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有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来病房看望小Ａ。小Ａ和她不熟，仅在区机关大院里见过面，只知其姓叫不出其名。那女人说是专程前来探病的，说了几句闲话便走了。小Ａ虽觉有点蹊跷，也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谁知那女人竟带了人参、奶粉、蜂王浆、水果等价值１００多元的营养品再次来探望她，小Ａ不禁警觉起来：平素无交往，如此厚礼、关心，所为何来？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发挥一下枕边那台袖珍录音机的作用。这袖珍录音机是公婆为阎长印要上门认罪叫小Ｂ买的，为听磁带解闷她带到医院里来，不想派上了用场。她借口方便，悄悄把录音机带进卫生间，装上磁带，按下“红键”，藏入衣兜，回到病床。于是，录音带上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女人：听说你告阎长印的事了……出了这个事，你怎么能给你对象说，你真傻。
小Ａ：那我得对他讲。我一辈子清白。我受不了这个污辱。
女人：你到家就说了？
小Ａ：对，到家就说了。因为我受不了。我和小Ｂ一点隔阂都没有，什么事都给他讲。
女人：那你也不该对外面说呀，你说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怕扩大吗？
小Ａ：即使扩大我也不怕，你知道，我那两天都不想活了……阎是个大流氓，俺老婆婆、老公公救过他爹的命，没想到他干这个缺德的事……
女人：你这么说，人家不承认，说没有这个事，你也没办法。
小Ａ：不承认？人证物证都在。
女人：你有证据？
小Ａ：我当然有。
女人：那衣服，人家说是你自己撕的呢！
小Ａ：我自己？我自己做那个傻事？我反正有证据。
女人：人家问你有啥证据，你怎么说？
小Ａ：我有人证物证，除非把我杀掉，杀掉还有证据哩。
女人：你有物证？什么物证？你衣服是你自己撕的。
小Ａ：我自己撕的？我是神经病吗？咱别提这事了，我都想自杀了，我恨死了。
女人：别，别，别，小Ａ，你放心，我觉得我比你大两岁，出于关心你……
小Ａ：……我不能提这事，提起这事我就能气死过去，唉……
女人：证据就是那脏东西吗？时间一长，根本就化验不起来……
小Ａ：我能伪造吗？我哪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你想想……别说了，说起来我气得浑身发颤，我确实受不了这个污辱……
这段对话的时间，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９时许；地点，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科病房２８床。
录下这段“对话”的录音带，小Ａ保存着，直到交给后来的办案人员。
可是当时，在这女人飘然而去后，小Ａ一回味，惊讶极了。她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她怎么知道“撕破的衣服”？甚至连那“脏东西”、那色狼留下的“斑迹”这个女人都提到了。她为什么对“证据”那么感兴趣，一次次探问？又暗示这些证据不算数：“人家可以不承认”，“那衣服，人家说你自己撕的”，“那脏东西时间一长化验不起来”；既然这些证据“不可靠”，便激你另举出证据来，这便巧妙地摸了底。至于“你不怕扩大吗？”“说出去你有什么好处？”则是明白地给你一个不软不硬的警告：你还是不要上告的好！
小Ａ把这神秘女人“莅临”的情况告诉丈夫。两人左思右想，头脑里不由把这女人和阎长印相连，莫非是他派来摸底兼警告的说客？
从这一两天里出现的种种奇怪的迹象里，小Ａ夫妇意识到阎长印的巨大能量。摆在他们面前的告状之路将是崎岖险峻的。
“不管他们怎么威胁、阻拦，我非要告！告不动我也要告。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治不了这个坏人！”小Ａ说。
小Ａ病未好，加上一个接一个的刺激，吃不下，睡不好，身体更虚弱了。“不告阎长印，再好的医院也难治我的病。”她坚持要求出院。小Ｂ未能劝住，只好接她回家。
四
未能告得动阎长印，阎长印似乎更“红”了。徐州的电视频频出现阎长印的镜头；凡有沛县的新闻报导，几乎总有阎长印的“光辉形象”。小Ａ每看到阎长印的镜头便浑身发抖，有一次见阎长印坐在主席台上神气十足的模样，气得抓起枕头向电视机砸去。小Ａ的父亲，这位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退休老人，闻知女儿遭受强暴，又见这个强暴的恶人仍然威风凛凛地当着他的父母官，一气之下，把自家田里的花椒树砍得精光，把还未卖的花椒全部烧掉。祸起于花椒，老人把对恶人的愤恨发泄在一大片丰茂的无辜的花椒树上。
告不动阎长印，怎么办？小Ａ猛然想起一个人：袁成兰。对，找袁成兰老师，请她帮助出出主意。
袁成兰非官亦无权，乃一做诗、画画、写剧本的巾帼书生。其诗、书、画、文颇有名气。但尤为人们称道的是她的一身豪气。她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热情似火，坦诚耿直，喜欢打抱不平。她曾为被恶势力逼疯的姑娘鸣冤，为遭遗弃的老人写状，为沉冤于狱中的教师奔走，为被过重负担所压的农民呼吁。被人称为“女济公”、“女宋士杰”，也有杂志报纸称她为“彭城侠女”的。小Ａ在画展上见过她，很喜欢她的画，对她以师礼相待。当小Ａ告状无门之际，她想起了袁成兰。
一个夜晚，小Ａ和丈夫、公公、婆婆一家四口，来到袁成兰家里。
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彭城侠女”，听了小Ａ和其亲属的诉说，激愤不已：“怎么有这种事呢？”她沉思片刻，问：“你们打算怎么办？”小Ａ说：“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治不了阎长印这种坏人。我要到省里上告。”袁成兰说：“这很好。上告本身就是相信共产党。我知道省领导ＸＸＸ就很主持正义，关心群众，喜听下情，你们不妨向他上告。”她还叮嘱小Ａ夫妻，领导同志时间都很紧，除了简要的口头诉说外，要准备好精练的书面材料。小Ａ夫妇谨记，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与信心。
到达南京，正值金秋，天高气爽。小Ａ夫妇没有想到，一下就顺利地见到省里那位领导。在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那位省领导仔细地耐心地听了他们足有一小时的诉说，又看了他们带来的上告材料，然后说：“你们马上到省纪委去，这事由他们调查处理。他们会很好接待你们的。”亲切和蔼，有如春风暖心。
官衔、职务的大小与架子的大小，并不总是成正比的。这位省领导对普通群众的亲近、随和、关心，和有的领导之难见，见到后之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小Ａ夫妻不禁感慨万千。
到省纪委后，立即受到三位分管这一类案件的同志的热情接待，他们认真倾听和记录了小Ａ诉说的受害经过，收下了他们的上告材料。鉴于强奸之类属刑事案件，小Ａ夫妇又到省公安厅报了案，并呈交了阎长印作案的罪证--那条有他发泄兽欲后留下斑迹的小Ａ的短内裤。
省纪委对此案处理算是果断的，不久便派出调查组赴徐州调查。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省纪委调查组再次赴徐州调查，并由省公安厅办案人员从阎长印身上釆血，以化验那条短内裤上的精斑。为确保无误，还送到北京最权威的化验所化验。化验结果，证实那精斑正是阎长印的。想当初，当这位被兽性扭曲了灵魂的县委书记，狂暴地蹂躏一个瘦弱多病的女子时，他绝未想到，同时也留下了无法掩盖的罪证。
读者会庆幸：小Ａ的上告终于有了结果，阎长印将依法归案。人们这么想是合乎常理的。可谁知道，这件事到此，却又无下文了。
小Ａ的丈夫小Ｂ在办公室又接到匿名电话：“趁早撤诉吧，告阎长印是告不倒的。再不撤诉，３天之内叫你们见血。”
阎长印仍然神气十足地出现在徐州电视荧光屏上，其出现频率，比以往更多。从１２月５日至１２日，仅仅８天时间，就有４天徐州电视上出现阎长印或主持会议或讲话报告的镜头。
如此简单的案情，不知为何迟迟拖延？更不知为何出现上列奇特现象？小Ａ又一次困惑了。
莫非仍然未能告得动这个阎长印？！
小Ａ于是再上省城。一次，两次，跑纪委，找有关领导、找调查组同志，访公安厅，得到的回答，要她耐心等待，并劝她安心养病，保重身体。
可阎长印照样神气活现上电视。１９９２年１月，又上了３次。那张小Ａ一见就毛骨悚然的肥脸，仿佛向她挑战似的，在荧屏上威武地炫耀着，似乎说：告吧，告吧，你能把我怎么样？
她受不了，她的精神支持不住，她几乎要垮了。小Ｂ看着日益憔悴的妻子整天流泪，心如刀绞。“快了，快了，等吧，等吧！”他强忍住心疼，只能用这几个自己也感到渺茫的字眼，宽慰她。他知道这种等待，不啻是一种精神折磨。难道告官的百姓都得承受这种精神折磨？
一天，他去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办公室询问处理此案的消息，一进门，看见阎长印坐在沙发上。一个心灵受伤害的丈夫，忽见对妻子施强暴的恶人洋洋自得地出现在面前，焉有不怒火中烧的？他走上前去，一把抓住阎长印的衣襟，怒斥道：“你这个流氓，强奸犯，你不是人！”阎长印也不甘示弱，蹦起扭住小Ｂ的上衣。这时在场的纪委书记和工作人员快步上前分开两人，并把小Ｂ拉到另一间会议室。一场冲突，在刚刚冒出火花时即被制止。
冲突一刹那过去，事情的发生可以理解，亦很平常。然而冲突的另一方为县委书记，便不平常了。这位县太爷马上一个电话，一会儿便来了两个“大盖帽”保驾。这还不算。第二天，小Ｂ的罪名便下来了。其一是在领导人的办公室“打人”，“妨碍公务”（尽管在场的纪委书记直言：只见扭扯衣襟，随即拉开，并未打成）；其二是“侵权”。接着便要传讯“打人凶手”。一位市公安局执法干部打电话给小Ｂ的领导：“你们如果不管，我们来管。”
果然来管了。像发现江洋大盗或抓大案要案一般，竟成立了一个以市公安局副局长、市纪委副书记为首的五人调查小组，调查“小Ｂ打阎事件”。并拟传讯、拘留小Ｂ。
小Ａ、小Ｂ夫妻，状告县委书记阎长印强奸罪，至此达５个月之久，未见徐州有何动作；而受害者的丈夫一怒之下抓了作案者阎长印的衣襟，不到３天，公安局副局长、纪委副书记亲自出马，立案侦查，还要施以拘留，其时间之快速、阵容之强大、处理之严峻，实在令人瞠目！
其实，杀鸡焉用牛刀，被强奸的弱女子小Ａ的丈夫，乃一小小的普通的工作人员，以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市纪委副书记之尊，亲自出马，处理这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打人”未遂案，岂不过于小题大做了吗？
大题不做或不敢做，小题大做或无题也做，我们的这些公仆们难道就不怕老百姓说官官相护、以权代法么？
徐州市委机关有好心人，向小Ｂ亲属透露出要拘留小Ｂ的消息，于是这个满怀激愤的丈夫，带着病歪歪的妻子仓皇离开徐州，又一次奔南京上告了。
这倒和《水浒》里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林冲的命运有点相似。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污辱，自己反而被抓、被囚，而后亡命他乡。在戏曲舞台上，在电影里，在旧社会的报纸杂志上，我们也常常看到、读到妻子被豪强、恶霸、地主、衙内霸占、强奸，丈夫被打、被押、被杀的悲惨故事，想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种悲剧还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影影绰绰地出现。
小Ｂ乃中文系毕业，读过《水浒》，看过戏曲中古代传奇，他说他和妻子这次出走，其心情就和“夜奔”中的林冲一样，真是一腔愤怨冲天阙。不过林冲“夜奔”是投向梁山；而他和妻子奔往南京是找共产党江苏省委。他们相信共产党能为他们鸣冤，惩治恶人。
走得匆忙，小Ｂ和妻子到南京后才发现身无分文。幸亏连夜小Ｂ父母让一位亲属赶到南京，给他们带来５００元，并在信中叮嘱：“孩子，没有我们的信千万不要回徐州，就是在外面流浪也不要回来……”
拿到父母的信，这对受害的夫妻抱头痛哭。仓皇出走，有家难回，告状告到这一步，只得向苍天悲呼：公理何在？党纪国法何在？
但他们还是坚强的。他们悲愤地又一次走进省纪委。
五
小Ａ并不满足于省纪委具体办案人员一般安慰，尽管这种安慰是很温暖人心的，在徐州难以得到的。但她不能再等待下去。等到如今，连自己丈夫也将被拘留了。如果丈夫被拘留，自己又抱病在身，谁能陪她上告？
她要丈夫和她一起找Ｘ有关领导。偏偏这位领导事很忙。到办公室，有秘书挡驾；到家里找，家里回说，有事情到办公室，或者便说不在家。没办法，于是他们又采用老办法：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