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艰难生活，确也激发了、磨砺了我不满现实，并与之斗争的决心与勇气。我所不敢拍胸脯夸海口的仅仅是：在那个年月，我就能够做到自觉为人民写作，完全彻底，毫无杂念。就是直到如今，我依然不敢吹牛放炮不脸红。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差事，进了素以进步倾向闻名于全国文化界的南昌《中国新报》，当资料员。这份工作，很对我的胃口。它使我既享有广泛接触各地报刊的大好机会，难度又不大，用不着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一天，在照例边剪辑边浏览的过程中，偶然从湖南长沙版的《中央日报》地方新闻栏中，发现了真正像豆腐干大小的一则花边围框的消息：“徐君虎主政邵阳不日赴任。”哟！十一个铅字，好比十一颗铅弹，同时射入了我的眼帘。徐君虎？是不是那个徐秘书，那个曾经支持我、鼓励我求学上进的大好人？桩桩往事，涌上心头。我立刻撂下剪刀浆糊，急急忙忙给湖南省邵阳县政府的徐君虎县长写了一封信。临投邮了，心里还在念叨，但愿天底下不要再蹦出一个同名同姓的徐君虎来！
真是无巧不成书。果然让我碰对了，正是那个自幼为我所敬重，并事之如父执的徐君虎先生！很快，徐先生回了信，满满一张纸，情挚意深，不过，总的说来，并不过瘾。因为归纳全信的大意，无非“劝学”二字，尤其着重的是嘱我不要参与政治。可是，我已经成年了，不是小孩子了，不满足于他的一般性的教诲了。特别是他对我提出的有关蒋经国先生的一系列疑问，避而不答，这是为什么？简直令人失望！
我也就不再去信了。
我怎么会在致徐君虎先生函中，又扯出蒋经国先生来呢？事出有因。这时，正是我对蒋先生的评价，发生１８０度大转弯的时期。记得刚进正大之初，我还在报上撰文，回忆当年耳闻目睹的那个“新赣南”的“新政”，对蒋先生的作为，基本上持三七开或四六开的态度。但，到了写这封信的时候，却已经变为全盘否定了。
在那篇文章里，我像一个拍电影的摄影师似的，摇着镜头，运用了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直至定格的技巧，突出强调了赣州南门城墙上的大标语：“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二十五个石灰刷的屋样大的字，一里路外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口号虽然明显带有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但终究是鼓舞人心的，令人向往的。若从哲学和社会学的高度加以分析，它远远超过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主持“东南工业合作运动”时作为纲领的八个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认为，蒋氏的这个“五有”，无疑更具体，更亲切，更生活化，更好懂，因而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最后也就更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在这篇长文中，我也描写了，原先刘己达先生主政时期，一如国民党治下的任何地方，在专员公署大门照壁上，也曾公式化地写着庄严肃穆的“礼义廉耻”、“天下为公”之类；如今，这些套话、空话通通被抹掉，代之以别开生面的一幅图画--两只紧紧相握的大手（暗示什么呢？国共合作？工农团结？抑或各阶级、阶层的抗日大联合？不得而知，似乎也不必深究）。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如果事先未经蒋专员首肯，那是断然不会出现的。我还描绘了“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执行初期，赣州一度有效地实现了禁毒、禁娼、禁赌，腐化行为受到遏制，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良好，连打信号枪的汉奸都站不住脚，等等真实情况。我写到，工作干部，男的一律青布中山装，女的一律安安蓝旗袍，朴素，大方，美观，而又朝气蓬勃；街头偶遇打扮得出格一点的，路人肯定会斜着眼睛多挖他（她）几眼，同时心里打着肚官司：这家伙是不是化了妆的日本特务？该不该去报告政府？
而在提倡正气，压制邪气方面，不能抹煞了《新赣南家训》的作用。我写了大意如下的话：休要小觑了这一张薄薄的红纸，家家户户都发到手，有些人家还贴在了墙头。就文字论文字，“家训”堪称奇文，甚至不妨说是自有白话文运动以来的一篇杰作。我想，倘或刘勰再世，《文心雕龙》出续集，恐怕也会拿它当例子，以说明一种类似铭文、箴言式的新文体--原来，白话文也可以这样写，并不教人觉得削足适履，食古不化！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历来固守道德教化的儒家传统，官方推行其某一政策时，没有不首先操练这一伦理武器的。受过普罗教育的蒋经国先生也终于逃不脱这条规律，何况，甫自苏联归来，他便秉承父训，待在老家奉化，长时间闭门苦读过王阳明、曾国藩。当此一层抱负之际，弄出一套“家训”来，自属必然，毫不意外。不过，要分析“家训”的思想内涵，却不能不惊讶于它的驳杂，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人们发现，不仅理所当然地有孔子、孟子，同时还有墨子，有商鞅，有管仲，有胡适之的“好人政府”主张，甚至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当然，我在彼时彼地，不可能公开写上“马克思”三个字，而是以大家心照不宣的“卡尔”替代了。对此，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老爷，一般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文章结尾部分，我笔锋一转，暗示了从１９４０年开始，发生了传闻中的“失踪”事件。我很谨慎，并没有使用“逮捕”一词，但即使如此，记得在发表之时，还是全部被删除了。我的用意是明确的，我要让读者意识到，蒋经国先生已经作了最后的政治抉择，他转向了。接着，我如实地像记账似的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实际上也是讽喻的方式，标明了蒋经国先生告别赣南那些日子的所作所为：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７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继而召开各界代表会，发出“与赣南共存亡”以及“上山打游击”等誓言。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日，乘飞机赴重庆。
１９４５年２月５日，赣州陷落，日军进城。
坦白地说，我之所以要这样行文，目的全在于“立此存照”，以示蒋先生大言欺人，对不起赣南老百姓。
虽然这篇文章，力求客观全面，不偏不倚，但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却一直保存着他曾经作为“青天”的美好形象；因为，那个形象是和我的童稚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感情的先入为主吧。
但当我冷静下来认真思索之后，我也不能不面对事实；事实的无情结论是：蒋经国先生未能善始善终。于是，“新赣南”便不过是他个人仕途青云的一架梯子，一切的一切，如同脆响的爆竹，噼呖啪啦一阵之后，就消失在烟雾迷茫中了。
这自然是我今日的回忆。在那种环境中写的文章，不可能如此明朗痛快。“肃反”运动中，对它，我倒真寄托过不小的幻想，以为这篇文稿，比较准确地记录了我当时的心迹，包括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于了解我的政治历史、思想历史，都有参考价值。我一再请求负责外调者去南昌查阅案卷时，将有关的各种报纸翻一翻，估计会找到的。可惜，尽管他们不辞辛苦，如梳如篦地工作，据说还是不曾找到，同他们一样，我也感到十分的遗憾。
有必要补充叙述一件事，它发生在我和蒋经国先生中断了来往之后。那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新故事的开头的；问题在于，我拒绝进入故事，充当主角。事情的经过很简单。时间为１９４４年８月，地点是赣州。这年暑假，我破例回了家。一天大早，我正蹲在南市街３３号家门口的石堰上，对着下边的阳沟漱口刷牙，忽然有个过路人，走过去了又扭转身来专门同我打招呼：“是不是刘仁勇？几年不见，都成了大人了！”经过辨认，我确定了此人姓游名鲲，曾是徐君虎先生的助手，人称游秘书。游鲲先生驻足与我攀谈，当他获悉我已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时，立即主动告诉我：蒋专员马上又要去重庆，主持新开办的中央干部学校了，你完全可以转到那儿去，当中央干校第一届毕业生，肯定前途无量！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犹豫片刻，向他道了谢，托词自己连个三青团员也不是，哪有资格进团的中央干校？他见话不投机，便收敛起笑容，自顾自走了。其实，这所中央干校，我在学校就听人说过，同学们当中还真有动心想去的。因为底下传言，认为它将来很可能盖过中央政治大学，成为蒋氏第二代政权培养嫡系班底的摇篮。然而这时的我已全然不是数年前的我了，对重庆政府的昏聩朽败，我多少有了点认识。还记得当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也是有关“吃”风的，八个字，凝练至极：“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民谣，的确反映了绝大多数下层群众的心声。作为一个穷学生，我自然也是满腹牢骚。加之眼见蒋经国先生渐渐也变成了挂名专员，一年总有多半年逗留重庆，赣南的政务倒交给了别人，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我还猜想，他大概正全身心地忙于“问鼎中原”去了吧，要不，怎么会又增添一个中央干校教育长的头衔呢。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尽管游鲲先生提供的机会极具诱惑力，我还是义无反顾地予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