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怀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做为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就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１９７９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十二平方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着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二十年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蘸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帆，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四十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二十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唯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负责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婵》……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浜》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没有任何表态，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若同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自从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１９７６年的暮春，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１月８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２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开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１９７５年再次起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他打翻在地，它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５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去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我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我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的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尊重知识分子，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把我着实地吓了一跳。他回头眺望四周，以及在此之后说出来的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心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蛮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我其实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的问题。”陈大琪坦诚地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的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儿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折梦“桃花源”》）--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半截手腕裸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陈大琪胸腔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所准备。”他说，“以后少唱甚的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信后，咧开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心里就不是滋味。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个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理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着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层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１９５７年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他在“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他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在劳改农场待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生门”。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十七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的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下，在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和别的劳改成员，偶然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动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条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鹅。非也！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并不友好，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而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人收养，黄只好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８０年代我的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通过。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混乱的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