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六一
水会流走
还有我的泪滴
有些夜晚
总被苦难咬住
—题记
唐爹说，日本人非常迷信。自“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就认为9与8这样的数字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所以池田也选择了农历9月9日。
是夜，月色微明，好像谁人怀揣着遮掩的目的。
岳阳楼下城西门边的木板岗哨亭，黑暗中时不时晃过黄色的身影和刺刀的白光。洞庭湖水在几盏黯淡的渔火里，不倦地舔舐着岸石，恍惚要在时空中舔出一个窟窿来，才会归于平静。岳阳城里大街小巷哨音急促，身影重重，到处是马蹄和脚步的踢踏声。东面城墙外枫桥湖边，黑漆漆的樟树林里，一只栖息在深处的老鸹，被响声惊动，发出几声凄厉的鸣叫，纠结着不安和诡谲。
吴民安赶紧扎好绑腿—这次是临时集结，很多人不知道晚上去清乡，他们会到热闹地方溜达，或者到百香园去看巴陵戏了—扣上大檐帽，顺手提起墙边的歪把子机枪，扛在左肩上，带着一班人马，刚穿过昏暗的麻石板小巷，看到一中队长顾正洪，已经站在茶巷子口边那棵高大的苦楝树下催促，快快快，跟上！听着温软的江浙声调，砸出了几粒硬硬的小石子，溅落在树叶漏下的斑驳暗光里。
1942年岳阳城很小，小得像一艘搁浅岸滩的铲子船，遭遇了狂风恶浪，已经破烂不堪。从城内桃花井、洗马池、鱼巷子、竹荫街、羊叉街各条街巷里涌出的人影和三八大盖上的刀丛，陆陆续续地很快在县府操场上列出一行行队伍，黑压压一片，暗自激荡一股股漩流。
围着操场，几盏洋油灯的光团，绽开几朵吱吱作响的白菊，冒出黑烟，上蹿下跳，比夜色更浓。那些莫名兴奋的面孔，一边脸色火光下显出活跃的油脂，一边脸色黑暗里近似虚无。池田在几个日军军官的陪同下从远处青砖瓦屋里走出来，站在集结的队伍前，影子被灯火拉出一根长长的光秃木棍，斜在地上。池田眼睛在灯火跳跃的瞬息，像凝滞的猫眼，发出几丝幽幽绿光。他阴森地扫过鸦雀无声的队伍，语句简短地训示一番。翻译官想使自己声音高亢一些，附和池田话语的腔调，终因底气不足，低了几度。池田从上衣口袋掏出白铜壳挂表，斜睨一眼，又轻轻塞回，然后左手扶在垂下红色穗子的刀柄上，腰板一挺，右手奋力朝虚空一挥：出发！
黑色背景上，池田那白色手套很刺眼，像孤悬的断掌。
得到指令，日军宪兵队长福田、情报指挥官仲山、保安团团长李瑞臻、保安团第二大队长章世杰，分别率领所属日本宪兵、伪保安团、伪警察所、伪青年团宣传队，在流淌灰色汁液的夜月里出发，从上观音阁街出东城门，横过粤汉铁路道口，走五里牌，过白石岭后，一路汇合驻扎别处的人马，形成一支一千二百多人的队伍，兵分四路气势汹汹朝洪山方向扑来。
时令初夏，气温却骤然升至三十几度。黑色丰田锐志，车内空调吹出一丝丝冷风，使身上充满凉意，感觉车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柔和了许多。唐爹从一个老式黑提袋里慢慢拿出一摞复印资料，我生怕散落，小心翼翼接了过来。
这是一些五十余年前的审讯笔录和法院判决书，原件存在县法院档案室。卷面是古黄的牛皮纸，有些灰暗，字迹应该是那种在砚台里研磨的墨汁写出来的，汁液渗得很酽实，历经五十余年漫漶风尘，这些端庄字体，还凸出了一种厚厚的青黑。卷内夹着的审讯笔录是红色直条格材料纸，已经干而脆。当年审讯人员可能用的那种蓝墨水粉泡制的墨水，边蘸水边记录，很多字迹耐不住南方潮湿岁月的侵蚀，模糊不清了。
复印件是黑白两色，除了油墨留下的痕迹，就是纸张的白。复印过来的材料，有的页面字迹完整，有的部分清晰；而大部分字上半部残留些许模糊墨迹，下半部连影子都没有，根本无法辨识，简直等同于一张废纸—一张历史遗存的废纸。
我草草浏览了一下复印件，每件案卷的卷面内容完整无缺，按格式填写，姓名某某某，什么地方人，罪名汉奸，判处死刑或者多少年徒刑，县人民法院；而内存的审讯笔录或各种材料，由于复印墨痕的残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还可以完完整整辨识清楚。
我记住了吴民安那份错字连连笔迹歪斜的自供词。他是岳阳麻塘人，一个兵痞，保安团班长兼机枪手。我粗略计算，他自己供述残杀了三百六十多个无辜平民。还有一件魏新民的案卷，夹着一份自白书，特别醒目。从右至左的老式书写，竖行，一手功底深厚的行书，叙述自己职员出身的简历，以及所犯罪行的经过。
这些案卷原来在很多单位之间辗转，收藏的地方不会是阳光朗朗，也许有些黯淡阴湿，还有樟脑丸的味道，甚至霉味，泛黄的纸页很少有人去触动。直到后来档案管理规范了，才将它们移交给县法院。那些纸页上所记叙的旧事，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已经无法完整地还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每一个细节和场景。
但是，我发现每一个人的案卷，在审判书和审讯笔录末页的下端，罪犯自己签下的名字上，都留下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手模。顺势或按习惯，应该是大拇指的。指模印记偶尔有竖直，大多往右倾斜，还可以看出五十余年前那些手指摁下时的力度。一个装红印泥的盒子，审讯人员轻轻扣开盖子后，放在木板裂出细小条纹的桌子上。那些被审讯的人，从椅子上起身，慢慢走过来，拇指头微微翘起，黏上一些红印泥，然后移至审讯笔录和审判书上。拇指螺旋中心部位最先触到纸张，摁压下去之后，指模成了一个平面，纸上印下细密繁复的纹路，像一幅神秘莫测的微型八卦图。这些独异的回环线纹，真隐匿着性格和命运吗？
我能感到五十余年前那个时刻，审讯人员犀利的目光，以及罪犯阴森的眼神，在不大的审讯室里碰撞。我看到过几张汉奸的照片，他们躲躲闪闪的眼睛里透出的就是这种冷冷的阴沉和凶残，夹杂着内心深处的狡诈、不甘、无奈、猥琐、惊恐。
唐爹收集的资料显示，日本人在入侵中国之前，派出了许多间谍，利用熟悉地理的中国人，已经秘密绘制了军事地图，新墙河流域许多地方的山岭、港汊，道路、建筑都标记在上面。一个弹丸小国，隐藏如此之大的谋略，他们绝对不是一只扑火的飞蛾。从参与制造“洪山血案”的日本宪兵、伪保安团、伪警察所、伪青年团宣传队几股武装的名称可以看出，当年日本人在战时的统治系统设置得多么严密而实用，且大多是利用中国人制衡中国人。
车似一条黑鱼在岳荣公路上轻巧穿梭，路边青绿树木像一个个站立的无名氏，忽闪过去。透过树木间隙，远处蜿蜒而来的新墙河，像镶嵌在老电影一格一格的胶片中一样。唐爹身材瘦小干瘪，浓缩着年岁；满头银发，恍若独自承受一个冬天。他从市政协文史委退休后，还经常收集整理一些文史资料，这次到县法院，是专门查找收集判决“洪山血案”汉奸的案卷。
车子驶上了八仙桥，这里叫破岚口，是新墙河汇入洞庭大湖的地方。今年雨水稀少，滩头长满绿草，一直蔓延到了大湖的堤岸。此时，我发现唐爹望着波光粼粼的新墙河，头微微往车窗边靠过去了，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他太熟悉这条河流的历史了，在这荒寂里，他能看到许多人看不到的情境和灵魂，他能听到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这也许是过多接触历史的人，普遍具有的一种亦真亦幻状态。
1938年至1944年，沿湘北新墙河流域一线，纵深几百公里，中国第9战区司令一级陆军上将薛岳统帅24万中国军队据守南岸，日本11军司令陆军大将冈村宁次指挥十多万日军在北岸，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在一百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活跃着一支以胡春台和胡坤为首的地方武装。胡春台是新墙河边康王人氏，这里地富人强，民风剽悍。强悍到什么样子呢？现时流传的一个段子，可管窥一斑。一个本县出去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回乡探望父母，车子途经此地，不小心轧死一只老母鸡。鸡生蛋，蛋孵鸡，生生不息，纠缠不清，副厅长硬是陪500元钱才了事。父母早亡，胡春台由哥嫂抚养成人。他个子黑瘦、矮小，筋暴暴的，猴精样—这是见过他的老人描述的模样。我很想找到他的影像，哪怕破旧模糊，也可探究弥漫历史烟云的表情，但未能如愿。
争强好胜的胡春台，自幼跟长兄习武，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传闻他攀上树林，可以灵巧踩着叶片，一缕轻风飘忽而去；夜晚在屋脊青瓦上行走，没有丁点儿声息。一次，两只牯牛红着眼在水田里斗得泥水四溅，众人怎么也拉扯不开。胡春台正好路过，牛是农家的宝贝，主人怕伤牛，赶紧喊他帮忙。胡春台挽起裤脚下田，来到两只牛的中间，他把手掌往牛角上一扣，脚桩扎地，双目圆睁，青筋凸起的手臂慢慢伸展，牯牛生生地被他往两边推开了。
哥嫂为了让他知书达理，通些文墨，又送他读了四年私塾。后来他自己开办过袜厂，经营过米行。日军侵入中国后，胡春台放弃了营生，满怀男儿一腔热血，加入国民政府军198师，作战机智勇猛，后升任连长。武汉会战时，在湖北田家镇与日军鏖战三天三夜，部队溃散，胡春台率领十几个同乡，携带枪支弹药退避家乡。这支地方武装的另一部分人马是一支游击队，一度失去领导后，各自归隐，散落民间，正好被胡春台和胡坤收容。
比胡春台小十来岁的胡坤，孔武有力，石塔一般，是与康王相邻的昆山人，也是与胡春台同祠堂的宗族。胡坤5岁时母亲病逝，十几岁就外出闯荡。他父亲是县衙小职员，帮他在警察局谋了个差事混日子，经常和官府和江湖上的人物交往，是打得开场面的硬角色。胡坤与胡春台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两人都机敏过人，颇具血性，志趣相投。
这支地方武装，熟悉地理，知道哪里是山坳，哪里是水流，十里八乡不是亲戚就是乡邻，像洞庭大湖中的鱼儿，处处是路，来去自如。他们经常伏击日军，炸毁军火，挖断铁路，夺取军需，侵扰得驻扎岳阳的日军不敢以小股部队出城了。对卖国求荣的汉奸他们也是恨之入骨，一旦发现地方谁人主动为日军效力，捉拿后一律严惩。
日军想出毒招，通过熟悉胡春台的汉奸，把他哥嫂一索子绑到城里，然后传话给他，只要投靠日军，既往不咎，还许以官职，赏以黄金。
但胡春台铁了心要打日本鬼子，没有答应。“兄可为国家正义死，弟不能因骨肉私情降。”这大义凛然荡气回肠的语句，是胡春台写给被日军羁押的兄长的家书，任何时候读来，都铁骨铮铮，焕发异彩。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触摸到胡春台抉择时内心的伤痛和异于常人的清醒与坚毅。
见如此决断之字，长兄一声仰天浩叹：吾弟明智！
日军没有达到劝降的目的，一个星期后，将胡春台哥嫂在岳阳楼下西城门口枪杀，抛入了洞庭湖。
胡春台的人马旺盛时期达到一千多，他们要吃要穿，要在地方活动，除了夺取日军的武器和军需，免不了惊扰富家和乡邻，有时借粮草，有时霸蛮要银两，由此也结怨颇多。生存环境如此险恶，胡春台和胡坤十分警觉，从来不与队伍一起夜宿，两人也是单独歇息。他们各自带着一个贴身卫士，睡在特制的一根宽扁担上，一是怕遭暗算；二是一旦遇到紧急状况，一个鹞子翻身，箭矢一般射将出去……
靠在后座的唐爹摘掉白边眼镜，在车轻微的震颤中揉了揉鼻梁上压出的印痕，慢条斯理道：据整理的资料，胡春台、胡坤他们在湘北会战的几年时间里，打死了六百多日伪军呢！
1950年4月处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胡春台和胡坤因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没收了自家的田地，残杀了10名共产党干部，9月在岳阳县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名字和散落民间已经隐入时间深处的轶事，湘北人还在用一种方言流传。甚至为了一些不可考的枝枝叶叶，在茶余饭后争吵得脸红起来，但话语中掺夹太多复杂的言说不清的慨叹。
我有一个舅爷，为了讨生活，出去闯荡，先是投奔了共产党的队伍，大革命失败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祖母说他是团级官衔。因为不愿意离开故土，1949年没有去台湾，回乡后被新政权处决了，就打在村子前的稻田里。
当年那些穿着粗糙布衫，挽着蓝条格头巾，行走在丘陵田地，尘土飞溅土路上的乡村人，他们到底是信奉什么，还是一种盲从，抑或仅仅是为了生存？如果有一双天眼，或者一种更加接近精准的人生评判，上苍会惋惜，还是会厌恶，或者发笑？查拉斯图拉有一句话：人类是一个尝试。这股乱世潮水裹挟着人的命运往前奔涌，去尝试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泛出浪花或泡沫。
胡春台他们原来活动过的地方，有些我很熟悉。炸毁日军军火库的筻口，离父亲老家黎冯湾只有几里地远，那里是古糜子国的遗址，地下曾出土过青铜礼器和陶器。还有伏击日军的乌江桥，我去过，是一座麻石板垒砌的古桥，桥头竖立几尊雕刻精细的石狮子；桥下清澈的河水弯过几道弯，就流入了新墙河。
1942年农历八月间，胡春台和胡坤的部下周玉川，奉命带人在三眼桥袭击了日军一队运输车辆，打死10个日本兵和1个联队长。三眼桥是明朝户部尚书方钝告老桑梓后修筑的，一条古驿道，横跨洞庭湖一条小支流—北港河之上，也是岳阳通往长沙唯一的大道。三个桥孔被阳光照射的弧线，在水面上切割出明暗的分界。桥面凿刻粗略纹路的青石板上，隐约可以闻见久远的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响，马蹄得得疾驰而过的身影。方尚书就葬在桥北对面螺丝山上，墓地边有石人石马。
驻扎蒲圻的日军师团长神田中将知道这次袭击事件后十分恼怒，立即指令交际股长魏新民、情报组长李永寿带领一批密缉队员，来到三眼桥一带进行侦察。
秋天的湘北大地，空朗、沉静、芬芳。如果70多年前在螺丝山上的树林里远距离观望，可以看到魏新民穿着一件藏青色竖领装，戴黑色礼帽，身板挺直，貌似儒雅。而李永寿目露凶光，白布对襟衣衫敞开，露出腰间别着的毛瑟驳壳枪，两人一黑一白的服饰特别醒目。另外一些密缉队员，没有姓名，在史料中晃动一副副空白面孔。一群人聚在三眼桥上比比划划，指指点点，有人划着小船在北港河里打捞着什么。
折腾了一天，魏新民和李永寿他们躲避实地跟踪侦探的风险，只在日军遇袭的地方大体了解了一些情况，连夜从粤汉铁路乘车赶回蒲圻。为了邀功请赏，魏新民和李永寿故意夸大胡春台武装的武器和人数，并诬控胡春台和胡坤的老家洪山、昆山、三旗港等地为“游匪老巢”。
情报是战争系统中重要的一环。由于经常遭受胡春台武装来无影去无踪的突袭，日军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而魏新民和李永寿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些虚构的一线情报数字，埋下了引爆震惊世界的“洪山血案”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