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开始朝坐在徐君虎先生身边的我们两个指指戳戳，果然，拉我们的节目了。“小朋友，来一个！来一个，小朋友！”我们成了双方争相狩猎的对象。逃是逃不脱的了。万水生先上，他唱了一段京戏《打渔杀家》，表现肖恩的悲愤慷慨，淋漓酣畅，赢得了满堂彩。我不会唱京戏，也不会唱赣南采茶戏，只得先简短致辞，欢送吴奇伟部挥戈北征，马到成功，我即席发挥，说，据说此去将要部署在庐山脚下，鄱阳湖边，那儿正是我的家乡；我应该代表全体南昌儿童，代表全体赣北沦陷区的父老乡亲，向吴奇伟军长，向全军将士，向军抗敌宣传队全体队员致敬。我自己目前年纪还小，保证刻苦努力求上进，长大了也上前线去，打击侵略者。没有料到，这些发自内心的也非常普通的话，竟博得以蒋、吴为首的全体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接着，我便献上了一曲西班牙战歌《保卫马德里》：
拿起爆烈的手榴弹，
对准杀人放火的弗朗哥
……
这是一支当时十分风行的反法西斯战歌，我才唱了个开头，居然像在干柴中扔了个火球，人人引吭相和起来，以至变成大合唱了；出现如此动人的场面，不但是我，恐怕也是任谁都不曾设想过的。这个高潮，大概给蒋经国先生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才会引发通天岩升旗时，指名要我讲话和唱歌的事。我自己心里明白，这并非是我有多么了不起，讲得好，唱得好，只不过从我身上，看到了四万万中国人伸张正义、反抗暴力的民族主义情感罢了。
蒋经国先生招手示意，叫我们到他和吴奇伟将军跟前去。我们去了，他搂着我，吴奇伟将军搂着万水生。蒋经国先生向吴奇伟将军简略地介绍我俩的身世和现状。
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有机会这么近地看清了蒋经国先生的长相和体型。
首先引起我的注意的是他的耳朵。他的耳朵比较特别，耳垂较常人的大且厚不说，还嵌着一粒肉珠。脖子、脸、手臂、皮肤都显得粗粝，令人联想起民间传说中的俄罗斯风雪。再仔细看，更不胜惊讶了，原来自他的鼻翼至双颊，竟散布着若干白麻瘢点--那是平日间极不易察觉的。奇怪的是，这大约一二十颗无色的斑点，非但没有丑化了他的堂堂仪表，反而构成了特殊的阳刚之美。当然，对于蒋经国先生来说，单指出他的白麻不具备破坏性，是不全面的。他的魅力，是一个整体。因此，不可忽略了他那似乎永远不会凋谢的笑容，他的经常眯缝着的眼睛，他的宽厚的下颏，他的略带沙嗄的嗓音和浙江的“蓝青官话”，以及他由于不停变换姿势而极富表情的手势，还有那又短又粗的手指，劳苦工农才会有的手指……看了他，你怎么也无法联系到他的总司令老子：干瘦，挺削，过分严肃也过分修饰，一派威风凛凛的军人气度--而这正是在国民党的画报上，反复出现的标准形象。蒋介石先生的黑大氅，蒋经国先生的黑夹克，同样是黑，前者透出一股杀气，后者却教人感到平民化。此后的几十年，中间也曾有过疏远，不信任，乃至充满敌意，使我始终认为，蒋经国先生在苏联经历的那段劳动生活，的确没有白过。
这位注定要在某种范围，施加影响于中国历史的人物，他所依仗的，恐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考据门第和血统，还必须看到他自身的素质。否则就将是不公允的。
前面我已经说到，他生性好动，除了像普通人一样，为了一个球的得失而忘情欢呼或者垂头丧气外，他还有一个好习惯：绝早起床，长跑。这是大凡当年住在赣州城内的老百姓，都能亲眼目睹的。清道夫们因此而对他倍感亲切。他们觉得蒋经国先生是和他们作伴来了。我还听抗敌宣传队的大哥哥、大姐姐私下嘲笑地评论他，下象棋常常悔棋，打扑克经常作弊，简直是个大孩子。当然，我也听人说起他为了什么事大发雷霆，脸色铁青，因而每一粒麻斑都凸现出来。不过，这种场面我不曾遇到。这是蒋经国先生性格的另一面。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嘛，谁又能例外？
接下来，我将补足前面有意跳过去的情节--通天岩那次升旗后，他对我所作的“批判”。蒋经国先生是笑嘻嘻地进行“批判”的，并且时不时掉转头来朝我看一眼，甚至用手指了指我，一个不知轻重，说错了话的“小朋友”。我记得，他大抵是这么“批判”的：方才刘仁勇小朋友讲的话，都是爱国的话。他的爱国心，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他是逃难来赣州的，他的家乡南昌，已经被日本赤佬霸占了，就像我们中国许多人的家乡，都被日本赤佬霸占了一样。因此，小朋友肚子里有气，有气便要发作。怎么发作呢？就说赌气话，就发誓，就要报复：我们也要打到日本三岛上去，教日本赤佬也尝尝被别人霸占的味道。这是气头上的话，当不得真的。我们的抗战，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是被迫拿起枪来开火的。我们不是侵略者，我们也不当侵略者，也去割别人一块领土，也去欺侮别人；因此，我的主张和刘仁勇小朋友的气话不同。我说，打到鸭绿江就可以了，不去那个什么富士山。富士山，我没有去过，你（指着我）大概也没有去过。不过，我知道，那个富士山是很冷的，常年积雪，不是个好地方，我们不去那个地方升旗，大家认为对不对？
依旧是笑嘻嘻的。
“对！--”“哗”的全场一阵子猛鼓掌，猛吼，大声哄笑。是笑我么？笑去吧，我丝毫也不紧张，甚至也笑嘻嘻的，学他。因为我想，蒋处长本人已经同时替我当了辩护律师了，我干吗要惭愧？等我长大了，自然也会懂得这些道理的。
有趣的是，这一次重游通天岩，偏偏在一处岩洞转角地点，新发现了一品不大的摩崖石刻，镌有国民党将领、抗日战场上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罗卓英先生的一首五律。罗卓英先生是针对唯心主义哲学大师王阳明的诗，反其意而咏之，写下了这首诗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请看富士山，收做逸仙岛。绝顶树旌旗，青天白日好。”内容，情绪，竟同我的那次发言毫无二致！罗卓英将军的这品题刻，落款为１９３８年，但不知何故，我当时并未读到（也许尚未镌刻？）。如此看来，操过激论调者，不止少年的我一个，倒也颇足解嘲自慰。
在重游通天岩时，忽然想到，与我同行的阳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我的文章，其时，我和他尚不相识。阳春先生在文章里，引用了通天岩导游员的一段解说词，说什么诗人公刘，少年时代在这里向奉蒋经国先生之命，来此集训的国民党官兵“发表演说，号召抗日”，由于言辞精彩，富有鼓动力量，备受蒋经国先生赞许；演说一结束，公刘便被蒋先生抱起来，抛向空中然后再接住，搂进怀里，云云。这段导游解说词，听来或可令人解颐，但终究是极尽渲染的向壁虚构。我本来想去找一找这位导游员先生，说明事实真相。可是，阳春先生告诉我：导游员已经退休了。其实，倒也无须我去订正，凡是有脑子的游客，听了都不会相信的。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虽然还是孩子，终归不会轻得如同幼儿园的娃娃；蒋经国先生又不是护法金刚大力神，他怎么可能将我抛向空中再搂进怀里呢？岂不是太滑稽了么？
有一件仅仅发生在我和蒋经国先生两个人之间的琐事，似乎能影绰看出他的早期从政作风的一个侧面，写出来，不无参考价值。大约是１９３９年夏天，具体日子记不准了。我已在王母渡念了一个学期的初中一年级。暑假的一天，我因了什么事，走在如今叫做北京路的赣州公园南大门前的一条横街上。天色已近黄昏，准备纳凉的临街住户，都已经开始往街筒子里搬竹床了。我正打算回家，急匆匆地朝前赶路；却被一个耳熟的声音迎面叫住：“小朋友！这么晚了还在外边玩？”我定睛一看，是上任不久的蒋专员，蒋经国先生，忙说：“这就回去。蒋专员。”“不要这样叫。回至圣路？”“不，我家已经搬到南市街去了。”“哦，南市街不近哩。”说着，蒋经国先生快步走上前来，拍拍我的肩膀，咧嘴一笑，“你饿不饿？我跑了一下午，肚皮早就咕咕叫了；我看，我们两个随便找家小馆子吃一顿怎么样？我请客！”后半句的声音故意压得很低，似乎带点诡秘的意味。蒋经国先生请我吃饭？我牢牢地盯住他的眼睛，直到确信不是开玩笑，才高声答应：“那好哇，上哪儿？”他顺手一指前面的三岔路口：“那里就有一家小饭铺，我常去的。走！跟我来！”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单独跟蒋经国先生同桌共餐，心里格外高兴，话也就多了起来。忽然记起，他刚才说过的跑了一下午的话，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独自一人外出？曹副官呢？蒋经国先生不出声地一笑，样子很调皮，像个恶作剧得手了的顽童。“他？让他找去吧，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还有我的自由吗？还能像今天下午这样，去我想去的地方吗？”这时，我才注意看了看他的一身打扮：头戴一顶旧草帽，身穿一件脏兮兮的圆领汗衫，一条灰布长裤，赤脚，蹬一双抗战时期十分风行的用碎布条编成的“草鞋”。这副形象，正是后来曹聚仁先生在他关于早期新赣南建设的通讯报道中，不时描写过的“微服私访”中的“蒋青天”。我以人格担保，曹聚仁先生的笔墨是毫不夸张的。
蒋先生所言属实。一眼望去，还真的有一爿饭馆，就坐落于北京路与东北路交汇之处；这自然叫的是今天的新路名，原先叫什么，我全忘光了。
今年６月４日，老诗人李一痕先生、作家阳春先生陪同我去一一访旧，也曾专程绕到这一带来寻找这爿饭馆。我以目前尚称完整的章贡影剧院（原名群乐剧院）为座标，判别方位。群乐剧院从前专门上演京剧。有一位领衔的女演员，艺名筱艳芳，很红过一阵。我看过她主演的梅派青衣折子戏《贵妃醉酒》，我认得那个把门的人，他不收我的票，而空位子总是有的。可惜，我那时还不识货，没怎么充分利用这点小小的“后门”，至今感到后悔。当年的群乐剧院，破破烂烂，所有的大方柱一律空心，外表全是用从报废了的子弹箱上拆下来的烂木板，一块一块拼起来的，一旦石灰剥落，就露馅了。剧院的隔壁，正是每天傍晚练歌的所在。可如今已是“茶社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百货店”了。那个剧院把门人，总是不迟不早准时出来，手托一盆浆糊，张贴翌日的戏码海报，然后，便踅过来学唱抗战歌曲。虽然他不一定每一次都坚持到最后，却是风雨无阻，闻声必到的。就这样，我和满脸花白胡茬的他，交了“朋友”，但我始终不知道他姓甚名谁。这位把门人，如今也不知埋在哪方土里了？倘若活着，他可以对我指点多少沧海桑田啊，那爿饭馆，也肯定不会这么难以搜寻了。
阳春先生替我着急，问：“饭馆的招牌你可还记得？”我脱口报了个“东昌”。事后又发觉错了，我把南昌老家隔邻不远的一爿酒楼给移花接木弄混了。再查看随身携带的徐君虎先生的回忆录《我同蒋经国在江西》一文，才获得一个有力的旁证，与阳春先生提供的线索，不谋而合。不错，就是“不夜天”。为了进一步证实确凿无误，阳春先生又问我：“你可记得那爿饭馆有何特色？你们吃了些什么？‘不夜天’可是爿卖风味小吃的馆子。这我了解，因为它是我们上犹人在赣州开的店。”我想了想，答道：依稀记得那门脸儿是斜着的，不知是哪位风水先生端的罗盘。斜斜的大门外，还有几蹬斜斜的石阶。至于都吃了些什么，我没记住。但有一宗，用饭碗口大小的特制笼屉蒸的米粉肉，特别香，我一口气吃了三屉！你问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当然是有缘由的--米粉肉，我们家一年才不过吃一次，立夏的日子吃，然后，整个夏季，就基本上不见肉腥了。年年立夏吃那餐米粉肉，真是过节，很隆重。这一天，我总是非常注意母亲的一举一动，只要她允许，我就会跟她一早上菜市采购。母亲总是挑肥瘦相间搭配均匀的五花肉，回家来再亲自下厨房烹制。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先将肉“片”好，用酒闷上一会儿，然后再一块一块放进事先调好了盐和五香面的米粉糊糊中，使劲搅抖一番，接下来才往菜碗里码；垫底的是鲜嫩的莴苣叶子，上面盖一层五花肉，如此反复重叠，同时注意不让米粉结成疙瘩。当然，还必须使猛火，也必须使湿布捂住锅沿。这样蒸出来的米粉肉才不跑香气，每一片莴苣叶子都浸得油汪汪的了。而每当动筷子，父亲总要用平缓的语调念一段“安民告示”：“天热了，往后就清淡一点罢。实际上也不是不见荤嘛，黄金条（一种赣州本地土产胡萝卜干）压豆豉，不也是用猪油炒的么。”我明白，这一篇言辞，既是质朴的言传身教，也是为了掩饰家中日子的清贫。用心是很苦的。自然，母亲做的固然很好吃，但无论怎样，总还是赶不上饭馆子里用特种笼屉蒸，里面再用荷叶包得严严实实的，吃起来清香爽口。
听我这么长篇大论地摆了一通龙门阵，阳春先生兴奋地大叫起来：“绝对没错！就是‘不夜天’！”
待我们三个前往原地踏勘之后，终于证实了阳春先生“赣州通”的权威地位。不过，店面已经拆掉了，四周也全用竹篾栅栏围住，一片断垣残壁；据说是被哪位财东看中了，打算改建成什么大厦，楼上开舞厅，楼下做买卖。这位老板确实好眼光。因为“不夜天”的旧址，正位于赣州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如今又规定是步行街。至于眼前，却只剩下那个斜斜的破门脸儿和那同样斜斜的几磴石阶，带着脚印履痕造成的磨损（其中包括蒋经国先生的无数次，以及我的这一次），倚在那儿为岁月的无奈作证。
五十四载，万劫千难；人道是，弹指一挥间。
我还记得，在那店堂中间，立着一个污黑的木架，架上坐着一个大饭桶，蒋经国先生自己走过去动手盛饭，他掀起桶上蒙着的那块发腻的苫布，操起那卧在桶里的一把湿漉漉的木勺，除去给自己盛以外，还替我捎着盛了一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如此惯熟、利落、自然，我只需闭上眼睛，便宛如目前……
蒋先生还为我要了一碗蛋汤。他不喝汤，却呷那种竹筒灌的江西水酒。呷了大半筒，后来脸色都有点微醺了。
我这是生平第一次下饭馆，既新鲜，又嘴馋。在我只顾埋头吃喝时，蒋经国先生却不停地同店老板和几个堂倌聊天，他们究竟扯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装进脑子里去。我那时哪里懂得，他这正是在了解下情啊。
这是发生在我进了赣州中学，不再每天嬉耍以后的事，纯属偶然。但说起赣州中学，还必须感谢徐君虎先生和蒋经国先生的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