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双方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是马艳丽问，杨树林答。马艳丽对杨树林的回答基本满意，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神情。又问了几个家庭中容易出现的矛盾，杨树林解决矛盾的态度让马艳丽喜出望外，她兴奋而急迫地说，我看就一拍即合吧，我们都不年轻了，抓紧时间吧，夜长梦多。
杨树林说，太快了，得有个过程吧。
马艳丽说，事不宜迟，试用期就省免吧。
杨树林说：容我再想想。
马艳丽说，不用想了，你是男的，肯定吃不了亏。
杨树林说，你真的了解我了吗。
马艳丽说，八成了吧。剩下那两成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杨树林说，可我还不了解你。
马艳丽说，日后有的是时间，我会不断给你带来惊喜的，到时候我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杨树林说，可是我不想要了。
马艳丽说，为什么。
杨树林说，两个孩子看不过来。
马艳丽说，我没说生俩啊，咱们遵守国家政策，只生一个好。
杨树林说，我已经有一个了。
马艳丽瞪大眼睛：什么？！
杨树林说，我已经有一个儿子。
马艳丽感觉自己受到凌辱：你为什么不早说！
杨树林说：我以为你知道了呢。
马艳丽说：知道我还能见你！你这个骗子！
说着就要上前厮打杨树林，这时潜伏在不远处暗中观察以期能发现更多故事的王婶急忙挺身而出，及时制止了一场斗殴事件的发生。
马艳丽像饱受三重大山压迫的农民见到红军一样，一头扎进王婶的怀里，哭诉万恶的杨树林。
王婶安慰马艳丽，让她不用太往心里去，反正她条件出众，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听了这话，马艳丽破涕为笑，说，没错，幸亏没成，要不我亏大发了。然后擤了鼻涕，拿着晚报回去了。
杨树林质问王婶：你不说她喜欢孩子吗。
王婶说，是喜欢，她喜欢自己的孩子，不喜欢别人的。
杨树林说，既然你知道她不能接受杨帆，还让我显什么眼来啊。
王婶说，我当初说的是你的条件基本吻合，我可没说严丝合缝。
到了四年级，杨帆有了作文课。他很不喜欢这门课，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造的句子被老师一一否定。老师让他用尴尬造句，杨帆造了一个：老师让我用尴尬造句但是我不会。老师说不对，尴尬是形容词，造的句子应该表传递出这个词的意思，而不是把尴尬作为名词用。杨帆没听明白，老师就给杨帆示范，可以这样造：我回答不上来老师的问题，全班同学看着我，我很尴尬。杨帆说，什么叫尴尬啊，我尴不尴尬你怎么知道。结果弄得老师很尴尬。
没过几天，老师为了让杨帆尴尬一下，又让他造句，用天真。杨帆听着窗外的知了叫，想了想说，天真热啊。老师无话可说，觉得自己从事的人类最伟大工程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坎坷。
一次杨帆在家写作业，遇到难题，让用老师、学生、园丁、花朵这四个词造句。杨帆拿着作业本去找正在洗菜的杨树林。杨树林放下手里的萝卜，开导杨帆：如果把老师比喻成园丁，那么你们是什么？
杨帆说不知道。
杨树林循循善诱：园丁对什么关怀无微不至？
杨帆说，他儿子。
杨树林说，除了他儿子呢？
杨帆说，他媳妇。
杨树林拿起洗了一半的萝卜说，这是什么？
杨帆说，萝卜。
杨树林说，明白了吗？
杨帆说，明白了，原来园丁也爱吃萝卜。
杨树林摇摇头，逆向开导：如果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无私浇灌你们的是老师，这时候老师可以比喻成什么？
杨帆说，粪汤儿。
杨树林说，往人那想。
杨帆说，人的粪汤儿。
杨树林说，你怎么就不说园丁呢。
杨帆说，噢，知道了，是园丁的粪汤儿。
杨树林觉得让杨帆增加阅读量很有必要。四大名著里，《红楼梦》文学地位最高，而且书中大量的儿女情长可以对杨帆进行一下那方面的教育，于是给杨帆买了一套，一套十六本的小人书。
看完这套书后，杨帆思想上有了一些波澜。
一天杨树林听见杨帆和几个小朋友在胡同里玩的时候喊了一句话，这句话杨树林记得应该是：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可是从杨帆嘴里喊出来的却是：赐予我希瑞吧，我是力量！这无异于盼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树林觉得杨帆出现了思想问题，有必要对他的思想动态进行一下检测。于是检查了杨帆的日记，除涉及对学校公共厕所的卫生提出需要改进的建议，对女生动不动就拿自动铅笔扎男生过线的胳膊表示了不满等内容外，并未发现蛛丝马迹，但不能掉以轻心，第二天便去书店给杨帆买了少儿版的《红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督促阅读，布置了两百字读后感。
看过几本书，杨帆在行文造句有了很大进步，已经到了能把瞎话说清楚的程度了，但还没到把瞎话说得跟真话似的境界。
一次在老师让他念日记，杨帆站起来高声朗读：11月3日，星期一，晴。今天，我爸给我带回来一只小花猫，身上雪白雪白的，可好玩了。
老师问杨帆，能把你的猫带来看看吗，我想看看浑身雪白的花猫。
杨帆琢磨了一下，说，今天早上那只猫未经许可离家出走了，能不能回来还不一定呢。
老师说，写日记的目的是锻炼观察和思考生活的能力，要记录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不是无中生有。
但是越让杨帆写身边的人和事，他越觉得没什么可写，为了交差，第二天他又编了一篇：11月4日，星期二，阴，今天我爸给我带回来一只鹦鹉，听说鹦鹉会说话，我就教它说你好，可是它比我还笨，直到我睡觉，它还只会叽叽喳喳地叫。
在上学的路上杨帆就想好了，如果老师让他把鹦鹉带来，他就拎个空笼子来，告诉老师路上鹦鹉飞走了。
老师听完日记，没让杨帆把鹦鹉带来，而是预祝杨帆早日教会鹦鹉说瞎话。
杨帆以为老师没有识破他的谎言，便更加大胆地杜撰了第三天的日记：11月5日，星期三，晴转多云，今天我爸给我带回来一只小狗，据说它的父亲曾经在派出所上过班，后来在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时候壮烈牺牲了，听完这个事迹后，我立即对这条小狗肃然起敬了。
老师看过后，问杨帆，你爸天天往家里带动物，他是在动物园上班吗。
杨帆为了不让老师说自己虚构，就说是。
老师说，正好，咱们学校组织去动物园春游，问问你爸能不能给门票打个折。
第二天杨帆向老师汇报：我爸说行，但动物不干。
后来这次春游由学校组织去看电影《焦裕禄》，老师说票钱学校出，但看完后要交给学校一份观后感，六年级六百字，五年级五百字，以此类推。
看电影那天，全校师生在操场整装待发，校长一声令下，一年级率先出发，二年级跟着，六年级断后，一条队伍蜿蜒曲折，浩浩荡荡穿行在大街小巷，当地百姓还以为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赶紧去买《人民日报》看。经过十分钟的长途跋涉，当一年级已经进电影院坐下的时候，六年级才刚出校门。
杨帆在路上就想，那四百字的观后感可怎么办。这个念头一直在杨帆脑子里打转，开演半天了，他眼前出现的也不是焦裕禄的光辉形象，而是写不出观后感将要面对的老师的严厉的嘴脸。
直到坐在杨帆旁边的冯坤说了一句话，才让杨帆忘记了那个念头。冯坤在黑暗中悄悄对杨帆说，告诉你一个秘密。
银幕上李雪健用钢笔顶住犯病的肝，额头上渗出汗珠。
杨帆说，什么秘密。
冯坤说，知道吗，咱们美术老师被体育老师性交了。
杨帆说，什么叫性交？
冯坤说，我也不太懂，反正不是好事儿。
杨帆说，那谁吃亏啊。
冯坤说，当然是女的了，这事儿男的都占便宜。然后把杨帆留在幻想刚刚听到的那个词汇描绘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场景中，独自看起电影。
杨帆在心里反复叨念着这个词，这时银幕上的焦裕禄说话了：不把兰考治好我就不姓焦。
杨帆心想，那件事儿真的这么重要吗。
后来报纸上说这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电影，在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成就，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是近年来少有的国产好电影。但杨帆出了电影院便把刚才演了什么忘得一干二净，倒是从冯坤嘴里蹦出的那个词在他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那段时间学校组织看了很多次电影，《开天辟地》、《开国大典》、各种各样的《大决战》以及以多位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影片，能在杨帆心中留下特殊印象的寥寥无几。在他看来都是一个样子，一群条件艰苦一点儿的人在炮火纷飞中跑来跑去刀枪不入，总能把条件优越的一方打垮，但是在全面胜利前，总会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死掉，临死前要说很多话，听他说话的人一定会泪流满面，然后掩盖好他的身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打不了多一会儿，敌人就溃不成军，红旗就迎风飘扬了。
杨帆倒是对自己买票看的《霹雳舞》印象深刻，一群美国黑人不分场合，欢蹦乱跳，跳得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好看多了，一会扫地，一会擦玻璃，在劳动中就把舞跳了，连在地上打滚都那么好看，这部电影杨帆看了好几遍。那时候票价便宜，几根冰棍钱就能买一张，还是进口片儿。十几年后，几十根冰棍钱才能买一张国产电影票。
那些动作很让杨帆痴迷，在生活不自觉地模仿起来。做值日的时候，他拿着扫帚像喝多了一样，从这边扫到那边，弄得教室里尘土飞扬。本来不脏的玻璃，被他一擦，也都是手印。
老师把杨树林叫到学校，说杨帆上课的时候跟个竹节蛇似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老师吓一跳，让杨树林带杨帆去医院瞧瞧。
杨帆不去，说自己没病。
老师认定有病，至少也是多动症。
杨帆说自己什么病也没有，那是跳霹雳舞呢。
老师问什么叫霹雳舞。
杨帆带上露出手指头的手套，扭了一段。
杨树林说，我说家里那几副线手套怎么都没手指头了。
老师说这不叫舞蹈，这是下流动作。杨帆说美国人就这么跳。老师说那是资本主义，你是社会主义的小学生，你跳就有伤风化，有损校风校纪。并命令杨帆写一份检查。
杨树林领着杨帆回到家，没有批评杨帆，只是让他以后别再剪手套了，在学校的时候不要做这些动作，然后替杨帆写了一份检查，大意是要远学小萝卜头，近学赖宁，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争做社会主义的好儿童。
准备做饭的时候，杨树林发现煤气没了，就带杨帆去外面吃。来到什刹海，杨树林在路边的小吃店要了一盘炒田螺，俩人坐在湖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风一吹，杨帆有点儿冷，杨树林脱下外衣，让杨帆穿，杨帆穿上像披了一件戏服。
杨树林嘬着田螺，望着什刹海湖水，喝了口啤酒，对身边喝着酸奶的杨帆感叹道：生活就像就一池湖水，谁也不知道它的深浅。
这一幕，被一个摄影爱好者拍了下来，发表在一个星期后《北京晚报》的读者来稿上，题目是《爷儿俩》，得了二十块钱稿费。
杨帆在杨树林的关怀下，比较顺利的长到了十二岁。
十二岁，在中国城市就决定了杨帆该上初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