争论和矛盾将科学史变成了思想戏剧的东西。
爱因斯坦认为，某些基本问题可能会永远纠缠我们，一些似乎解决了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会从新的角度重新提出来，问题的这种保留和再现——尽管在这个时代有了解答——证明解答有近似的、暂时的、相对的性质。它为世界带来了正面的、历史不变的内容，却不取消问题，而是令它更加深化，更加现代化，使它再现于科学之中。
因此，要想判断科学思想的运动，不仅需要知道它已经达到的观点程度，对它面临的问题进行何种解释，还要知道它的速度、它的梯度是怎样的。而这些，不仅与答案有关，与新的问题与老的问题的变化与深化、与传给未来并继续存活的一切事物有关，因为科学已经获得的答案、观点将会过时。科学的这种发展，不仅是外在因素作用下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因，由于内部的冲突所致。
爱因斯坦说，牛顿是17世纪的思想家，正面的解答属于17世纪，也属于以后的两个世纪；而未解决的问题、17世纪的矛盾和问题，也属于未来的世纪。它们令爱因斯坦产生了一种不朽的思想。
爱因斯坦称，我们的知识都是相对的真理，所有这些知识，都是达到完全知识的一个阶段。因此，爱因斯坦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对牛顿的力学进行了推导，但他却并没有完全抛弃它，而是在物理知识结构中给它一个应有的位置。
爱因斯坦强调说：
“我们关于自然现象观念的全部发展……可以看做是牛顿思想的一种有机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