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获诺贝尔奖谈起
朱向前
引言“莫奖大成朱言不虚”
上个世纪20年代初，青年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归来，学贯中西的学问底子和“海归”身份，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地位，一时间雄姿英发，名动海内，“粉丝”无数，尤学界中人无不以胡适为荣，认识的不认识的，开口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今日我也借此套得一个题目：“我与同学管谟业”。
不过，我与莫言（本名管谟业）可是货真价实的同学，不光同学，我还是他最早的鼓吹者和诺奖的预言者。但当孙均桥编辑约我为第12期《军营文化天地》封面人物莫言写一篇文章时，却被我婉拒了。因为自2012年10月11日晚7：20开始，我被一个“莫言获诺奖了！你预言成功了！”的短信振奋以后，随即就被《新民晚报》《解放军报》《江南都市报》《江西日报》等多家媒体的电话和现场采访折腾至深夜。其实，谈的都是一个问题：莫言获奖了，元芳，你怎么看？是呀，作为老同学，你有何见解？我说呀，此事并无蹊跷，二十年前我早已料到！连日来，疲于应付，烦并兴奋着。—虽然二十年前我预言莫言必获诺奖，但他得奖后会出现如此的捎带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好不容易清静下来，这又来了。能不烦吗？但思来想去，也还是因为这三重身份，最初各种媒体为了博眼球的第一时间采访特别是电话访谈，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时空错乱、似是而非者多了去了，次日见报后，连我自己看了都啼笑皆非，这采访的是我吗？然后就更加以讹传讹，搞大发了。常言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天《军营文化天地》抬举你，给你一个追一追的机会，何不“追追”？好，那就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捋一捋我和莫言的交往，从而把我所认识的莫言给大家一个真实、准确的版本。对了，11日当晚在接受访谈之间隙，我给莫言发去的祝贺短信是：莫奖大成，朱言不虚【亦可拼读为：诚（成）祝（朱）莫言大奖】！
一、莫言把我涮了
那是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招生，从全军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共招收了三十五个学员。我当时从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将军，捡了一个“大漏”，稀里糊涂就考进来了。结果一报名，方知与当时的大偶像李存葆等一干当红作家成了同学甚至“同居”（宿舍），庆幸之余又不免自卑气短。开学第二日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与莫言偶遇，便不免相互打探。我问他姓甚名谁，来自什么单位，写过什么作品，他腼腆一笑，说他叫管谟业，也没写过啥，总参没人，让我顶替来了。当时一听，我心中不免略感安慰，觉得我虽然差，竟然还有比我更差的。遂心生“同病相怜”之感，对他投以怜悯之目光。殊不料，第三天我就发现上当了。在第一次全系会议上，系主任徐怀中先生向大家简略介绍了开办文学系的背景、动机和设想之后，就谈到了生源之雄厚，一一举例说明，其中尤为满意的一例竟是管谟业，笔名莫言！说他的报考作品短篇小说《民间音乐》为著名前辈孙犁先生赏识，认为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其中的主人公“小瞎子”写得“空灵缥缈”。结论说，如果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遇到了它，我一定要投他一票！此语一出，全场皆惊，都不免用目光来追逐莫言，只有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心想，什么“同病相怜”，那纯属美丽误会，其实他没“病”，是我有“病”。这小子挖了个坑，把我装进去了！
从此，同学们都对管谟业刮目相看，但管谟业坚持沉默是金的信条，一般场合极少开口，真正开始像他的笔名一样，只写而“莫言”了。而一旦开言，就不得了。
开学不久，徐怀中主任主持一位著名同学的著名作品的讨论会，不期然莫言跳出来放了一炮，对其作品语言大加挞伐，不留情面，语词犀利得连徐主任都大感意外，不得不宣布中途休会。同学们说，莫言莫言，不言则已，一言惊人。也因此，莫言给自己施加以巨大的压力：你说如此公认的作品都如此不堪，那你写一个好的给我看看。莫言真把自己逼到了绝境。那时文学系的写作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每个屋子四个人，一到晚上都点灯熬油地干。翌日早餐时就等于是作品发布会，说谁谁谁昨晚又写了一个短篇，谁谁谁又写完了一个中篇，然后又是《收获》《昆仑》哪里哪里要发头条！直听得我辈心惊肉跳。此间，莫言不动声色，每晚悄悄溜进阶梯教室里埋头笔耕。待到年终，终于“爆料”：莫言写出一个中篇小说，徐主任如获至宝，亲自将题目《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并推荐给文坛泰斗、《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先生了！随后就是这棵小小的“红萝卜”轻轻地撼动了中国文坛！
二、我为莫言改了行
今天回过头来看，坦白地说，当时我们只觉得《透明的红萝卜》好，清新，灵异，空濛，缥缈，诗意，但要从理论上说个一二三也都晕菜。当时也就《中国作家》为此召开了座谈会，会后发了个纪要而已。待到1985年秋，我从老家度完暑假返校一看，出大事啦！因为我一下子读到了莫言集束手榴弹般抛出的短篇《秋千架》《枯河》《秋水》，中篇《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一批作品，彻底把我征服了。我当即作出两个判断：1.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农村题材最好的小说；2.我遇到了在创作之路上永远不可能逾越的高峰！第一个判断我兴高采烈地到处宣讲，与同学们分享。结果却遭到不少质疑，甚至抵制。大意是，莫言写得有这么好吗？这么年纪轻轻地就超越了柳青、周立波、浩然？你朱向前算老几，凭什么敢如此放言？这下子，无疑等于我也给自己施了个压，逼上了绝境。怎么办？说不清、辩不明，那就写，写出个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而且，这又正好暗合了我心底里的第二个判断，既然认定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峰，咱不越了不行吗，咱改行。咱不搞创作了，咱改写评论，咱不攀越高峰，咱赞美高峰！一下子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1985年金秋的一天，我到隔壁莫言宿舍，对着正埋头写作的莫言一拍肩膀，他转头问我，干吗？我说，你能否将你目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借我一套？莫言再问，你要干吗？我说，我要研究你！
今天，为作此文，我查阅了一下，我关于莫言的第一篇创作论《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一万五千余字，写于1985年10月10日至25日，刊发于1986年第2期《小说评论》。应该说，这是我主动迈出的文学评论的第一步，也是当时中国文坛上关于莫言小说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作品论之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深知近水楼台先得月，身在福中要惜福的道理。密切跟踪阅读、研究莫言新作，仅在1986年前后就陆续发出了《红高粱：穿越历史的悠长召唤—兼谈历史战争题材创作中的当代意识》（《解放军报》1986年7月23日）、《在传统堤岸与现代潮流之间构筑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说“写意”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4期）、《莫言莫可言》（1987年《昆仑》第1期）、《马、猫头鹰、牛犊—为“莫言游戏”作注》（《作家生活报》1987年1月25日）以及《莫言：“五老峰”上种“高粱”》（1988年1月《长河》创刊号）等长长短短一批文章，共约五万字，基本上都成为刊发报刊最早的莫言评论。其间，影响较大的是为《人民日报》写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谈》，载于1986年12月8日，通栏标题，占了大半个版。据说，当时《人民日报》为此文颇慎重，因为莫言的与众不同或者离经叛道，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一直未发文章表态，但此时电影《红高粱》已捧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大奖，莫言的影响也一下子溢出了文学界乃至国界，《人民日报》实在难以继续沉默了。为此拉了一张十几个评论家的名字来甄选，最终选中了我。所以，我得以在1986年短短的一年中摇身一变为青年批评家，确实是因为搭上了莫言的快车道。事后莫言回忆道：“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见《部长·教授·批评家》，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此话真不假，我要感谢他。
三、“三剑客”的“风波”
正当我准备趁胜前进，在莫言研究上大展拳脚、再露几手的时候，莫言的突然变化、转向和加速都使我跟不上趟。具体来说，就是自《红高粱》之后，从1987年开始，莫言连续地抛出中篇小说《欢乐》《红蝗》《白棉花》《父亲在民夫连里》，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多部作品，大都让我读得大费周章或大失所望，从渐失阅读快感到难以卒读，直至两条平行线交叉而过，渐行渐远。也因此，我放弃了“话语权”。一是他的艰深、晦涩、诡异难以破解，我也无意破解；二是要么批评，要么无话可说，可是批评又何苦来呢？所以，自1987年后的几年中，我对大红大紫、毁誉参半的莫言未置一词。直到1993年，当我做《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时，才不得不下决心写下了一章近八千字的批评意见《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他在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见《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该文企图对莫言的“超极端化写作”思路做出清理，并探究其根源与失误。判断主观、出语激烈是难免的，但坦诚相见、与人为善也是肯定的。该文最后一段还纠结地写道：“老实说，作为莫言的同学和最早的热烈鼓吹者，我在如实地描述完我对近年莫言创作嬗变的真切感受后，心境颇为复杂。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全部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对莫言产生了江郎才尽之感。我对莫言巨大才力的信服至今没有动摇。短短几年之内，他能先后成为批评界惊叹和诘难的焦点并以此构成新时期文学进程中的特殊景观，正是因为他的才气太大而不是相反。我不苟同他近年的创作路向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比较他曾经达到的高度，比较他表现出来的天纵才情和人们对他的深厚期望。甚至我一边写着这些文字还一边禁不住地想，也许是我的判断失误，如果时间将作出这样的证明，我倒情愿如此。”（同上第50页）
《三剑客》以它宏大的篇幅和给“三剑客”阶段性总结性“定位”的野心以及诚恳和勇气，特别是对莫言的尖利批评，在1993年第9期《解放军文艺》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我和莫言共同的恩师徐怀中看后不无感慨地说：“既深入剖析了作家的优势及创作个性，也尖锐指出了局限性。称颂作家的成就和艺术才华，唯恐遣词不够重量；触及其病症，又出语激烈，不留余地。所持论点是否有当，大可讨论。但如此坦诚相见，直言不讳，足以显示了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见徐怀中《两个车轮一起转—序<军旅文学史论>》，载《解放军报》1999年1月5日）资深的前辈批评家陈骏涛先生则读出忧虑来了：“当我读到这些批评的时候，一方面觉得痛快淋漓，一方面却又不无担心：会不会因此造成莫言的反感，甚至莫言与向前的反目呢？”（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朱向前和他的〈黑与白〉》，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陈先生过虑了。此间虽然我与莫言有一年多未见面，时或也有种种传言，其一说莫言发了一篇文章在哪里哪里，题目就叫《随他说去》，其中语多不屑与轻慢，还有好事者要找来送我看看，是否也回应一下，都被我一笑拒之。幸好流言止于智者。1994年冬天的一次全军长篇研讨会上，我记得我提前到，头天下午去报到。正好进了院子就见莫言独自一人在百米外散步，我一下车，他就看见了我，我们双方几乎是小跑着趋前握手，气氛略为夸张但并无芥蒂之感，只是没有触及“三剑客”这个话题。交谈中，他委婉地作了一点解释，就是说这几年作品在国内不被看好，但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翻译不少，颇受欢迎。我听出的话外之音是“求仁得仁”，他有他的预设目标，他也成功了。
多年以后，莫言在写我的文章《部长·教授·批评家》里面，首次提及该文：“后来，他的那篇长达四万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大块文章发表，在批评界乃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认真地阅读了。在军旅文学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尽管文中诸多观点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尽管把我和另外两个作家拉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勉强。但我还是被这篇皇皇大文的语言勇气所折服。这篇文章又一次让我想起朱向前的辩才无碍和他热衷的出语惊人的姿态。其实，文学界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我只能辨别出有无才气的批评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分辨正确与否的批评文章。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识有灵魂，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赞赏的。”显然，莫言对我的观点多有保留，但他能包容、不排斥，这就足以显示了他的雅量高致和大家风范。
四、我看莫言创作的“三个阶段”
虽然我在“三剑客”中猛批莫言，但这恰恰是因为“爱之深，责之严”，我就是以一个天才大师的标准来看他的。文中动辄称他为“天马行空”、“天纵才情”、“天之骄子”（均见《三剑客》），这在我至今三十年的批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并在当时的课堂上结合讲授“三剑客”时多次声称：中国今后如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第一个非莫言莫属。尤其是1994年诺奖颁给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授奖词中坦言：如果让我推荐一个亚洲作家，那就是莫言。这就是大江的胸襟与慧眼所在，也是他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所在。在我看来，莫言比大江就写得好多了（当然也包括其他不少诺奖得主，就更别提高行健了）。由此也更加坚定了我对莫言获诺奖的信心，觉得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我再次赏心悦目、心潮澎湃甚至拍案惊奇地阅读莫言，已经到了世纪之交了。这时候我虽因俗务缠身，阅读量大为减少，但因为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开始连续介入初评委、评委工作，几乎届届都遭遇莫言，从《檀香刑》到《四十一炮》到《生死疲劳》到《蛙》，我又成了莫言作品的坚定拥趸和忠实粉丝，以至2006年借莫言获亚洲福冈文化奖之机还组织研究生专题讨论了《生死疲劳》。在讨论会上，我首先讲了如下一段主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