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书法的延续
每一个书法家都有来源，没有来源的书法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收藏当代潜力书法家尽管注重的是“当代”，然而，当代也是从古代而来的。所以，了解中国古代书法历史，对于我们收藏投资当代潜力书法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几千年来，这种表意文字又为我们中华民族保存了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汉字从图形、符号到创造、定型，由古文、甲骨、大篆到小篆，由篆而隶、楷、行、草，书写应用逐渐完备。汉字在书写过程中，又不断融入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创造，逐渐形成了世界文字中惟一的，可以独立门类的书写艺术——书法。
作为一门发展了几千年的独立的艺术，书法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方块汉字书写讲究点线搭配的变化，这本身就是这种艺术的造型基础。又通过中国独有的书写工具——文房四宝淋漓尽致的表现，书法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书法艺术起于点画用笔，系于单字结构，成于整幅章法，美于风神气韵；点画之间，法度森严而又活泼自然、变化多端；墨色之间，黑白分明而，又枯湿浓淡、五光十色；整幅之间，错落有致而又杂乱无章、粗头乱服：似乎平淡无奇，却又耐人寻味，甚至欲罢不能，让人如醉如痴；似乎点画狼籍，却又睿智无穷，甚而惊世骇俗，令你拍案叫绝——书法同古老的东方哲学、文学以及绘画、篆刻、建筑、雕塑等艺术息息相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
在长期的书写过程中，书法形成了自己一整套艺术规律。人们早就在书写中发现了这种美。
东汉时，文学家杨雄就说：“书，心画也。”
稍后的蔡邕（133—192）更从哲学的高度申述了书法艺术的崇高性，提出“书者，散也”的理论。
“一公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唐．孙过庭《书谱》）。
书法更倾向于表现主观精神，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都喜欢寄情于毫末笔端，将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倾注于书法艺术之中，同时也造就了无数的书法艺术家，汇成了我国浩如烟海的书法艺术宝库。书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
研究书法史应把握历史上每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取向及其变迁，都与特定时期相应的艺术理论有着协调呼应的关系。繁荣活跃的创作活动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思想为先导，同时也为更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依据。系统的理论研究标志着书法学的成熟。
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虽然并不以史的面貌出现，对草书的认识有局限性，但文章的史论价值无可置疑。
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产生在古文、篆、隶、草发展成熟的时期。以后经过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萧衍、庾肩吾、欧阳询、虞世南、李世民、李嗣真等一大批人的开拓、总结，直到张怀瑾、孙过庭，出现了体系庞大、论述精辟的史论著作，其诞生在盛唐至晚唐，从全部文化特别是书法发展来看，是绝非偶然的。
宋代尚意书法盛行，苏轼、黄庭坚、米芾、姜夔既是实践的先驱，也是理论上的开拓者。明代项穆、董其昌、笪重光为文人书画、帖学流派起着奠基作用。清代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极力为碑学的复兴争得地位。
收藏投资书法，应了解书学体系。完整的书学体系应该由书法发展史、书法理论、书法美学、书法教育、书法技法、书法批评与鉴赏等多部类的研究统一构成，而在上述各个专项研究中，书法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任何一门艺术形式的发展延续，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和借鉴，而继承借鉴的立场、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当代人对传统的理解把握以及挖掘深度。
当今持续了近20年的“书法热”，使得许许多多古代优秀的书法作品被出版传播和研究利用，相比之下，对书法史的系统研究则显得欠缺。古代许多有价值的书法史，常与书论、创作技法等杂糅，不少是以笔札形式出现，既是特点也是缺点所在，从现代学科的角度看，也显示了系统的逻辑思辨之不足。
先秦奠定书法基础
按照通常的观点，中国书法依时序可分作十段：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收藏投资书法，了解中国书法各时期演变历史，是最必要的基本功。
最早的书法是什么样子？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不过，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涉及到：一、可以查考的中国历史最早起于何时；二、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三、文字史是否与书法史同步；四、现有的实物资料能否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第一个问题纯归史学家们考虑，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留给理论家们去讨论，第四个问题，则属于我们的书法家以及书法艺术爱好者们。
书法是写字的艺术，收藏书法，不能不了解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伏羲氏八卦造字、神农结绳造字和仓颉象形造字等说法。
然而，有字可考的实物是甲骨文，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
甲骨文
1899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刻画符号。“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从书法角度欣赏，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刀法灵秀，变幻莫测，奇趣丛生。
甲骨文的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其主观审美趣味和“书法意识”。
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
金文
金文，又名钟鼎文，产生于周代，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
金文是在钟鼎等器物上铸造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母戊方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庚嬴鼎》、《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
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
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
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
石鼓文
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
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秦汉领导书法潮流
战国末期至秦，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
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这体现在《楚王鼎》上。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施“书同文”，制定规范统一的书体。即“小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
《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泰山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是后世小篆之祖。
自有书契以来，将文字写刻得美观，即是一种书法的意识。先秦已有朦胧的书法意识。但是将书法作为一门自觉的艺术，则是从两汉开始的，本世纪以来出土的大量汉代的实物资料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大批墨迹书法，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
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碑刻。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汉莱子侯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其后至东汉，隶书炉火纯青。
当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或朴拙或秀巧，或方刚或圆柔，或含蓄或张扬，各臻妙绝。
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能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
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
《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
篆隶之外，作为今草之源的章草书，成熟于东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而且，后世的所有书体，如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乎全部孕育于这一时期，这可从出土的大批简书和砖刻中得以见证。
汉代简牍帛书，前人是无由得见的。近百年来陆续出土数以万计的汉简和一些帛书，使我们看到了汉人原迹，它们蕴涵着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
如定县汉简使我们知道：隶书至少在西汉宣帝时期已完全成熟。从马王堆帛书中可以见到古隶中有些偏旁部首因书写快捷简省丽出现草书化的迹象，而敦煌、居延、武威等汉简中许多带草书的简牍演示了草书从产生到成熟，从个别夹杂书写到成篇连写的过程。
汉简还显示了古隶演变到西汉中期，即向带有横向波磔的典型隶书八分书和波磔不明显，笔画长短、结体疏密都不讲究，书写简捷草率，被有些文字学家称之为汉隶中的“粗书”或“新隶书”这样两条不同途径发展。后一种书体是日常应用最多的书体，到东汉中后期就发展成了行书。
在汉末，行书经书家的规范整饰，就产生了正书。
典型隶书八分在汉代也同样是日常应用的书体，到东汉中后期，八分在碑刻上大有用武之地，当时又称为“铭石书”。
篆书在汉代已不再是实用书体，但是还施用于一些特殊场合，如题署、碑额、玺印、钱币、瓦当等。篆、隶、草、行、正诸书体在东汉晚期也已大备。
汉人已有将书法用于装饰的意识。铜器铭文都刻铸于器物缘口、底盘或外侧等显眼的地方，这与三代青铜器多铸于器盖内壁的做法不同。铜镜铜洗上的铭文与花纹图案融为一体。他们还用文字瓦当、方砖来装饰宫苑、官廨、陵寝等建筑物。
西汉末东汉初，扬雄、陈遵、刘睦等书法家的字，世人都以为学习的楷模，作品为人们珍藏，甚至连皇帝也十分喜爱。一些皇后贵族也以“善史书”为能事，善书者能去担任各级政府的文吏之职，“能书会计”是文吏升迁考核的技能之一。所以汉代土民皆习书。
东汉中后期，书法家逐渐增多，如曹喜、杜操、崔瑷、崔寔、王次仲、张芝、张旭、蔡邕、刘德升、师宜官、梁鹄等都是书法史上有卓著地位的书家，他们或专精一体，或兼擅数体，相互间或有师承，或为父子兄弟，并且出现了西州草书书家群体，影响所及，人们对这种纯艺术而不切实用的草书的喜爱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学草书者并不是受到功利的驱使，因为草书写好了既不能像善史书和精八体的人通过考课选拔而进入仕途，也不会像鸿都门学中人因工鸟篆、善八分而受到灵帝的宠召封赏。而完全是一种对艺术的沉醉和执着的追求。
西州草书书家群体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他们都是古都长安一带和西北地区人，以张芝为代表人物，并形成流派，绵延不绝，魏晋南北朝书法皆受其影响。
汉灵帝刘宏是个昏庸的皇帝，但有才艺，爱好文学、书法。他引召太学生中能为文、赋者待制京城洛阳鸿都门下，以后又将许多善尺牍和工书鸟篆者都加以引召，于是有数十人。
光和元年（178）设立了鸿都门学，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三公举送，并进行考试，人数多至千人，学成后多授予高官。鸿都门学虽然设立时间不长，却出了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他们主要擅长鸟虫篆和八分书，代表人物有师宜官、梁鹄、毛弘等。鸿都门学冲破了太学自建立以来将经学作为惟一教育内容的藩篱，是一所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
只有当书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才会逐渐产生书法的美学理论、技法分析、历史研究和批评鉴定等方面的有关著述，而这些在汉代都已发轫。如扬雄提出了“书为心画”的著名观点，这对后世论书每将书迹与人格密切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慎《说文解字·叙》、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笔赋》，以及赵壹《非草书》等已涉及到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工具诸方面，有些论述颇具系统性，较之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等，远远领先。
汉代书写工具也都有所发明和改良，最重要的是发明了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可估量。东汉末，已有张芝笔、韦诞墨、左伯纸等书法名家专制的文房用品。许多汉墓中出土的砚台也都设计精美，有漆、陶、石、铜等材料制成，将实用性和观赏性结合在一起。
秦汉时期出现中国最早的一批书法家，如李斯、曹喜、崔瑷、杜操、蔡邕、刘德升等。其中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张芝。这里重点介绍张芝。
张芝，字伯英，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
张怀枣《书断》称他“学崔（瑷）、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
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