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集益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之中，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前途。我整天都在睡觉，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这座生产火腿的城市里最孤独、最绝望的人。那时候，我对这座小城厌恶至极。
为了便于叙述，我给小城命个名吧，尽管它历史悠久，有一个动听的名字，但我们还是管它叫“两头乌”吧。一来这里生产的火腿是用两头乌的后腿腌制而成的；二来两头乌皮薄骨细，性情温驯，适宜圈养，很符合本城居民的特色。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刺客就已经这样叫它了。
他说：“这是一座适宜猪生存的城市……”
刺客说话总是这样愤世嫉俗。
可是，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座庸俗、丑陋、无个性的城市。这里人讲的方言柔软而甜腻，相貌也是细嫩、圆乎乎的。我尤其看不惯这里的男性，一个个衣着讲究，头发光亮，走起路来像交了鸿运的小公鸡。他们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穿衣打扮，追逐女人。这里的女人一个个风骚多情，但一点都不浪漫。她们对钱看得很重，假如你没有钱，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她们的两腿只对舍得花钱的暴发户开放。当然，那会儿小城的暴发户繁殖速度惊人，他们开着小轿车或骑着摩托车，在拥挤的街道上横行。小城的裤腰几乎被暴发户撑破了。
我走在两头乌拥挤、肮脏的街道上，感到窒息。
刺客说：“我总有一天让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就像一群疯狂、肥硕的老鼠……”
那时候，刺客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到震撼。我崇拜他，因为他比我更痛恨两头乌。我们沿着穿城而过的两头乌江散步，看见江水上漂浮着破鞋子、烂木头和各色垃圾，从下水道的出口冒出热烈的气泡和浑浊的水。
刺客说：“这是一个正在腐朽的城市，我闻到了铜臭，还看到了腐烂的伤口……他们的灵魂上爬满了蛆虫……”
我感到与刺客相见恨晚。
我与刺客是一位诗人介绍认识的。诗人名叫雨尘，在两头乌，他同样从事着“不可告人”的事业（写诗），知道我热爱摇滚，他说认识本城一个很有才华的打击乐手，以前在北京的乐队里混过的。他说你应该记得数年前在两头乌开的大型摇滚演唱会吧？我说那年我在外地打工，但我听说了。他说你真应该回来看现场的，在现场，每一个人每一块肉都在颤动，那个演唱会就是刺客筹划组织的。我说，你为什么不介绍我认识他呢？雨尘说，他这人有点儿怪，自从我进入体制当作家，也有几年没见了。雨尘最后给了我刺客的手机号。
那时候我只佩得起数字传呼机，联系刺客时，我猜测他一定靠组织摇滚演出赚了大钱。
刺客说：“你来吧，都是自己人。”
刺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头很高，头发很长，肌肉很结实。他穿着花格衬衫，看人的目光就像一把刀子。我喊他刺客老师，他很严肃地说咱都是兄弟，请直呼其名。
刺客那时候还居住在闹市区一栋旧楼房的最顶层。房间里摆满了音箱与乐器，剩余的空间堆满了书籍。在一面墙上，站满了留长发、戴墨镜的摇滚歌手，我熟知其中的多名摇滚歌手，我在磁带的封皮上见过他们。同时，我也认出了那个坐在架子鼓后面的他，他打鼓的样子酷极了。
他说：“在北京，那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生活……”
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说去北京之前他做过生意，赚过一些钱，但总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种生活，总觉得有一件事没有去做。于是有一天，他拿了一部分钱，悄悄地跑了。因为迷恋摇滚，妻子最终离他而去。回来后，他一直想在两头乌搞一些大型音乐活动，比如音乐节什么的，但再也弄不起来了。
我说：“几年前你搞的摇滚演唱会不是很成功吗？”
他说：“像这样的演唱会现在很难批下来了，就算批下来也赔钱。”
后来雨尘证实，那次演唱会的门票最多卖出去五成，刺客亏掉了最后的积蓄，从此一蹶不振。
然后，就谈到了我的生活：一直四处打工，流浪，街头卖唱，居无定所，在南方的一些城市转了一圈，又回到了两头乌。
刺客说：“你这样生活也不错。其实，我也有过街头卖唱的经历，当然我不是以此谋生，而是为了发出我的声音。”
我说：“我其实一直想去北京，梦想做一个贝司手。”
刺客说：“摇滚的盛世已经过去了。商业操作使得摇滚歌手加速丧失个性。不过你要搞乐队我这里倒有一些器材。我已经不玩了。”
我说：“好的音乐是永存的。刺客兄，你可以说是我的前辈，我们何不成立一个乐队，在两头乌的酒吧歌厅俱乐部演出？”
刺客扭头看了看我。
我说：“难道不是吗？摇滚于我们而言是一个活着的态度。我刚进屋看见这些音响落满灰尘，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对于这座阴性的城市，我们的存在会像一枚尖利的锥子。锥死他们！”
我看见刺客两眼眺望着窗外灰色的屋顶，接着，有一滴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
他说：“其实，我也这么想过……”
“锥子乐队”有四个成员：鼓手刺客，贝司手我，主唱兼吉他老刀，电子琴雨尘。老刀是刺客的旧友，他的嗓子尖利刺耳，比著名的唐朝乐队主唱丁武更甚，很符合乐队的风格。他以前的职业是在一个叫罗埠的小镇上杀猪，他每天要杀很多猪，然后骑摩托车到附近乡镇叫卖猪肉。至于诗人雨尘是最后进来的。刺客不希望他来，后来我们需要一个填词的人，他就来了。
我们在一间刺客租用的旧仓库里练习技术，谱曲配乐。那仓库在郊区，一个叫白龙桥的地方，仓库毗邻农民的奶牛场养鸡场，里面堆满了过时的服装鞋帽，那是刺客当年的工厂破产后搬送到这里来的。刺客说，多少年前服装制造业竞争激烈，所得利润完全来自对工人的剥削，这些衣物上沾满了服装工人的鲜血。很显然，刺客就是从那时起对经商失去了兴趣。
组建乐队的设备和钱几乎由刺客一人提供。不消说，锥子乐队让刺客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力，也燃起了他对新生活的希望。那段时间，刺客的热情感染着我们。
这样，我们白天在仓库编排歌曲，晚上则扛起仓库里的旧衣物去夜市上叫卖，以此筹集乐队的活动经费。我们的风格主要模仿重金属、工业金属、另类金属的音乐风格，创作出来的歌曲充满了男子气概和极端的焦虑情感。我发现这些歌就是拿到今天来唱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是其中的一首：
这是怎么样的世界，噢，这是怎么样的空间，我流浪在心与心之间，出没于丑陋邪恶的黑街，在这条心灵碰撞的黑街，有多少生锈的眼期盼重现蓝蓝的天。左边是寻欢作乐的场面，右边是弱肉强食的硝烟，让我逃离罪孽这黑街，我不要看见你虚伪的脸。让我回到爱的人世间，回到爱的人世间。
可是就在我们的演练如火如荼地进行时，麻烦也不断地找到我们。先是养鸡场场主来了，是一个粗而壮的矮个子，手里拿着一只软壳的鸡蛋，气势汹汹地问我们：“你们还有完没完？刚开始我以为你们喝多了，现在知道你们是故意的！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
我们解释说，我们这是摇滚乐队，搞的是音乐。他说：“我不管你们搞的是什么，搞母猪我都不管，可你们的鬼哭狼嚎吵闹得鸡下不出蛋，下出来的蛋壳也是软的！你们这些神经病发出来的声音我的鸡听不得！”
养鸡场场主刚走，奶牛场场主又来了，又跟我们吵了一通，几乎天天如此。后来，他们就把派出所民警请来了。我们不得不把窗户封死，并且装了隔声板。可是，锥子乐队注定命运多舛，三个月后，所有音响设备还是被没收了。
那是一个刮风的夜晚，我们第一次公开演出，演出地点选择在人民广场东侧的一处空地上。我们下午就去搭了一个台，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热身。那时的人民广场晚上有夜市，热闹程度不亚于农村的物质交流会，舞台下面很快就聚集了很多人。
老刀喝了一口水，扯起嗓子唱了起来：
暴露—暴露暴露—庸俗，我怕，我想哭，我怕我的庸俗就要暴露—哦，一切都是假象，我怕—我怕—你的优雅掩饰不住你的残酷—无比残酷—
老刀的嗓音接近于猪垂死前的尖嚎，或许被他拖到案板上挨刀的猪是他的音乐启蒙吧。他那张扬不羁的开场太棒了！像一把可以随时燃烧的火！可是，当我们演到第三首歌的时候，几个人走到了台上，要我们停下来—
刺客说：“你们想干什么？别打断我们的演出！”
那几个人说：“你们这是哗众喧闹，扰乱社会秩序，快收拾东西停止制造噪音！”
刺客和老刀脾气躁，跟他们吵了起来。那几个人走下台，就把电源掐了。于是，争吵迅速演变为打架，几乎把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吸引来了。
关于这场纠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刚刚成立并演出的锥子乐队不得不面临着解散，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音响设备被有关部门没收了。
那个冬天很冷，两头乌的气温降到了历史最低点—6℃，乐队解散后，我们又要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去面对世俗的生活。我们感到了午夜的火把被雨水浇灭的迷茫和失落。
我原本住在两头乌东郊一个叫东关的地方，当我又回到那地方，患白内障的房东对我说，他已经把我的那间屋租给了别人。我不得不到一个平时很少交往的老乡那里住了几夜。
他是一个本分的人，除了上班从不出去游逛，他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悉数寄给留守家园的妻儿。有一天，他不知出于同情还是不满，说陈铁你如果肯吃苦，我可以去问问老板。这样，我就跟他去一个洗车房洗车。第三天，我的高压水枪没有拿稳，有一点水溅到了一位披金戴银的顾客身上，那人就跟疯了一样与我纠缠不休，我走过去给了他两拳，打得他跟条狗一样夹起了尾巴。
我丢掉了工作，晚上不再到老乡那里去住，在街上走来走去，最后在一录像室呆到天亮。刺客给我打传呼，知道我的情况后，他说：“你如果不想冻死，就先上我这儿暂住吧。”
我觉得当初要在两头乌搞乐队是我怂恿起来的，事情搞成这样，内心里多少有些怕见他，不过他一叫我马上就去了。
他裹着一条毛毯坐在沙发上，整个人显得又瘦又黑，不过他精神亢奋。他说这段时间他一直想办法把音响设备要回来，昨天又跟他们吵了一架。我担心他被抓进去，我说这些人比老虎更甚，要不要找关系疏通一下人情？他说这是非法占有，不用找，没必要。
晚上，我们煮了一锅面条，切了五六根香肠，他吃得很香，当然我也吃了不少。屋里有了油烟味，似乎暖和多了。饭后，他突然说：“陈铁，你明天跟我一块去吧，老刀和雨尘也来，都说好了。”
刺客指的还是明天去有关部门要回音响设备的事，对他而言，这些设备不仅仅是他的物质财富，更是他的精神财富、活着的尊严，这些设备还是他从北京运回来的……
刺客说：“在北京，它们见证了中国摇滚乐最风光、最绚烂的时刻，它们的存在证明了我的一段光辉岁月……不要回它们，我对不起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到这儿，有一种伤感和无奈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那时想，他的内心其实一直疼痛着的。
第二天，我还睡着，刺客叫醒了我。
我俩咬着油条来到通济桥，桥上已挤满上班的人流。我看见两头乌河结着冰，太阳照在冰面上很刺眼，我知道河流没有被冻死，暗流在冰面下涌动。过了一会儿，老刀来了，多么像逆着人流走来的一匹孤狼，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腥气。他说，他重新杀猪去了。他一天要杀死三头猪。不过雨尘没有来，那个所谓的诗人最早当了逃兵。
接下来，我们就去了那个没收我们东西的有关部门，在一间办公室，有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刺客情绪很激动，把他们的桌子掀了。于是大楼里立刻响起了踢踢踏踏的声音。我想，这些赶来的声音一定拿着警棍，那一刻，我害怕极了。他们果然一上来就把我们摁在了地上，就像摁住三只试图跳栏的羊，他们命令我们两手抱住头，蹲在地上。这样的一种蹲着并不难受，只是感到很丢脸。
刺客说：“抓吧抓吧，你们把我抓起来吧。刚才掀桌子的是我，跟他俩无关。”
可是那些拿警棍的人没有理会他的意思，还是把我们三个关在了一个三面是墙、一面是铁栅栏的小屋里。那是拘留所。
半个月，我们在拘留所度过。
刺客的狂躁、莽撞、桀骜不驯，终于让我对这个人感到越来越害怕，不知道为什么，我预感到他总有一天会闯下牢狱之祸并且殃及我，我想在他干出更极端的事情来之前还是离开他为好。于是出来以后，我离开他找工作去了。
我在前面说过，两头乌是一座阴性的城市，我从内心厌恶它，可是我并没有再次离开它。此时，我除了在一些歌舞厅唱过歌，还在酒店当过保安，但是都干不长。舞厅老板说，你唱歌太咬牙切齿了，什么样的歌到了你嘴里都变成了嚼不烂的筋，你走吧。
我说：“我他妈的真想把你嚼烂了，你这头猪！”
他用眼睛白了白我。
其后的日子，我又在一家电子企业呆过。有必要说明的是，我当初决定在这个企业留下来，是因为我看到这里有许许多多个女人。我当时想，我的生活如此动荡，大概跟我缺少女人有关。没想到的是这里女人虽多，但绝大部分是“内旦”。“内旦”是两头乌方言，指那些结过婚产过崽的少妇。这些女人在上班时嘴馋、偷懒和风骚的程度让我目瞪口呆，与其说我是工作太累逃跑的，不如说是被这些女人搔首弄姿的样子吓跑的。
这段经历让我在很长时间对工作和女人失去了兴趣，我再次有了离开两头乌到别处去谋生的打算。可是就在我准备在街头卖唱攒路费的时候，老刀遇见了我。他把我拉到路边的一家饭馆里喝酒，我才得知老刀是进城来看刺客的。
老刀告诉我，刺客近段时间又去找没收我们东西的部门评理、闹事，这一次比较惨，出来的时候头上都是伤，回到家有半个月没下楼。我问老刀，刺客是土生土长的两头乌人，总认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吧？老刀说，刺客这人你大概还不了解，他是不会低头的，他最看不惯那些人，所以这些年他想筹划组织大型演出，总有人在暗中压制他……
老刀说：“刺客是块硬骨头……”
老刀的眼睛红了。老刀曾经是一个屠夫，现在更像一个诗人。
我跟老刀分手天色已晚，回到暂住的地下室我睡不着觉。第二天，我从手头仅有的钱中拿出来一半，买了两盒滋补品，去看望我的朋友加兄长。穿越两头乌市区，应该说，跟平常没什么两样，街上都是人。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可是，我再次感觉到刺客生活在这里的痛苦，我想只有我才知道他的痛苦。
我拎着两盒滋补品爬上顶楼，可是敲门没有人开，喊了几声也没人应。我坐在楼梯上，担心刺客已经死了，这么想的时候，感到背上凉飕飕的。我想象着变成了鬼的刺客，同样披头散发，脾气暴躁，他将两头乌人一个个掐死，两头乌成了恐怖之城。我最后在门缝里塞了一张纸条，下楼后才想起给他打了电话。原来，他在楼上。
只见他头上包着染血的纱布，脸上红肿一片，结了痂的地方黑黑的。刺客说：“刚才我睡熟了。我这几天特别嗜睡，吃了睡，睡了吃，感觉有些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