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县城人家的住房面积都很小，一般的四口之家，不超过三十平方米。也就一间正房用于睡觉起居，另外搭配一间小披屋，做烧饭的厨房。到了大冷天，清早都是父亲最初起床，开炉门，把早饭要吃的泡饭锅子端上煤球炉子。我至今仍记得父亲披一件破旧的棉袄，脚上拖一双芦花靴筒下床来瑟缩前行的样子和声音。那是十二月里一天生活的开始。我们家睡觉的房子直接连着厨房。隔夜封好的一只煤炉，天蒙蒙亮时，炉门会被人拉开。发出“嗤”的一声。这声音，存留在我幼年时的记忆里，好像是唯一一种可以抵御自然界严寒的声音。代表了穷愁潦倒但仍一息尚存的人们的挣扎。这炉门拉开的声音对于每名那个年代活过来的人都有一种奇妙的慰藉。躺在被窝不肯起床的我们。饥肠辘辘的身子一下子全都有了反应。仿佛被寒风吹刮中的一小根火柴点着了一样。
那时城里人家居民的住房，全由房管所统一指派分配。1960年代通了电，几十户人家共用一只电表箱，隔一个季度或半年住户们集中开一次会，电费统一分派每个户头，0.2度或0.3度电，这类上缴电费的会议每次都闹得面红脖子粗，有时还要打架。除了电灯、广播外，偶尔有一户人家偷用电炉，后者也是1970年之后的事情。那时，家家户户没有冰箱，没有空调、电视、电风扇、电话，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家用电器。有经验的住户，一眼而知隔壁邻居家一年会用掉几度电。
一户人家跟一户人家，有时只隔开一层薄薄的土坯墙，或一层老式的天井。家家户户，住房连着住房，走廊连着走廊。县城的街区，无形中也有点小范围的“人民公社”化了。各人家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相互渗透影响，渐渐趋于一体化了。一天三顿吃饭，无非是：早上，萝卜干泡饭；中午，老青菜米饭，外加一碗酱油汤；晚上仍旧是泡饭，把中午头剩下的青菜一扫光。
泡饭锅子，又名“洋锅子”。那时家家户户洋锅子、搪瓷盆、搪瓷的杯子总是必备的。除了吃饭用的碗，瓷器一般很少见了。洋锅子便宜，用用掼掼不要紧。屋子发黑了，洋锅子一般也是又旧又黑。凹凸不平。记得锅子的盖头常常会盖不抿缝，锅子被烧得变形了，仍旧经年累月在使用。这种便利的器皿，一方面也像是在救苦救众；一方面，也成了平头百姓和居民们艰难度日的象征。
临睡前，家中最后一句话总是父母床跟头传来的“炉门封好啦？”周围死寂一片的夜色，忽儿西北风，忽儿东北风，在屋前屋后弄堂里打旋。父亲说话带点苏北口音。我听了父亲的声音，心里最定心，立即就呼呼大睡起来，把再冷的夜全远远抛到了脑后。有时这句话变成妈妈的声音：“这个月电费交了吗？”妈妈声音小，与其说是轻柔，不如说沙哑无力，就像再过两天——一般不超出三天——她又要生病住院了一样。人在那个年代里，被贫穷压得常常抬不起头，大气不敢喘一声。妈妈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我闭上眼就能看见这个表情。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妈妈在被窝里，一边因为要提醒什么的说着话，一边往被窝里缩的声音。家里人每个动静，我都听得清清爽爽。1970年的冬天，天冷到有时一家人洗好了脚，洗脚水却没办法倒。总不能倒在家里吧。
而大门外面已经开始下雪，只听得见隆隆的风声。
那种严寒，已经到了用耳朵去听一听也会吃不消的地步。小孩生怕再听一听，耳朵就会掉落下来。全家人都在忍耐，因为省煤球，唯一的一只煤炉是必须要封好的，于是房子里全是昏沉沉的煤气，四处弥漫，在屋顶、房梁四周缭绕。如果开了灯检查，炉膛里的煤气还在白乎乎地往上冒一种看不见的烟雾。
那时候湿煤球、干煤球一闻就闻得出。好煤和劣质煤也是，夜间封煤炉时气味明显不同。逢到天寒地冻的一夜，碰巧捡了一只劣质煤球封上去，屋子里气味就难闻多了。那时有种说法，叫“发火”，说煤球的好坏优劣，叫“这只煤球发不发火？”劣质煤，自然发火的力道远远不够。冬天，我记得好煤坏煤有时一批批的，可按月计量。父母之间时常嘀咕，“这个月这批煤不怎么发火”，或者“还蛮发火的”。家里煤球，一般是一个月、二十天去买一次，用挑水的桶一只只装满了挑回来。后来用借的板车去拖，最后是借三轮车踏回来，这期间运输工具每隔五六年变换一次。到踏三轮车时，我已经是名十五六岁的少年。
父亲不仅担水，还用同样的一副水桶挑煤球。
水桶是腰圆形，煤球从桶底往上排列，到一定空间就不能放匀称，于是每次总有三两只煤球被挤扁压破了回来，妈妈总是用一副惋惜失望的目光看它们。桶底的碎煤屑倒在一块空地上，用畚箕扫起来，到出太阳的好天气，再用水和了之后，重新捏起来，做成卵形的小煤球。
米、煤是一点也不浪费的。穿的衣裳也同样。一条北门大街，人人全是穿了带补丁的衣裳长大的。1970年，家里还没有茶叶，我小辰光没碰见有一家人家家里泡茶叶茶的。直到1976年左右，市面上出现一种细碎的泡茶吃的东西，叫“茶叶末末”。我们才晓得中国原来是吃茶叶的国家。那种茶叶末末，泡了茶，要吃时，必须使劲吹，才能把杯子、碗上密密的一层碎梗梗吹开，人才喝得到真正的茶汤水。
有时煤球炉子的炉门“嗤”一声开了，还要捡起铁钎小心捅下煤灰。封了一夜炉子，煤灰淤塞满了上下炉膛，如果要让炉子加快“发火”，就要捅底下煤灰。煤灰被捅掉多少，跟蜂窝煤炉的火力是成正比的。假定炖上去的泡饭锅只需稍微温热，煤灰一般就不捅了，只要炉门开条缝，让余火焖着就行。但有时起床在被头窝里懒的时间久了，全家需要紧急动员，不仅要让炉子赶紧发火，余下的琐事也要加快节奏：预备早饭，穿衣裳漱口揩脸。这当口，妈妈还要替家里人预备中午饭的饭菜。
中午饭的青菜、咸菜豆腐是一大清早烧好了焖在饭锅头的。妈妈上长日班，中上头不大可能出厂门赶回家替我们做饭。
这时候，父母如果嫌炉子再不“发火”，就需把煤炉从固定的底座拎下来，拎到靠近大门口有风的地方。利用风力大小来加速火力。有时他把煤炉拎到风口偏左一点位置，有时会直接对准风口，这要视全家人那天早晨的需求而定。
煤炉固定的底座，不过是平常做饭用的空地，垫了四块红砖，砖头围成“口”字形，炉子放在上面。
逢到隔夜煤炉没封好（有时是劣质煤的缘故），大冬天的早晨起床一看，手一摸，炉膛冰冷冰冷，家里人全都要痛苦地喊出声音来。炉子熄火了，只好预备柴爿、报纸到家门口生炉子去了。妈妈责怪爸爸：“跟你说下床去看看的，你不听！”爸爸骂哥哥：“封得太晚了，那只煤球烧过的了喂！”哥哥骂我：“喊你不要烧水，偏要！”一片哀叹埋怨声，此起彼伏。屋子里也比平常慌乱许多。
每名家庭成员对煤球炉上炉火的脾性大小揣摸熟习的程度，表明了他对于家庭的认知程度。冬天夜里，每晚父亲临睡前，都像一名鉴宝师一般小心对待那只煤球炉，他不会轻易更改、作出他的判断，今天这只封下去的煤球怎么样。他跟那只炉子的关系在我的童年时代，也成了赫赫父权的象征。
很小的时候，哥哥对待那只煤炉的熟悉程度，就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深奥地步。小小年纪，他会提出异议。在绕着炉子，脚蹬芦花靴筒转悠几圈后，他会跟妈妈郑重宣告：“不行的，这只煤炉到早上会熄火！”
妈妈立即把大儿子的判断转达给父亲。父亲不屑地撇了撇嘴角，嘀咕道：“怎么老是不吉利的话，明天天亮还早呢。”说完转过脸睡觉。哥哥无奈，走到自己，也就是我困的床跟前时，气鼓鼓的。然后，他把伸进被窝的脚踢我一下，说：“你看吧。明天早饭吃不成了。”我们分睡一张床的两头，他这样踢和生气时我早已假装睡着了。怎么办呢。总要有所表示吧。
于是我“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并且又在被窝里假装换姿势似的翻了个身。
我对煤炉脾性的把握，也很在行。差不多一瞅一个准，只不过因为家里年纪最小，发表的意见无人重视罢了。无论是烧饭、捅炉子、封炉门、生炉子。
样样全精通，轮到我来，几乎不用费什么脑筋。不过，对于煤炉这样的家庭大事，小孩子实在插不上嘴，我的技能本领只得显示在礼拜日脚，假期里跟同学小朋友到家里偷东西烧了来吃。那时。我方有机会露一手。偷烧一只煤球，而使家里原先堆煤球的那块地方，看上去完好如初。小孩子一起偷吃的食物，无非是冷天头的煎鸡蛋、烧年糕、烘馒头，夏天的烤知了烤土豆一类。冷馒头放在火钳上，放到煤炉边上烤热烤焦，这是小辰光常干的事情。
煤球炉不仅配备铲煤灰的铲子，还配备火钳、炉盖、铁钩。我在户外寒风呼啸的大冬天，在睡梦中听到的最后一点声响往往跟这只宝贝煤炉有关。听得见封炉门时家人用铁钩子钩上去的圆铁盖“噗”
一声压上去，听见铁钩被扔到干泥地上。在经过了一夜暴风雪肆虐之后，古老的县城仿佛脱胎换骨，突然出落成了一个新人，变得年轻甚至陌生了许多，有一种令人新奇的感觉。好多平常熟悉的声音全没有了，甚至一座城市相关的历史和记忆也没有了。大雪使时空产生出一种断裂，我们眼前仿佛有一种新生活的景象，一种回到了远古年代的温暖。
大雪带给每个人一种感人的纯洁，唯独屋子另一头那只煤炉，不死不活矗立着，提醒大家这只是一时的幻觉，周围仍旧是1970年的中国。在这之前，我仍旧睡着。朦胧的意识最初作出反应的是一只炉子被在屋门前拎来拎去。我先听着风在屋顶上打旋，想象了片刻户外白色的严寒。然后，我听见煤炉被在空地上放下时炉子上的铁丝搭襻声音。搭襻掉落下来，“哐啷”一下，童年的八音盒由此打开。
这之后，我又睡着了，时间并不长。天色也由最早的漆黑一片转换成朦胧的曙光。冬天早晨的曙光，那才叫真正的曙光。周围的光线变得如此柔和，光线浸染在一种大面积的纯净里。地面上的一切全显得卑怯、矮小，显得潦草，只待美丽的曙光自遥远的天边喷薄欲出。我始终觉得，冬天的天空是最大最遥远的，人在自己屋子的那一头一直能望出去很远，望得见太阳跟地球之间最远的空间距离。寒冷和大雪已经使得人的视线最大程度地显得纯净，能见度极高。小辰光，我总喜欢在自己破旧的小平房里遥遥望向天际的一轮朝阳。每一层红红的朝霞都能像妈妈手心里的胭脂防裂膏一样依次均匀地搽抹到你脸上。而你作为一个初醒的小男孩仿佛从未有过如此柔软的红红的小脸蛋。从日出破晓的地方一直到你站立的地方，天地一派寂静。如果这之间太阳会有动静，会发出笑声，你一定立即跟着微笑，不自觉地受到太阳的感染。因为除了伟大的冬天，在你和太阳之问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再也不剩下其他的障碍，只有无限悠远的称之为太空星际的那一方开阔地。这片开阔地，一年四季里，唯有冬天的早晨清澈可见，能够映人一名好奇心极强的孩子的眼睛。
我再次醒来，并非因为曙光初现。而是在朦胧的意识对周围一番搜捕之后，突然接触到了一种新异、芬芳的香气。我全部幼小的身心，都在那阵香气里停留下来，稳妥着，定心一闻：唉，原来是家人捡到天井里生煤炉的柴片发出的烟。我顿时感到心头一热。沉睡着的意识一下子苏醒了大半，木柴块的烟味道使冬日的清晨显得更完善了。我闭上眼睛，听到弄堂口和天井空地上的风吹得生炉子的报纸“哗哗”响，听到寒流中炉子上铅丝做的搭攀——拎襻掉落下来，击打在煤炉身上“哐啷”的声响，那声响比世间最美的音乐还要动听上百倍。我甚至听得见炉门口的煤灰被风沿街吹走、吹远的声音，炉膛冒出熊熊的火焰。直直上蹿中发出“呼呼”声响。这火焰，恰好跟满天朝霞相辉映，形成视觉上生机盎然的一幅画面。由于这一阵屋里屋外弥漫开来的烧柴片的烟，冬日清晨的一切气息全被唤醒了，旷野上雪地的味道，炉子上红薯稀饭的香味。弄堂口，菜场，大饼油条包括附近工厂的味道，隔夜路灯和有线广播声音留下的气息，全被烟气熏赶出来，被凛冽的晨风吹醒了……
烧柴的烟雾，跟户外天寒地冻的清冽空气相交织，像是一对孪生兄妹，一对自古皆然的冤家，相互比拼，斗殴，撕咬着。放在十二月天亮不久的天井、弄堂口，你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流刺激得浑身一激灵，大脑像刚冰镇过的一样，骤然间清醒，这过度的清醒简直使你身上的各种知觉比平常扩大了数倍的敏捷度。与此同时，满天朝霞漫出高高的云层，使大街上积雪的部分笼罩上了一层柔和好看的红晕，鲜妍异常。你出门，小心翼翼踏着冻土层的砖头地走到弄堂口，小小的肺部从一股猛烈的生炉子烟雾中刚刚逃脱，却又迎面撞见颜色清白无处不在的冷空气……
冬天、夏天，街上人全不这样念，全念成——热天、冷天。
大热天，皮革厂码头附近有很多西瓜船，停在热昼心。西瓜船多的水面，成了北门街长大的从小洗冷浴赤身光屁股小孩的乐园。
每当卸货，西瓜一船一船上岸。水面温温的，水里就出现许许多多鲜红橙黄的碎瓜瓤，远近上下翻浮着，孩子们就下河争抢，抓到一个就在水里边双脚踩水，边就着浑浑热热的闸桥河水吃将起来。吃了大半只瓜，还剩不少肉，看见水上浮来半个，又扔掉手里的，再去伸手捞那另外一片，送到嘴边大嚼。
瓜船卸货，长长的木跳板一沉一荡，上面全是糖烟果品公司雇来运瓜的码头工人，他们在十来米长的窄窄跳板上疾步如飞，两人一组用箩筐挑，难免掮夹挤撞，装筐时堆得过高的大小西瓜经不起颠荡，纷纷滚落。一只两只，有的撞碎在码头台阶，在船舷旁边，有的直接就落进了闸桥河。瓜好的那种，沉到河里，过好半天才能看见它在离船很远的水面“噗”
一声跳将起来，一时间河面上仿佛开起了快乐的西瓜大会、西瓜狂欢节。跌碎的水里岸上的整只的红瓤黄瓤瓜，看上去全都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小孩子肚皮吃不了多少，不多一会儿，肚皮被瓜汁撑得滚圆，游不动水了。也有饿煞鬼投胎的，胃口贪婪，吃到差点被水呛死淹死的，上岸就被人数落，就趴在堤岸上呕吐，不停地打饱嗝，然后一个猛子再下河去吃。水道仿佛成了长熟长肥的瓜田。
于是闸桥河，热辣辣的夕阳下，流着各种跟西瓜相关的漂浮物。瓜皮、瓜子、好瓜和烂瓜……小孩成群结伙，在瓜船附近游弋，伺机出击；装货卖货的船家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有时会手拎捞东西的铁钩，或者干脆用长长的船篙。赤脚在船头船尾追赶水里那些捞吃西瓜的小孩。每年都有孩子被金属的铁钩击中或被竹篙打晕在河里的事件，每年小孩仍旧前簇后拥着。船家担心的是游近船舷来偷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