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自己创业。在事业失败时，放弃所有顾虑，放手一搏，反而可能成为伟大事业成就的契机。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有人曾进行过调查，发现最先富起来的是这样两批人：一是最早的个体户，他们大多是待业青年，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为社会中最难通过正常途径上升的一批人。另外一批是当年的老三届、知识青年，他们也满怀壮志，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技术能力、知识结构上都有缺陷，因此，成为较早“下海”进行创业的人。当然，这些现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它们说明一个道理：失败让人无所畏惧，以便更勇敢地捕捉机会。
所以，失败并不可怕，你要有重新面对生活，重新走向成功的勇气。认真地认识一下自己，反思一下过去，失败是成功之母，树起信心，重新前进吧，你正在走向成功的路途中。
度过劫难，创造辉煌
劫难是比困难还“难”的困难，是比逆境还“逆”的逆境。如果度过了劫难，下面的路途上，肯定会有鲜花，会有辉煌。
1966年，在全国爆发了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在劫难逃，教育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清华大学既有令人痛定思痛的严重教训，也有在逆境中的愤起抗争的苦斗。
动乱骤起，蒋南翔校长被迫停止工作，学校各级负责人、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陷入全面瘫痪。清华园再次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接管了学校的全部工作，进行所谓的“斗、批、改”，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从1969年5月起，3000多名教职工被送往江西鲤鱼洲农场接受“再教育”。迟群等人假手清华炮制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所谓“经验”，违背了教育工作的规律，在国内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清华大学自1966年夏停止招生后，于1970年下半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从1970—1976年，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学员”共16995人。由于入学不经过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难保证教学质量。但是清华师资力量强，教学态度认真，虽然当时政治运动不断，教师仍然以其高度的责任心和渊博的学识把他们带进治学的门径。
在那动乱的年代，清华教职工从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出发，从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出发，对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和“四人帮”摧残教育事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多次抵制，在逆境中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清华大学一代代学子形成的优良传统，进行了艰苦而顽强的奋争。
在“文革”在风暴到来之前，1964年春节座谈会后，清华大学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努力稳定局势，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顶着风浪前进”，“为生存而斗争”。
十年动乱中，蒋南翔校长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一个教育家坚持真理的勇气和骨气。迟群等人炮制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在当时曾被视为金科玉律，但蒋南翔不顾个人安危，实事求是地对这篇文章逐段写上批语，把谁也不敢公开冒犯的“金科玉律”批得百孔千疮。
1972年前后，以何东昌、艾知生、滕藤等同志为代表的清华大学教育工作者挺身而出，为整顿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进行了艰苦的努力。
1975年，原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联名上书告发迟群等人肆虐清华的劣迹。
这一次次的抗争与苦斗，招来了进一步的迫害。广大的教职工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顶着各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教学科研工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教学方面，力求使学校工作能符合教育规律，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集中补习文化基础课，恢复基础课教研组和实验室工作。在培养“工家兵学员”的同时，对“文革”中留校的青年教师补习数学、物理、外语等基础课，开粉了固体物理、激光、物质结构和催化等四个研究班，培训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电机工程专家高景德教授，从生产实际出发，写出了在理论上颇有创见的专著《串联电容引起的电动机自激》，为江西、青海、山西等地的电力系统和石油化工系统解决了若干重大技术理论问题。其他如黄河泥沙研究、130系列计算机和高压钠灯的研制、我国钍资源综合利用的研究、预应力混凝土压力壳的研究等项目，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1976年10，正义的力量粉碎了“四人帮”，清华大学迎来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再次出现勃勃的发展生机。
有些劫难是无法避免的，但劫难中我们也要保持自强的品性。不能因之屈服或消沉萎靡。清华做到了这点。
不怕挫折，走向成功
挫折没有劫难振憾人心，但它给你提出的却是连续不断的“问题”。劫难如同高考，会主宰你将来的命运，而挫折却如平时小测验，测验多了，你的成绩也体现着你的水平。
人们对成功者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然而，我们更应该鼓掌的是成功者们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的进取之心。正是因为有了进取之心，才使我们能够领略到成功者的风采。
威廉·波里索曾经这样说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把你的收入拿来算做资本。任何一个傻子都会这样做，但真正重要的事是要从你的损失里获利。这就需要有才智才行，而这一点也正是一个聪明人和一个傻子的实在区别。”
波里索说这段话的时候，刚在一次火车失事中摔断了一条腿。卡耐基认识一个断掉两条腿的人，也是一位从不幸中顽强崛起的好汉。他的名字叫班·符特生。卡耐基是在乔治亚州大西洋城一家旅馆的电梯里碰到他的。在卡耐基踏入电梯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看上去非常开心的人，两条腿都断了，坐在一张放在电梯角落里的轮椅上。当电梯停在他要去的那一层楼时，他很开心地问卡耐基是否可以往旁边让一下，让他转动他的椅子。“真对不起，”他说，“这样麻烦你。”——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非常温暖的微笑。
卡耐基非常欣赏这个跛子，于是去找他，请他说说他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1929年，”他微笑地告诉卡耐基，“我砍了大堆胡桃木的枝干，准备做我的菜园里豆子的撑架。我把那些胡桃木枝子装在我的福特车上，开车回家。突然间，一根树枝滑到车上，卡在引擎里，恰好是在车子急转弯的时候。车子冲出路外，把我撞树上。我脊椎受了伤，两条腿都麻痹了。那年我才24岁，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走过一步路。”
卡耐基问他怎么能够这样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他说他当时充满了愤恨和难过，抱怨他的命运。可是时间仍一年年过去，他终于发现愤恨使他什么也做不成，“我终于了解，”他说，“大家都对我很好，很有礼貌，所以我至少应该做到的是，对别人也有礼貌。”
卡耐基问他，他是否还觉得他所碰到的那一次意外是一次很可怕的不幸？他很快地说：“不会了，”他说，“我现在几乎很庆幸有过那一次事情。”他告诉卡耐基，当他克服当时的震惊和悔恨之后，就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开始看书，对好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喜爱。他说，在14年里，至少念了1400多本书，这些书为他带来崭新的境界，使他的生活比他以前所想到的更为丰富。可是最大的改变是，他现在有时间去思想。“我能让自己仔细地看看这个世界，有了真正的价值观念。我开始了解，以往我所追求的事情，大部分实际上一点价值也没有。”
看书的结果，使他对政治有了兴趣。他研究公共问题，坐着他的轮椅去发表演说，由此认识了很多人，很多人也由此认识他。后来，班·符特生——仍然坐着的轮椅——成了乔治亚州政府的秘收长。
卡耐基在纽约市办成人教育班时，发现很多成年人最后的遗憾是，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似乎认为没有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卡耐基知道这话不一定对，所以他常常对这些学生讲一个他认识的人的故事，那个人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他家里非常穷苦，当他父亲过世的时候，还得靠他父亲朋友们募捐，才把他父亲埋葬了。父亲死后，他母亲在一家制伞的工厂里做事，一天工作10个小时，还要带一些工作回家做到晚上11点。
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这个男孩子，曾参加当地教堂举办的一次业条戏剧演出活动。演出时他觉得非常过隐，因而他决定去学演讲。这种能力又引导他进入政界。30岁的时候，他就当选为纽约州的议员，可是他对这项责任却一点准备也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研究那些要他投票表决的既冗长又复杂的法案——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法案就好象是用印地安文字所写的一样。他怎么也无法把他们弄明白。在他当选为森林问题委员会的委员时，他觉得既惊异又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讲过森林一步，对森林的问题一无所知；当他当选州议会金融委员会的委员时，他也很惊异而担心，因为他甚至不曾在银行里开过户头。更别说要他去做金融管理了。他当时紧张得几乎想从议会里辞职。在绝望之中，他下决心苦读，把他那天知的柠檬变成一杯知识的柠檬水。经过不断的努力，他终于从一个当地的小政治家变成一个全国的知名人物，而且《纽约时报》也称呼他为“纽约最受欢迎的市民。”
这就是艾尔·史密斯。
当艾尔·史密斯开始他那自我教育和政治课程10年之后，他成为对纽约州政府一切事务最有权威的人。他曾4度当选为纽约州长，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1918年，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有6所大学——包括哥伦比亚和哈佛——把名誉学位赠给这个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
艾尔·史密斯亲告诉卡耐基，如果他当年没有一天工作16个小时，化负为正的话，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所以，你若处于置逆境中时，不应当惧怕，而应喜欢这个环境，努力在这个环境中锻造自己，这样在以后的奋斗历程中，你就能较容易地越珲一个个障碍，顺利地步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