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你不会再看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中被杀害了。”我把报纸递给了他。
我刚刚看过这份报纸，上面报道说：昨晚现年三十四岁的伦敦社交界有名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在家中遇害，警察发现屋内一片狼籍。一把印度匕首刺中房主的心脏，死者的一只手仍抓着椅子腿，倒在椅子旁。屋内贵重物品没有丢失。
福尔摩斯看了一会儿问：
“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是巧合吧。”我说。
“不，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正说到这里，房东太太拿着托盘走进来，盘内有一张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牌，说：
“如果希尔达·崔洛尼·候普夫人愿意的话，请她上楼来。”
随后，候普夫人出现在门口，她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来过这里吗？”
“是的，夫人。”
“那么，请您千万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说：
“请坐下吧。”
“福尔摩斯先生，您能告诉我，丢失的是什么文件吗？”
“夫人，恕我不能回答，我觉得您还是应该问您的丈夫。”
“我问过他，可他总是守口如瓶。您如果不能明确告诉我，那么给我一点点启发也可以啊。”
“夫人，您是说一？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是否会因这个事件而受影响呢？”
“除非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丢失文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夫人，您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那好吧。再次请您千万不要对他说我来过。”候普夫人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中充满着焦虑不安，然后走出了房门。
接连三天，福尔摩斯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直到第四天上午，报纸刊载了一封从巴黎拍来的长文电报，事情似乎有了转机。这封电报里说到，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二自伦敦回到巴黎，有证据说明她的行踪和卢卡斯谋杀案有关。经警方核对照片，认为她的丈夫亨利·弗那依和艾秋阿多·卢卡斯为同一个人。弗那依太太患有躁狂症，据估计弗那依太太可能因癫狂发作而行凶。事发的第二天清晨，有人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看到酷似弗那依太太的女子举止狂暴。同时有人证明事发当晚，有一位妇女在高道尔劳街一连几小时盯着卢卡斯的寓所。
“你怎么看这段报道，福尔摩斯？”我问。
“对我们来说毫无帮助。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文件，而卢卡斯的死只是个意外事件。哦，这儿有一封雷斯垂德的信。”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眼仆人刚交给他的信说，“华生，我们去高道尔劳街。”
我们来到卢卡斯寓所前，一个高个子警察给我们开了门。雷斯垂德迎了上来，带着我们走进屋子：
“有件小事，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什么事呢？”福尔摩斯问。
“今天调查结束后，我们打扫屋子，碰巧掀了一下这块地毯，发现浸透了地毯的血迹并没有印在地板上。”
“地板上没有血迹？”
“是的。”雷斯垂德掀开地毯的一角。
“可是，应该有啊——”福尔摩斯有些迷惑。
雷斯垂德又把地毯的另一角掀开，洁白的地板上有一片紫红的血迹。他说：
“这一块地板上有一块血迹，和地毯上血迹的位置不一致。肯定有人移动了地毯，可是谁移动的，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门口那个警察是不是一直看守着这个现场？”
“是的。”
“那么，你把他带到后面屋里，单独和他谈谈，问问他为什么居然敢让别人进来。告诉他只有坦白才能得到谅解。”
“好的。我这就去。”
雷斯垂德刚离开，福尔摩斯一反刚才平静的神态，迅速拉开地毯，匐匍在地板上，用手指拨弄地板，有一块木板竟然可以向上翻起，下面露出一小黑洞，福尔摩斯急忙把手伸进去，但是洞里什么也没有。
这时，过道里传来雷斯垂德的说话声，福尔摩斯立刻扣上那块木板，盖好地毯。
“他已经承认了。”雷斯垂德把那个高个子警察领进屋里。
“先生，我并无恶意。”高个子警察满脸通红，“那位年轻的妇女昨晚走到门前，发现自己走错地方了，于是我们就攀谈了起来。她说从报纸上看到了凶杀案的报道，想看看现场。我想让她偷偷看一眼没有什么问题，谁料她一看见地毯上的血迹就昏倒在地板上，我连忙跑到后面弄了点水来，但还是没让她醒过来。我就到拐角商店买了一点白兰地，可等我回来时，她已经走了。”
“那块地毯怎么会移动了呢？”
“我回来时发现地毯有些皱，因为她是晕倒在地毯上的，我就把地毯铺好了。”
“她只来过一次吗？”
“是的。”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个子高吗？漂亮吗？”
“是的，她是一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子。”
“很好。华生，我们走吧。”
那位高个子警察送我们出来。福尔摩斯走到台阶上，转过身，掏出一张硬纸片。高个子警察看见了，惊讶地喊一句：
“天哪，先生一”
福尔摩斯示意警察不要出声，又把纸片放进了口袋里。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时，福尔摩斯忽然大笑起来：
“华生，我想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关重大的事故而遭受损失的。”
“你把问题解决了。”我很诧异地问。
“目前还不能这样说，走吧，我们直接去崔洛尼·候普先生的住宅。”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福尔摩斯却要求见候普夫人。看见我们来访，候普夫人非常生气：
“我希望我到您那儿去的事要保密，可是您为什么执意要到这儿来造访我呢？”
“很抱歉，夫人，我受人之托要找回这封信，我只能来找您，请您把信交给我吧。”福尔摩斯说。候普夫人脸色骤变。她站了起来，愤怒地说：
“你想要恐吓我，福尔摩斯先生！”
“夫人，请您坐下。如果您交出信来，所有的事情都会结束，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
“你究竟知道什么？”
“我知道您去过艾秋阿多·卢卡斯那儿，您给了他那封信。昨晚您又巧妙地从地毯下隐蔽的地方取回了那封信。”
候普夫人凝视着福尔摩斯，脸色苍白。过了一会儿，她大声地说：
“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疯了。”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纸片，那是从照片是剪下来的一张面孔：
“那个警察已经认出这张照片了。”
候普夫人低头沉默了好一阵子。
“希尔达夫人，我为您感到遗憾。看来一切都是徒劳。”福尔摩斯起身摇了一下铃。管家走了进来。
“崔洛尼·候普先生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先生，他十二点三刻回来。”
“还有一刻钟，”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我等他回来。”
管家刚走出屋门，候普夫人忍不住哭了起来：
“饶恕我吧，福尔摩斯先生，不要告诉我的丈夫，我很后悔这件事伤害了他高贵的心灵。现在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您，夫人，”福尔摩斯说，“您在最后时刻终于想通了。现在还来得及，信在哪儿？”候普夫人急忙走到写字台前，拿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一个长长的粉蓝色信封。
“快，快放回去，文件箱在哪儿？”福尔摩斯说。
“卧室里。”
不一会儿，候普夫人拿着文件箱走过来，她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文件箱，福尔摩斯把那封信塞在诸多文件中间。锁好箱子，候普夫人又把它送回卧室。
“现在，还有十分钟，”福尔摩斯说，“希达尔夫人，我想知道您冒这么大风险偷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先生，我愿意如实相告。问题出在我恋爱时一时冲动写了一封信。我的信没有恶意，可我丈夫会认为这是犯罪。如果他知道了就不会再信任我了。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信落到了卢卡斯手中。他要挟我拿着那份文件换回我的信，否则就把它交给我的丈夫。所以，我偷偷地取了钥匙的模子，后来卢卡斯给了我一把配制的钥匙，我就拿了文件并送到了高道尔劳斯。”
“到那儿发生什么事了？”
“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外面站着一个妇女。我们很快把事情办完了。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卢卡斯急忙掀起地毯，把文件塞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又盖上地毯。这时，一个皮肤黝黑、神色癫狂的妇女破门而人，用法语尖叫道‘我终于发现你和她在一起！’，然后他们扭打起来，我立刻逃了出去。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丈夫因丢了文件而心神不宁，我懊悔极了，我上您那儿去，是想知道我的错误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把文件拿回来，昨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至于我怎么拿到的，您已经知道了。”
候普夫人刚说到这里，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崔洛尼·候普先生冲进屋里：
“有什么好消息吗，福尔摩斯先生？”
“有点希望。”
“天哪！首相正好和我一起来吃饭，他可以上来听听吧？”
不一会儿，首相上来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听说您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
“我相信没有人把信拿走。如果文件丢失，现在一定已经公之于众了。”
“那么信怎么会不在文件箱呢？”候普先生问。
“会不会你弄混了，或许有人摇动了文件箱，弄乱了。”
“不，不可能。”
“候普先生，”首相说，“就让我们把文件箱拿来看看吧。”
候普先生摇铃让仆人拿来文件箱，然后，他打开了文件箱：
“你看，这都是些其他文件。梅娄公爵的来信，查理斯？哈迪的报告，贝尔格莱德备忘录，马德里来信，福劳尔君主的来信一啊，上帝，这是什么？！首相从他手里一把抢过那个狭长的粉蓝色信封：
“是的，就是它！”
“您是怎么知道这封信还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候普先生惊诧地问。
“因为我知道它不在别处，再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拿起帽子，转身向门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