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这一个萧军
萧军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中是极为特立独行的一个。
萧军曾在其日记里写道：“我不能做任何人、任何阶级的主人，我也不能做任何人、任何阶级的弄臣或奴才！——这就是我人生的态度。”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里，文人中抱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不多，萧军洵称异数。
萧军曾两次到延安，第一次是“过客”，第二次则算是“住客”。1938年3月，要凭一身肝胆去灭日寇的萧军，离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在吉县从阎锡山手中拿到通行证，独自一人徒步北上，横渡黄河，翻山越岭，于3月21日到达延安，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不过他却当延安是过道，他本来要去五台游击区的，却因前方战事受阻，只好在延安短暂逗留。从后方来了一位大才子，而且是鲁迅的“私淑弟子”，这也算是延安文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丁玲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甚是兴奋，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邀请萧军一见，丁玲也劝说道：“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哪想到萧军不以为然：“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住上一两星期就走。”硬是没去。“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萧军不过来，毛泽东就亲自跑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还与其共进午餐。这给萧军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萧军与毛泽东的交往由此开始，彼此间第一印象都是蛮好的。之后几天，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宴请萧军会餐，露天开流水席，大地间“办国宴”。操场上刮的是雄浑的西北风，酒桌上摆的是遒劲的龙门阵，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更轮流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意气横生，豪情满怀，毛泽东后来写信给萧军，称他：“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和你谈得来。”而萧军呢，也把毛泽东当哥们，多次酒酣耳热后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萧军离开延安后辗转两年，于1940年6月再次来到延安，这一次却是长住下来了。这期间，最能体现萧军文人气质的，是他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的表现。在“王实味事件”中，萧军对处理王实味心有不满。萧军与王实味本不相识，“王实味事件”出来后，萧军的一位朋友，与王实味交好，托萧军去与“哥哥”毛泽东说情说项，萧军仗义，也便去了，但毛泽东告诉他：“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虽然从毛泽东那里得知了中央对王实味的态度，但当延安召开对王实味的斗争会，群情激奋，一边倒地批判王实味时，萧军还是挺身而出。斗争会上，王实味每说一句，就会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站起来大声喊：“喂，喂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的人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
萧军因为在王实味斗争会上的态度，迁怒了一些人，引来不少人对他进行批判。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斗争，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还把四名代表给轰了出来。之后，他写了一份《备忘录》，阐明态度，为自己辩解，这下更是捅了马蜂窝。在随后召开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的会议上，众多重量级作家如周扬、刘白羽、丁玲等，轮番上阵批判萧军，萧军火爆脾气，哪里受得了这气？他舌战群儒，好不怯阵，会上火药味渐浓，从傍晚直至深夜，一焰更比一焰高。后来吴玉章出来圆场：“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萧军听了吴老这话，心里好受了一些，也退了一步，做了自我批评：“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丁玲站了出来：“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这话又激怒了萧军，萧军撂下话来：“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说完拂袖而去。
另一个萧军
1954年，萧军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名为《五月的矿山》，这部著作的问世之路，堪称十分曲折。
这部小说其实写得比较早，早在1951年就写好了。
1946年秋天，萧军从延安回到哈尔滨，主编《文化报》，因与宋之的主办的《生活报》展开激烈论战，萧军被冠以“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帽子，不但其主编的《文化报》被勒令停刊，而且他本人也没法待在哈尔滨了。于是在1949年春，他举家迁到抚顺，在抚顺煤矿总工会工作，这段工厂岁月让萧军难以忘怀。两年后，即1951年，萧军到了北京，即着手写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拟名为《五月的矿山》，萧军写得很快，仅用10个月就写好了。
写得很顺手，出版却是十分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收到了萧军的书稿，初审意见是不出。最先审稿的是编辑龙世辉，龙世辉是湖南人，是比较有名气的编辑，后来还当上了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在长期的编辑生涯里，龙世辉乐于做嫁衣裳，很多当代文学的著名篇章，都是他发现、编辑、助产问世的，如《林海雪原》《将军吟》《芙蓉镇》等，萧军的这部书稿到龙世辉手中，他认真阅了，拟的意见是“建议不发”。其时，龙世辉是一审编辑，他把这一意见报给其直接领导刘岚山，刘赞同龙，建议也是不发。但将稿子转到编辑部二审了，二审却说发，其意见是“奉命发稿”。刘岚山是军人，其时刚从朝鲜战场归来，听说这稿子要发，跑去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一二三四，ABCD，说了一大通，冯社长却并无多话：“这事我知道，发。”
冯雪峰的意见转到了龙世辉那里，龙世辉马上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材料里写了很多，理由一条一条的，落脚点都是建议不发，没想到这信又转了回来，上面还有冯雪峰的严厉措辞：“我是总编辑，有权力发稿，我命令发稿，一切后果由我负责。”龙世辉也是犟脾气，笔下签了“同意发”，嘴上却是嘟嘟囔囔：“我保留意见，我执行任务。”
龙世辉与萧军并无过节，萧军这部书稿一再受阻，也不是因为政治，而是源自艺术。在龙世辉看来，“这部作品写得极其平庸，不堪卒读。作者对矿工的生活并不熟悉，作品中充斥的是口号，抽象的概念”。龙世辉也知道萧军是文化名家的，但作为编辑，他要以质取文，并不以人取文，他认为“萧军从《八月的乡村》到《五月的矿山》是艺术的倒退”，故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发稿。对这部小说存在的艺术的粗糙，萧军后来也是承认的：“对于这类新题材，新的斗争……是一种试练，缺点应在意料中。”
那么这部书稿为何又能够出版呢？总编辑冯雪峰又是那么态度坚决，不容商量呢？三十年后，龙世辉才知道其中的缘故，他在给青年学者李频（著有《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的信中，叙述了来龙去脉：“还发过萧军的《五月的矿山》，此稿质量不好，我拒绝发稿，冯雪峰大发雷霆，批曰：‘我是总编辑，有权力发稿，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我只得发稿。30多年后，我才知道，萧军将稿件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给冯雪峰，冯不便明言，就发生了以上‘历史事件’”。
龙世辉所说的这话，也从萧军那里得到了验证：“我把《五月的矿山》原稿交给一家出版社，他们拖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说出，也不说不出。我一气，把稿子要了回来，连同《过去的时代》，捆成一大包，写了一封信，叫了一部三轮车，送到了中南海。过了不久，有关领导传下话来，说毛主席认为萧军的东西还是可以出版的……开始一本都不肯出，这回上面有话，两本一齐出。”两本虽然一齐出了，但诚如萧军所说：“这书那时虽然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勉强得以在1954年出版，而最终还是被出版界的官僚主义者们扼杀——‘决不再版’了。”
还是那个萧军
2011年，作家出版社组织百名当代作家抄写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抄写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表示，“《讲话》是一个历史文献，它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对推翻腐朽政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人举出萧军当年在延安的言行，以此来证明延安文艺运动的一些不合理之处。
反思派的反思，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看问题的窗口，为我们梳理当年以及当今文艺政策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但有一个问题是，反思派喜欢以作家的个性叙事，来确定对一个时代的定性，尤其喜欢以文艺家与政治家之间闹别扭来表现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决裂。萧军与毛泽东之间，闹过不快，但这算不算决裂呢？这个真的难以界定，至少将萧军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典型，应是一种谬托知己。萧军出言“不见”毛泽东，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这些诸多细故，算不算两人之间分道扬镳？这是两人个性的冲突，还是艺术观念的冲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吧。纵使如此，那么，这能不能完全证明毛泽东与萧军是一些人心目中的那些关系呢？当年丁玲揪住萧军的百分之一不放，一定叫萧军承认百分百的错，这种思维方式真的吓人。但现而今很多人忘了萧军曾经承认的百分之九十九，将那百分之一整成百分之百，或许也是思维出了问题。
单举出萧军“耍文艺家脾气”，也许可以证明很多人想证明的，但我们看到的是，萧军并不完全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出版受阻，他首先想到的是谁？是他的“哥哥”毛泽东。出版社不给他出版，他就叫了一辆三轮车，去中南海找“我的哥哥”毛泽东去了。
延安整风运动中，萧军挨了批评，那么是不是“从此萧郎是路人”？也未必，从萧军兴致勃勃地写《五月的矿山》，可见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其影响至深。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叫“作家艺术家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写出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看来萧军对这观点是认同的。《五月的矿山》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实践，他花了很的大力气去表现工农兵，去歌颂工农兵。然而，萧军却失败了——从政治角度来看，萧军成功了，从文学角度来看，萧军却是失败的。这部作品的出版，一再受阻，原因并不是萧军所说的“出版界的官僚主义者们所扼杀”，而是他自己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庸俗理解。这部作品艺术质量不高，难以达到出版的要求。其中缘由是什么？恐怕还得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找。
文艺要为群众服务，要为政治服务，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对群众的理解、对人民的理解、对政治的理解，概念需要厘清。工农兵是群众，是人民，那么学商与具有小资情调的都市红男绿女以及朝士隐士，是不是群众，是不是人民？这都应该是。有人民喜欢风花雪月与才子佳人，文艺家是否应该为其服务呢？为工农兵服务，没问题，为士学商服务也应该没问题。萧军不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不去展现自己熟悉的生活，转而去写他并不熟悉的矿工与工业题材，他的失败，是对人民理解的失败，也是对政治理解的失败。将服务政治完全等于听命政治、服务政治完全等于图解政策、服务政治完全等于歌颂政权，只会使文将不文，艺将不艺。但文艺可以离开政治吗？不可以。政治是文艺绕不开的主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要如何去参与政治。
萧军与毛泽东的关系可能也多被误读了。毛萧之间，有个性之间的差异，也有观念上的不同，更多的恐怕还是政治家与文艺家视角的不同。如果就此以为两人无心灵的交集缺情谊的融合，只会举例以萧军，失实于萧军。单以延安期间萧军的“文艺家脾气”去叙事，又如何理解萧军当年弄了一辆三轮车去中南海找“哥哥”毛泽东呢？
毛泽东曾向萧军写过一封信，其中意味可堪细细研读：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敬问
近好！
毛泽东八月二日
呵呵，萧军，近来可好？谁愿跟你再谈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