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鸟
如你所知，我是个不幸的人，在1979年2月2日凌晨5时，我匆匆登上了人生舞台，开始了曲折、晦暗而又短暂的一生。
母亲把我带到这个花花世界，给了我生命，我却恨她。天下那么多男人不嫁，偏偏就选择了我那性情乖戾的贫穷父亲，那是我一生悲剧的根源。其实，我的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我的父亲的第一任妻子给他留下了一个孩子后上吊而死，据说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我的哥哥叫飞，也就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留给他的唯一遗产。我出生的时候哥哥已经六岁了。
我母亲初来颍河镇的时候是一个冬日，万物萧索。那时正逢颍河水涨，我母亲乘坐的小船摇摇晃晃在众人的嬉笑声中划到了颍河镇。男人粗俗的玩笑和女人尖利的笑声在这一天上午充满了颍河镇的上空。我看到母亲微红着脸在几个婆姨的搀扶下走进了父亲颍河镇的小屋。
关起门来过的七天七夜是昏天暗地的，有好事者去推我家的后门，可惜那早已被我的父亲用木条钉死了。第八天上午，母亲开了门，朝着颍水河倒了一大盆鲜红的水，而后院里便晾起了各色的床单，床单随风招摇，摆出种种媚态。好事的男人女人便都蜂拥挤到门前嬉笑，母亲便用一盆热水朝那伙人身上泼去。事后，人们都说，李氏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如你所知，我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经常为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揪住我们兄妹几个轮番暴打一顿。我印象中的母亲李氏经常把我们兄妹四人从睡梦中推醒，赶我们去地里干活。虽然我们超负荷地劳作，依然不能改变贫穷的命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看着我们几张填不饱的嘴，天天唉声叹气，终于有一天母亲决定把我送人。那一刻我没有恐惧，没有悲哀，默默地跟着三舅离开了颍河镇一路漂到了凡营。
在凡营的日子是我人生的重要一站，在那里我学会了忍辱负重，学会了看别人脸色行事，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
在那些战战兢兢，食不果腹的日子，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时常恶心、呕吐、腹泻，逐渐地消瘦。三舅怕我死掉，把我送回了颍河镇。也许是父亲良心发现，他卖掉了家里最后一缸粮食把我送进了颍河镇的中心卫生院。卫生院的大夫们给我诊断之后连连摇头，对着惶恐的父亲说，是晚期胃癌，回去好好保养吧，拖一天是一天。父亲把我拉回家，不再让我干活。我就整日地躺在床上，却不敢睡，因为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凡营被一群小崽子围殴的情景。
李氏说，我家的孩子就像一窝小猪娃，拱着拱着慢慢就长大了。李氏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十一岁那年是我们家最灰暗的一年，哥哥最终逃离了这个没有希望的家，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只留给我们在镇中心居民楼四楼的几间破房，我家从此如将尽的夕阳。这时的父亲开始出入于别的女人的床铺，整天无所事事以烟酒为伴，喝醉了，就拿着猎枪瞄准我的母亲，骂她是扫把星。我有一个预感，他早晚会杀了我的母亲。
我家从此堕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我不敢大声说话，我总担心某一天灾难会突然降临。我清晰地记得小飞在出逃前说的话：待在这个家，早晚会死掉的。这句话每天都在我的耳边萦绕，让我心惊肉跳。
我活得很累，活得很空虚，我严重的胃病也日渐一日地吞噬着我的身子。
我想人要是死了就不会受折磨了，我想死，但是我不甘心，我要报复，我要报复李氏。她错误地嫁给了我的父亲，她从小把我送人导致我害了病，她对我不管不问，我要她死，只有她死了才能够弥补她的罪过。
我轻轻地下床，偷偷地摸到了父母的房间开始实施我的报复计划。我把父亲的猎枪取下，把里面的假子弹拿出来，然后换上了真正的子弹。此刻，我仿佛听到了陈宝明扣动扳机的声音，我仿佛听到了李氏痛苦的呻吟。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我必须去死了，我已不再惧怕死亡，我迈着悲壮的脚步从我所居住的四楼一直爬到八楼，沿途我把走廊里所有的路灯都打开。木梯还在，我把木梯放在顶层的通口处，然后慢慢地爬了上去。我沿着顶层走了三圈，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叨，永别了，李某人，陈宝明。永别了，苦难。永别了，颍河镇。
我走到顶层的边缘，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跃而下。我感到身体轻飘飘如一只大鸟。正当我大约坠到四楼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我只感到太阳穴一阵痛，鲜血就从头上奔涌而出，然后我就没有了知觉。
我报复的计划落空了，那一枪没有打中李氏，李氏在陈宝明扣动扳机的那一刻突然把头偏向了一边，而那颗子弹恰好射中了我。
当晚的晚间新闻报道了这个新闻：颍河镇居民陈丰收因精神失常，于今晚九时五十分整从颍河镇中心的居民楼顶层跳楼，不想中了其父陈宝明用来威胁其母李氏的子弹。据警方调查，猎枪里的子弹是死者陈丰收装进去的，企图借其父之手杀死其母，没想其母躲过了这一劫难，陈丰收自己中了自己的子弹，自己谋杀了自己。
我死了。
我自己谋杀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