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大喜欢参加你一言我二语的座谈会，既占时间（一去即是半天），又往往不得要领，登出的发言还常走样。个人耽误了时间不算，公家还得破费。近来每逢什么单位请他去座谈，他都是以书面意见代替。这里也包含着文责自负的意思。一九五七年有些人当右派（如歌唱家张权）是由于报刊登了访问记，所记的可能与所谈的有出入。
７.友情
有些人看不懂亚的《给自己的信》。那是他写给燕大时代的女友高君纯的。“反右”以前，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那几年，我多次陪亚到附近一座四合院去看望君纯的母亲。亚与君纯自一九三就由相识到相爱。《蚕》的女主人公梅（她母亲称她作觅美），就是以她为原型而写的。后来两人因性格不合而分手，一九三六年以来未见面，但一直保持着友谊。一九七九年亚访美时，还专程去看她和她的丈夫。《美国点滴》中的“枣核”，就是写她的，只不过把性别改了一下。
君纯不幸因患癌症而锯掉右臂，她十分坚强地继续工作了二十二年。她是搞心理分析的，退休会上，她的领导特别表扬了她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听说她失去右臂后，学会用左臂开车，这也说明了美国的生活确实有其艰苦的一面。
一九八四年，她的女儿玛莉到阜外西口的华侨补校进修中文，为期一年，常到我们家来玩，和荔子交上了朋友。荔子于一九八五年赴美，入葛利涅尔学院。起初感到吃力，玛莉便介绍她到一家语言学院去补习半年。这期间，玛莉带荔子去看过君纯。
我们于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六年两度访美，虽未见到君纯，却和她通了很长的电话。一九八六年那次，君纯告诉我，荔子骑自行车去打工，摔伤了腿，打电话问她该怎么办。君纯出主意说，最重要的是用酒精和药棉花消毒。荔子如法炮制，自己就把伤口处治好了。
君纯讲话声调开朗，完全不像是个病人，没想到转年就去世了。噩耗传来，亚还在《华声报》上写了一篇纪念她的文章。
亚原说，八十岁以前门外不贴“谢绝见客”的条子，可是在七十八岁上，由于两度脑供血不足，在谈话时晕倒，故提前贴了条。先贴的是张小条：“病魔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然而这谁也没挡住。有时两三批客人接连来访。后来他视野里出现双影，大夫警告说可能是中风预兆，这才贴了张大点的：“谢绝闲谈及约稿。”条子是贴了，可是每次来客他都向人家说：“谈吧，不必在意。”又说：“门上的条子不是针对你的。”
他喜欢深交，然而也不拒绝泛交。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他结识了不少人。一九七八年以来，又陆陆续续结交新友，住址本越来越厚。他有半抽屉名片。然而大都是工作关系，真正在一起深谈的，同辈人只有几位。他周围还有一些年轻朋友。有的同他讨论问题，并且往往碰上他在大忙中。他有时深为此而苦恼。
无论多么忙，只要年轻人来求他，他必放下手里的事来帮忙。
住在“门洞”时，他曾尽义务教过几个年轻人英语，他们大都是初中毕业就去插队，回来之后仍想深造的好青年，其中有的而今已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近年来也经常有些青年为出国填表等事找他，要么就是请他写推荐书。他实在穷于应付。他总是说：“我是靠朋友帮助长大的，帮人一把是应该的。”我只是担心他的身体。
常有些青年愿意接近他，他一向热情接待。有的同他谈写作，有的谈恋爱中的苦恼，有的问他怎样才能成为名记者。他总劝青年对人生应有个设计，同时又要从脚跟做起。首先得把本位工作做好，否则就是好高骛远。他对他们说，“名”只能是结果，是社会对一个人工作的承认，切不可把它作为目的。不然，就会浮躁不安，结果适得其反。他从不避讳谈他自己坎坷的婚姻生活，劝青年们把交友时间拉长，不要轻易发展感情。他常现身说法，指出婚变是生命极大的浪费。
对志在创作的青年，他总强调两本书：一本是人生，这是主要的；另一本是古今中外的经典着作。靠着看报告文学写出来的报告文学，水平肯定高不了。这话大概是他从斯诺那里听来的。
不少青年问他怎样方能把外语学好。他总强调首先要弄清学了干什么用。他主张方法要服从目的。譬如，是为了阅读、口头通译还是笔译？翻译又要问是社科、文学抑或科技。明确了目的，再去讲求方法。对搞文学翻译的人，他总劝他多看创作，并以傅雷作为楷模。他反对拿起什么来就译的做法，强调译者一定要对他所译的东西，了解得尽量深刻。译一本书，不但要晓得其时代背景，同时要尽可能把原作者的其他着作也读一读。
他主张当编辑的一定要写点东西，否则无法提高。他认为有些出版社或杂志社领导制止或反对属下的青年写作是短见的。但同时，他又强调这种写作只能在不影响本位工作的条件下进行。
搞文字工作的，没有不爱书的。但亚常劝青年不要以占有书来代替读书。在英国时，什么书他特别赞赏（如一本奇特的传记《寻找柯沃》），就买下十来本分赠给友人。五十年代我为他买过一大批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从古典到五四作品、从创作到翻译，应有尽有。有一天下班回来一看，少了二三十本。一问，有个杂志社的年轻编辑来组稿，问他该看些什么书。他就叫那人从书架上随便挑。那人也真不客气，挑走了一大兜子。他解释说：“我是个大把抓大把花的人，从来不留钱。什么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一样也带不走。”
在农场期间，他也不断地要我买书寄给他，说是周围的小青年都爱看文艺作品，就是没钱买书。有一次我不得不提醒他：“这月的四十元家属津贴，都给你买书用掉了。”
在干校时，一位老编辑到岳阳去度假，回来告诉他，看见那里的新华书店有一部《英汉字典》出售，记得是十几元。他便马上汇款给该书店去邮购，让他们寄到北京我姐姐那里。其实那时他本人在北京已无立锥之地。
他从英国带回来的几百本心理派小说，已于五十年代转让给外国文学研究所，否则也逃不过“文革”的大火。一九八三年以来，新加坡赠送给他近四百本书，他全捐送给汕头大学的台湾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了。台湾送的书，大多分赠给几家出版社。刚搬进这栋新楼，他就拣出近百册书送给街道老人站。所有外文报刊都放在一个固定角落，每半月由他的一位已瘫痪的老同事的女儿取走。
亚是个自己快乐也愿意别人快乐的人。例如有个同父亲失去联系的姑娘来找他。姑娘估计父亲去了东南亚。亚就发了几封信给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友人，终于帮她在香港找到了他。
然而他最怕青年托他转稿给刊物或出版社，因为介绍完之后，还得催稿，退稿，说不定还会遗失。当年他自己编副刊时，就讨厌别人转稿。那样一来他就不能完全独立地判断取舍。他不喜欢经手附有情面的来稿，他也不愿让报刊编者为难。为此，他还特地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勿找旁门左道》。
还有些青年对岗位不满，或者关系处不好，想“跳槽”，征询他的意见。他总劝青年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要多从主观上要求。这种时候，他往往现身说法，告诉人家他在《大公报》先后工作了十五年，其间也有不少看不顺眼的事，但他只有一次愤而提出过辞职。那是因为鲁迅逝世那天，《大公报》刊载了攻击鲁迅的短评。他不赞成动辄闹情绪，而主张首先要把自己那一摊子工作做好，让旁人无话可说。与同事，合则多谈，不合则敷敷衍衍，不轻易去惹是生非。
瑞士《世界周刊》编辑卡尔·克劳兹尔曾以整版篇幅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的该刊上撰文，他称亚为“新中国的思想家帅克”。在一个意义上他确实有点像帅克。因为他也是在谦恭和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十分倔犟的灵魂。十六岁上，当三堂兄压迫他不许他上学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与之决裂了。北伐后，崇实校长想收买他，许愿说可送他去齐鲁大学并留洋，企图把他豢养成一个奴才，他用成立学生会来予以回绝，以致差半年就高中毕业时被开除。一九四二年为英国广播公司广播时，又由于同情印度独立运动而同公司闹翻了。
８.翻译和创作
一九七八年以后，他最感到欣慰的是自己一生的写作及翻译，除了《英国版画选》版子已毁，版画也于“文革”中被撕破而无法重新制版外，其余的统统重版了。他说倘若一九五七年不曾被迫放下笔，必然也会写些批这批那、歌颂三面红旗等不堪再读、也无法重见天日的文章。一个人做亏心事睡不好觉，写亏心文章，也没法心安理得。对一个作家来说，他认为过去写的东西能重印出来是最实在的平反。他就是在为自己平反的心情驱使下，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那四卷选集的。边编边自言自语着：
“让后世看看这些是不是毒草！”
在写作上，他并不勤奋。小说写到一九三八年就基本上辍笔了。旅英期间那些报告文学，主要是为了偿还向《大公报》借的旅费而写的。他曾对我说，倘非如此，即便写，也不会写得那么勤。
一九七八年以后，他可一直在补偿过去的懒散。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九八年第一次大手术失败后，身上插着个肾管，随时都可能发生性命攸关的危机，他竟忍着痛苦，把易卜生的五幕剧《培尔·金特》的中间三幕译完。不过，当他在“门洞”里译一、五两幕时，只用了十三天，而带病译的中间三幕，却用了好几个月。
他搞翻译，融会贯通，然而又有不拘小节的毛病。他译过十八世纪英国作家菲尔丁的两部带哲理的小说，原着十分艰深晦涩，他却想译得行文流畅。这些译文都是经我看后再交稿的。我每次都能为他挑出点毛病：这儿掉了个副词，那儿少个什么零件。出版社认为经我看过后，用不着另外再指定一个责任编辑了，索性就叫我发稿了。
亚认为搞文学翻译，首先要抓住原着的内涵，推敲作者写时的心态。他反对停留在表面文字上。翻译《好兵帅克》时，他常一边译一边发笑。
他常对我说，一个受过新闻记者训练的人除了写东西快，还讲求时间场合，心中有读者对象。他十分懂得副刊和杂志在篇幅、内容及角度上有着不同的需要。近十年来，他为报纸写了《美国点滴》、《终身大事》、《欧战杂忆》、《北京城杂忆》、《文革杂忆》以及《干校琐记》那样豆腐块式的短文，既各自独立，又有连续性。他还有许多这类题目待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没有退休、离休一说的。我看亚一定会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亚写文章，十分注意标点。他认为一个会外语的人，往往对标点使用得更为准确。比如英语，一个整句完了，非点句点不可，而有些中文文章，却一整段完了，才点句点。他喜欢使用冒号，认为它斩钉截铁，思路明确。他认为桃点是中文标点一大发明，使它有别于逗号。然而他在使用感叹号上相当讲求节制。他一看我多点了感叹号，就说这表明感情上的拖沓。在写文时，他总尽量省却“的”和“了”，认为那样会更干净利落。
在写论说文章时，他总打个提纲。他训练孩子们写作文，也要先打提纲，这样论点才能层次分明，每个段落都有其内容。他说，东拉西扯必然流于空洞。
他总强调功夫要下在动笔之前。想成熟了，自然就可一气呵成。《终身大事》那十篇是他在友谊医院病房里写的，三天就完成了。《大象与大纲》是一九五六年春间在家里，他怎样也睡不成午觉，爬起来一口气就写出来的。《文艺报》曾把此文刊作第一篇。
那次去东北，其实他是采访另一劳模的。他同被采访者还共同生活了几天。临了还是交了白卷，却写了那寓言，其中蕴含着他的一点艺术哲学，在文末他才点了题。
我留意到《矮檐》于一九三六年在《文丛》上发表时，还有个副标题：“年轮之一”。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亚说，当时他确实在计划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矮檐》是其中的一章。我们婚后他的两个绿铁匣跟着我们搬了几次家，那里边放了几百张卡片，都是为了写那个长篇准备的素材。倘非全面抗战展开了，他是打算动笔的。然而从上海流亡出来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过安定的生活。搬入豆嘴胡同的“方舟”后，那两匣卡片被安置在小西屋的书架上，直到在“文革”中化为灰烬。
今后他还打算写什么，他连我也不告诉。一九七八年以后，老有人问他的写作计划。他总回答说，写出来才算数，他不想事先告诉人。
９.感慨系之
在《我终于有了个书斋》一文中，亚曾表示对自己的现状是知足的。他既不想住更大的房子，更无意伸手要什么地位。他认为当前是在享受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安定。他只想在辞世前，尽多地做点事。
住房调整后，他请木工在几间屋子和过道的墙上钉上了十几个书架。卧室里放西洋文学经典着作及中国古典诗词小说。洋文书及工具书都在书房里。过道是成套的书及个人文集。饭厅里是大型画册。当代小说及杂志放在三姐屋里，散文、杂文则在荔子房中。如今，他再也不用满屋找这书那书了。
常有客人说：“你们的书这么多，一点儿也不像是抄过家的。”
其实，除了当初被抄去而后来又发还的两箱子书外，全是近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对从事翻译的朋友，他总劝他们要逐步建立自己的工具书库。亚除了二十九卷的《大英百科全书》之外，还有五六百种百科全书。辞书中，他偏重搜集英集课语词典。他很骄傲拥有十二卷《牛津英文词典》的缩印本，那是一九七九年高君纯的馈赠。有些字典很旧。他认为译二十年代的书，最好使用二十年代出版的字典。
中文辞典他也搜集了不少，包括民国初年中国大辞典编备纂处编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国语辞典》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出三大卷的《日用百科全书》。他的一个癖好就是翻看旧时的工具书。
只要是工具书，他新旧都要，也各科都要。他把这些工具书叫作救火队。
亚不大读哲学书，对抽象的文章也往往没有兴味。然而一谈起人民共和国那三十年所走过的弯路，他就说：共产党是靠一本辩证唯物论打出的天下。为什么小米加步枪能战胜八百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那是因为领导者当年承认了“敌强我弱”这一事实，并且一直根据这一切实的认识，制定了战术战略。
然而解放后，有时使人感到似乎是唯心论在掌舵，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文学上的“三突出”以及宣传方面的报喜不报忧。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所扭转。但是在改革开放中，经济上、社会上，又产生一些消极因素。
亚也并不是个悲观论者。在《这十年》一文中，他说：“中国太伟大了。换个小国，一场‘文革’早就完蛋了。我深深爱着中国，并且坚信这是一棵虫吃不光、霜打不垮的巨树。尽管如此，看到虫在吃，霜在打，心还是痛啊！”
他不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但不悲观。
（原载１９８９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