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而又琢磨起了我的太太李玲玲。
我与李玲玲结婚已经十四年了，前些天，刚好有多事的同事替我们码过了，说我们已经经受了两个七年之痒的考验。
在银行，我也算是一个帅哥了，当然我的帅，经常被我的才能所掩盖。我与李玲玲，一直以来被同事们认为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同时，我们也是公认的恩爱甜蜜的一对，是单位里的革命样板，是楷模，甚至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事实呢？作为当事人，这些年来，我仿佛越来越感觉到了李玲玲对我的不满，还动不动就发脾气。虽然，由于我的智慧，我们从来没有把争执升级到吵架的地步。
李玲玲对我有什么好不满的？这个问题，我真的想不通。然而细究起来，我倒好像有很多大可以对她表示不满的地方。比如对外，她是个开心果，她好动，在男女界限上，有时候概念模糊，这使得她经常惹出疑似的绯闻，虽然事后都证明她是清白的，无辜的。对内呢，她喜欢打扮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出身高贵的贵太太，却不善于做家务，整理房间，甚至还讨厌做菜，常常敷衍了事。如果说，对于上述问题我能够忍受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却是我实在难以忍受的，那就是，李玲玲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李玲玲式的逻辑思维。
仔细思量，这些年来，我是深受李玲玲式的逻辑思维伤害的。
李玲玲式的逻辑思维，大致地说，一是从众，凡是大多数的就是对的，至少是合理的；二是一根筋，认死理，毫无回旋的余地，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对我来说，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任何属于大多数方面的观点或意见都是值得怀疑的；至于一根筋，那就更可怕了，这个世界是纷繁复杂的，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一根筋无疑是瞎子摸象，或者是如临深渊。
就在最近几天里，我和李玲玲之间发生了两件事，在这里恰好可以用来作为佐证。
一件是染发事件。我从来没有染过发，但是我不得不开始染发了，原因可想而知，是我开始长出白发了。但我染发不是由于我头上开始长白发，而是由于李玲玲建议我染的发。李玲玲说，你四十岁就开始白头了，真是悲哀。我说，要是干脆全白了更好，就俨然是老教授了。她说，你赶紧去染发，要不然和你走在一起，我心里发毛。我说，染发呀，太恐怖了，染发剂会致癌的！她说，不是有植物染发剂吗？我说，那是骗人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植物染发剂，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她说，那别人呢，你看看，满世界的女人都在染发，满世界的像你这样白了头的男人也在染发，你怕什么？我说，你这是什么逻辑？大家都在染发，就能说明染发剂是安全的？我觉得我的反问很有逻辑上的力量，但悲哀的是，最终我并没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胜利，为了息事宁人，我屈服了，染了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
另一件是汤匙事件。那天李玲玲在厨房失手打碎了一只汤匙，让我去最高的那只橱柜里取一只新的汤匙。我取了，一看，是脏兮兮的。我递给她，说，洗一洗。她说，干干净净的，洗什么？我说，不干净的呀，脏兮兮的！她来了脾气，说，前段时间我亲手洗干净了的，怎么脏兮兮的呢？她赌气地随手洗了一次。我拿起那只汤匙，说，你看，还是脏兮兮的！她不再拿眼睛去看汤匙，而是发飙了。神经病！跟你说过了汤匙是干净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现在我再洗一遍了，还不行吗？她手舞足蹈起来。我笑了，我说，李玲玲你看一看呐，你用眼睛看看好不？看看它是干净的还是脏兮兮的！说着，我把汤匙举到她的眼睛前，可是，她一把夺过，把汤匙就地摔了个粉碎……
其实，也许李玲玲更适合与体育老师一对，而胡菲呢，她似乎是更适合我的！
当有关人员把我从电梯里解放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做这样可笑的几近无耻的胡思乱想。
但是，从电梯里出来，坐另一架电梯由七楼到底楼，许多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都随着我的身体越来越接近坚实的地面而消失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太太李玲玲还会在底楼等我吗？我想，这个期待并不现实，但说实话，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希望她在底楼翘首以待，希望她在底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当然了，如你所料，奇迹根本没有出现。
不，有一个奇迹出现了，我们的轿车不见了。
车钥匙放在李玲玲的拎包里。李玲玲不但走了，而且，敢情她还是开着轿车走的！
她可是喝了不少的酒哇。她干什么？急着上班去？
我再次拨打她的手机，还是关机。
接着我拨打她的办公室电话，她对面的同事说李玲玲不在，刚才打电话过来请过假了。我咬牙切齿说，那就好！
是的，既然请过了假，那李玲玲一定是回家了。
回家了，那就好办了！
我再给家里打电话，无人接听。又打，还是无人接听。我明白过来，李玲玲既然决定关了手机，她自然是不会再接我的电话了。
金茂大厦后面是个人口密集的小区，小区边上一整溜儿全是卖美食小吃的店铺。这些店铺与金茂大厦之间，空间小得可怜，人流量却大，人车并行，三步一堵的。我心中还是抱有一丝侥幸，目光在这狭长的地带反复搜寻我们那辆银色的奥迪，但却完全徒劳。
按照路况分析，李玲玲开车回家，应该从金茂大厦的后面绕到相对宽敞的左侧，然后进入金茂大厦前面的广场，向西，再从广场西南角的那个十字路口向南走。
我又迅速追向金茂大厦前面的广场。
阳春三月的下午，金茂大厦广场上空的太阳竟然很是有点儿毒辣了。我跑过去，爬上一个高高的花坛，举起右手架在额前，遮挡强烈的阳光，然后踮脚四处张望，活像电视镜头里蹿上云端的孙悟空。
我来回扫视了几遍，广场周边停泊着的奔跑着的，根本没有银色轿车的影子，而沮丧地爬下花坛的一瞬，抬头仰视了一下整幢金光闪闪的金茂大厦，突然觉得一阵晕眩。
我也真的是有点儿喝多了。可李玲玲呢？她同样喝多了，她还开着车！
李玲玲醉酒驾驶，被交警逮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疾步向广场的西南角走去，走了一段路，忽然慢下来，放慢脚步，一再地放慢了脚步。
慢慢地，大约步行了五分钟，在接连打了三个酒嗝之后，我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我要赶紧回家，与李玲玲大吵一架，与此同时，我必须出手，出手狠狠地揍她一顿，质问她为什么非要在金茂大厦的顶楼接听那个电话不可！要是她不接听那个电话，我们早点儿下楼，说不定电梯的故障就不会发生了！我还要质问，质问她为什么要关机，质问她为什么不等等我，质问她为什么要醉酒后开车！当然，我还有更多要质问的。我已经想好了打击目标：她的每天精心护理的脸蛋或者是那一根筋的整个儿脑袋，当然，劈头盖脸更带劲！
我之所以步行五分钟后才做出这个决定，就是为了让自己尽可能地再冷静片刻，尽可能地消除酒精对我的怂恿。
这些年，李玲玲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一个始终相同的观点，她说一个女人是绝对不应该容忍家庭暴力发生的，哪怕是一次—正如一面镜子，一道裂痕，就使得破镜难圆，而家庭暴力事件一旦发生，婚姻就破裂了，这样的婚姻绝对不能苟且，这样的婚姻就应该立刻结束。
我想清楚了，现在我迫切需要的就是马上对李玲玲实施一次家庭暴力！
我已经到了金茂大厦广场西南角的那个十字路口。我拦住了一辆出租车，我感觉，这个时候的自己，几乎完全是一个跃跃欲试的正骑上骏马准备出征的将军。
一路上，我不停催促司机快点快点，可出租车刚到我们家小区的边界，前面正好下水道一样堵塞住。我等不及了，干脆下来，跑步从一个小侧门进了小区。
绕过几幢房子，远远就望见我们位于小区中心三角区的那幢点式楼，我看得真切，我们家大卫生间的窗户打开了。
我突然恶狠狠地咧嘴乐了一下，又使劲再乐了一下。
为了防止灰尘的入侵，平常出门上班前，我们习惯把所有的门窗都关闭。大卫生间的窗户，几乎每次都是我亲手关闭的，而现在它大大咧咧打开着，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李玲玲她早已经回家了。
我跑得有点儿气喘吁吁，所以慢下了脚步，由跑步改为快步走。走了不一会儿，觉得不对，觉得自己必须加速冲刺，于是又跑了起来，跑得更快。
许多事情都是需要一鼓作气去做的。我想，实施一次家庭暴力，对李玲玲进行一次非常规的打击，那更需要一鼓作气了！
我冲进楼道，冲上三楼，一手摁门铃，一手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防盗门，进屋，甩手带上门，连鞋都不脱了，直接冲进去。
可是，李玲玲呢？李玲玲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