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房门，一位身材瘦长、面色黝黑的小伙子闪了进来。他手提一个陈旧的布包，叫了我一声“王叔”后，就在我面前跪下了。
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忙把小伙子拉起来，看了好半天也没认出是谁，他自我介绍是我刚故去的老友程义的儿子小军。
我让小军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小军哽咽着说：“我爸死前几天，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但他神志还很清醒，经常念叨你，盼着能见你一面。你没回去，他嘱咐我一定要来找你，把那件事和你交代好。我答应了他，他才放心地去了。”
小军说完，用手擦了下眼角的泪，就从布包里取出一沓钱，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白条，放在茶几上，对我说：“王叔，这五千元钱是我爸生前积攒下的，今天还给你。还欠你五千元，我爸让我给你打了个欠条，他说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王叔，你收好吧，我挣了钱会尽快还你的。”
我感到非常羞愧、痛心和激动，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我和程义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好朋友。后来我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程义则一直在家务农。以前我每次回老家，程义就很热情地把我请到他家里，让嫂子炒几个好菜，我们哥俩就一边尽情喝酒，一边开怀畅谈。由于心情高兴，每次他都喝得大醉才罢。后来我父母去世，我就很少回老家了，至今已有七八年没回去了。
去年，程义忽然来城里找我，还给我带了些老家的土特产。和多年没见的老友重逢，我非常高兴。我请他去饭店喝酒，他又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他终于满脸涨红、吞吞吐吐地给我提起要借钱的事。说儿子小军快结婚了，家里的房子要翻修，手头较紧，能否借他一万元救救急。几十年来，这是程义唯一一次求我帮忙。我很痛快地答应了，从银行里提出钱来就交给了他。他拿着钱非常高兴，接着就去了火车站。
后来老家的人告诉我，程义得了肝癌，正在县医院治疗，病情看来凶多吉少。
我想程义得了这样的绝症，我的那一万元钱恐怕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就后悔当初借给他。老伴怨我，说你当时该让程义打个欠条呀，就是他生前还不了，以后我们还可以找他儿子要。他儿子就是不还钱，起码也知道我们对得起程义，是他们父子欠了我们很大的情分。现在倒好，空口无凭，自作自受。
程义来借钱时，我也有过让他打个欠条的想法。可当时我是在大街上把钱交给他的，无纸无笔，怎么打？况且程义也没提打欠条的事，我终于还是没好意思说出口。当然，以我和程义多年的友情和我对他本人的了解，我知道他绝不是那种不讲信用借钱不还的人。
半月前，小军打电话给我，说程义很想见我一面，问我能否回去一趟。我问了程义的病情，知道他已处在弥留之际。我让小军好好照顾程义，并借口工作忙没有回去。
我想，我若回去看程义，在那样的情景和场合下，一万元钱的事是绝对不能提的。但我来回还需花费几百元的车票钱，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划不来呀！也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我的心肠变得冰冷坚硬起来，无情地拒绝了老友临终前的这点请求。
现在听着小军的诉说，看着茶几上的钱和欠条，我为自己当初的自私和狭隘的想法深感伤心和内疚。我把欠条拿起来，三下两下撕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