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成名了，找你也找不到。我只好缺席给你上课，记录下来让你去读。就算是函授吧——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一定要读完。我很明白，人怕出名猪怕呀，你成名以后，好多人跳出来冷嘲热讽、吹毛求疵，我正要骂这些人呢——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可是真为你好，希望你真写出好东西。如果眼看你出了毛病，还不给你指出来，那不真是老糊涂了吗？
既然俞人杰先生自称跟别人不一样，要给余秋雨上课，希望余秋雨真能写出好东西，那么，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发表过什么文章呢？当然，这只能怪我没遍读图书、没将报纸旮旯一一过目，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没有一点业绩是断然不敢这样牛的。不过，他在这里给余秋雨上课构同时，不知有多少人要给他上课，上什么课呢？当然是医学课了，具体来说就是精神病课。
说什么话都要符合逻辑，俗话说：“知己知彼”，提意见不是不可以，但要诚恳，措词恰当，如果有的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他提出来的意见有人听吗？或者说是不是对自己的一个嘲讽呢？
王强先生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矫枉过正：
扮做哲人的余秋雨既缺乏哲人的洞见力，又缺乏一个艺术家的感受力，于是他尽全力玩弄辞藻，用堂皇的语言来掩饰其浅薄空泛的内容。于是我们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处处看到一种很吃力地“作”的痕迹；矫揉造作的语言，矫揉造作的议论，矫揉造作的联想……
吴其言先生否定了王强先生的对余秋雨的这种评价：
平心而论，余秋雨的散文是有价值的，那就是通过通俗的、文学的笔调，以散文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使“文革”以后对传统文化知之不多甚至隔膜的青年读者，对它的某些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体认。作个或许不够确切的类比，余秋雨的散文颇像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两者都是把深奥繁重的专业问题向专业外的普通读者作了浅显易懂的介绍。现在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大多还在研究院、大学的围墙里呆着，在学者的高头讲章和厚典重册里打盹；而一般读者又如此希望了解这些成果，以理解与解释关于社会及自身的种种困惑，这是余秋雨散文能够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
吴其言先生确实说到了余秋雨散文能赢得读者广泛欢迎的关键所在。一个人的知识毕竟有限，不可能在他现有的一生中囊括世间所有的知识，可有些人就不这样看，将他看成了一部知识储藏器，如有差错，就认为这部机器质量不好，性能有问题。比如，在《十万进士》中，余秋雨将王维、贺知章点成了状元，事实上他们只是个进士。在《江南小镇》中，余秋雨把沈万山孙辈所建的沈厅说成是沈万山所造。余秋雨的部分文章确实在文史材料的引用上存在一些小的疏漏。但是金文明著文称：放眼远眺余氏散文是个华丽的大草坪，但走近一看却藏着一堆堆的碎石子。这样的评论又确实显得过于尖酸刻薄了。
人们质疑余秋雨最多的“致仕”二字，余秋雨并不回避，在回答《深圳商报》的采访时予以了解答：
他说他（指金文明）以前很喜欢看我的书，后来我的形象在他心中“一下子垮掉”，只因为两个字，就是我在某篇文章中说古代学子通过科举致仕。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去查了《词典》。其实不必查，我可以当面告诉他形成这个含意的曲折原因：从二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意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
不过我认为，中国的文史典籍浩如烟海，附会误读恒河沙数，再加上传抄或凭记忆援引，其书即便有一点文史上的差错也无可厚非。就拿“致仕”一词来说，对于这种专业性很强的术语，不应该波及到全国各大报刊，使余秋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做法确实有些过分。
正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的观点，余秋雨和金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的知识人士。金先生是一个十分专业的辞书编辑和编者，在他看来，对词语和文史资料的运用，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且他又有一种超乎寻常人的倔劲。余先生则是一位带有学者色彩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富含思想，优美大气，他赞同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没有对错，余秋雨并不想歪曲事实，甚至篡改历史，但当文思如泉涌的时候，他也会忽略一些他认为并不重要的细节乃至发生差错。我认为，作为文化人，其实都懂得这些道理，如果硬要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此做法就让人爱往别处想了。
对于学界某些人对余秋雨不公正地指责，他自己用比喻给予了回击，行文针脚细密汤水不漏，大可作为一篇笔仗的经典范文付诸后世：
……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它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清除桥身上的污垢、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对于这些无序的批评换了一种方式，其愤怒之余颇显无奈：
再来看看周围那些愤怒批判我的人，除了其中极少数几个我无法原谅外，大多不能深责。他们长期生活在“文化大锅饭”的环境中，无法想象改期开放以后居然会有几个年纪并不太大的人那么有名。社会的无序使他们怀疑成名者大多是投机钻营的胜利者，长期的大批判又使他们未能养成实证调查的习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舒服无处发泄，于是把我当作出气筒。
……
文化人的习惯，加上他们令人嫉妒的成果名誉，太容易成为箭靶了。世人以为，他们有名声的保护，一定不会受伤，其实这是太大的误会。名声不是盔甲，反而是他们受箭面的扩大，越是重大的名声就越会有开阔的受箭面，文化又强化了他们的敏感，每一箭都会使他们痛彻心肺。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总是太矜持、太含蓄、太慎重了，结果听凭无数高贵的灵魂长时间默默流血、独自舔伤、悄然呻吟。
余秋雨还将某些人的批评归咎于一种恶习，他愤愤地指出：
中国文人对于同行的内心排拒力，肯定是世界第一。这一点，不能仅仅靠“嫉妒”二字就能解释。
科举制度一千三百多年的不懈训练，使中国文人早就习惯于把别人当台阶，踩在脚下，好让自己一步步爬上去。一千三百多年的习惯终于沉淀成本能，即便社会已经多元，他们也要在一条小道上争个你死我活。
有人在博客里要余秋雨谈一谈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看法，还有关于对他的批判。他回答：
中国文学的创造者太少，批判者太多，因此总是成果寥落，而是非不断。这种情景，一直存在，闹得连鲁迅都不想写小说了，改写杂文自卫，真是可惜。一九四九年之后是批判连天，“七亿人民都是批评家”，这个风气至今没有中断。创造者凭的是个人灵感，哪里经得起社会批判？创造者生性敏感，哪里受得了恶言恶语？结果，沈从文不写了，张爱玲离开了，老舍自杀了，那么多作家成了右派了，只有“大批判”长盛不衰。我认为，如果这个风气不倒转过来，中国文学没有希望。至于对我的‘批判’，纯属谣言和诬陷，与文本无关系，连我前面所说的“大批判”也比不上，不在我们谈论之列。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批判”，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医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领域，可见，文学真是“人学”，什么人都挤进来了。因此，在文学中，我们也拥有更多理解、原谅各种人的义务和权利。
余秋雨确实让人妒嫉，在他中学时的语文课上，学的居然是自己的作文，作为余秋雨的语文老师，在为他高兴的同时，是不是也生出几分尴尬；同学的心情更是复杂，钦佩过后便是嫉妒。
尽管他在戏剧研究和戏剧创作方面硕果累累，但他并不仅此满足，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急转弯——一头扑向文化散文，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居然成就了一个散文大家，这让不是文学主打地位的散文一时间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奇怪的是，这个热门话题并未迅速冷却，它在蔓延，在浸润，直至影响读者的认知取向，价值取向。
嫉妒是人性中的弱点，但这种弱点又实难避免。《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所以要黑夜到麦地里去种稗子（害草），就是他嫉妒别人的丰收啊！”《人格整合》一书中写道：“嫉妒是只绿眼的怪兽，于是后人就有了嫉妒得眼睛发绿的说法。”此书举了一个例子：“有位仁兄，创作势头正健，短篇、中篇、长篇连见报刊，作品又成热点，名声便如日中天。于是，渐有传言，说这位仁兄的作品有抄袭之嫌，甚至嫖娼被抓获。传闻落入仁兄耳中，茫然四顾，无可奈何：‘我招谁惹谁了。’”
但愿某些文化人，其心态没有降格到如此水平。余秋雨到底有无学问，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还是那层意思：让读者去评说，让时间去检验。
五、余秋雨散文引发的争议
余秋雨无疑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到关注和评说最多的作家，仅评论他的书先后就有《感觉余秋雨》、《余秋雨现象批判》、《余秋雨现象再批判》、《秋风秋雨愁煞人——关于余秋雨》、《审判余秋雨》、《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文化突围》、《余秋雨的背影》、《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作品批判》、《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文坛三户》、《余秋雨寻找文化的尊严》、《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大师也有错》、《吾师余秋雨》、《余秋雨的敌人》、《秋雨梧桐叶落时——余秋雨金文明之争始末》、《月暗吴天秋雨冷》、《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忏悔还是不忏悔》、《庭外“审判”余秋雨》、《余秋雨现象大盘点》等20多部，还有大量报刊评论，主线为两大阵营，先褒后贬，褒也褒得甜腻，贬也贬得恶毒，只是，褒辐射的影响几乎家喻户晓，贬造成的声势大概仅限于圈内。褒也好，贬也罢，有一点勿庸质疑，那就是，余秋雨的散文在中国文坛独占鳌头十几年，所谓的十几年，是说他从出版《文化苦旅》之后，所拥有的读者数量至今还没有谁能超越。
这场文字战发起的主要原因，据说是一位名叫徐如顾的读者1998年给《咬文嚼字》杂志写了一封纠余秋雨文章差错的信。语气委婉地提出《秋雨散文》中《西湖梦》第三部分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的小疏忽，编辑部随即将这封信转给了余秋雨。余秋雨写了一封回信《答徐如顾先生》，在《咬文嚼字》1999年2月发表。据说信中余秋雨除了为自己辩解，犯众怒的主要有如下一段：“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辩的古代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对余秋雨早就磨刀霍霍的文人墨客们便急不可耐地从撕开的这条缝里挤杀出来，刀枪棍棒统统派上了用场，全盘否定了余秋雨散文的写作成绩，人是容易被受众心理左右的，于是，读者便对余秋雨的散文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明显的两级分化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现各举几例：
先说褒，有文章这样评价：“这个人（指余氏）的知识素养太丰厚博大了，那样潇洒，那样从容，那样纵横时空又是那样忧郁，书卷气特浓……一遍一遍地读着余秋雨的散文，我完全被他的大手笔大气势所折服，被余氏散文所显现的中国当代散文的大灵魂、大气派、大内涵、大境界所折服了……余氏散文是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无疑，余秋雨堪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