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说的是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猎狗没有用处了，就被杀了煮肉吃，就好像敌国灭掉了，为战胜敌人出谋献策的谋臣没有用处了，就被抛弃或铲除。明太祖朱元璋就实践了这句古谚，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开国功臣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人多达45000人，真是斩尽杀绝了。
朱元璋如此绝情，究竟为的哪般？
此话当从胡惟庸当宰相说起，他在1375年出任右丞相，后来晋升为左丞相，位极人臣。胡惟庸此人一向积极主动、勇于任事，甚至拆阅呈给皇帝的奏折，径自处理，这就与权力欲极大、好猜忌的朱元璋极易产生矛盾，所以引发了巨大的冲突。胡惟庸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还在朝廷中不断培植私人势力，门下出现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朱元障就立即采取了措施，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大批受牵连的官员也被抄家灭族，而且范围越来越大，大批“淮西帮”的异姓公侯家族被处以极刑，就连李善长等人也被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处死。
又如，历史上有名的“胡蓝之狱”事件中的“蓝”指的是蓝玉，他是常遇春的弟弟，因功被封为凉国公，为人骄横，仗势欺人，朱元璋就指使锦衣卫严刑拷打之，最后不但蓝玉全家被杀，受株连的人多达15000人，从此，“淮西帮”的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了。
朱元璋作为皇帝，如此之举自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因为“淮西帮”掌握着过于强大的军事力量，万一日后控制不住，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难保了。即使他们不作乱，朱元璋41岁称帝到天下大定时，已60岁了，一旦驾崩，他的那些子孙如何与这些功臣相处？恐怕到时大明江山早已改名换姓了！
可见，封建帝王为了一姓之私，真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哪里是真正为国家、人民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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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任用大夫文种、范蠡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家转弱为强，终于击败吴国，洗雪国耻。后来，范蠡深知“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的道理，为了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便功成身退，弃官经商，到了陶地，改名换姓，叫做陶朱公，得以善终。应该说，文臣武将，被帝王用过之后，就失去了价值，这着实是让人心寒的。
朱元璋为何不以考试成绩选拔人才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唐王朝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从此，科举制成为中国各地读书人实现“学而优则仕”梦想的最佳途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旦高中，便可为官，光宗耀祖，荣华富贵。因而状元及第成为几乎所有士人日夜苦读的终极目标。科举取士由此奠定了中国官本位文化的基础。
科举考试有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每次考试结束，按照成绩排名，层层考验，人才由此选拔。然而，到了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竟然做出惊人之举：以“地区”取士，不以成绩取士！
本来，为了网罗人才，稳定天下人心，洪武十七年正式颁布的科举章程与之前的并无两样。但到洪武三十年，黄榜一开，一片哗然，上榜之人竟然全都是南方人，北方没有一人！
这立刻引发了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朱元璋立即下令对考卷进行复审。谁知道，复审的结果是，南方卷子确实答得比北方卷子好，绝无偏袒。朱元璋大怒，当即指责官员互相包庇，将涉案人等全部处死，换他自己亲自复审，结果，他新选的61名贡士全部是北方人，南方人一个都没有！
此次“南北榜”事件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朱元璋的残暴专断？
原来，当时政治、经济中心都在南方，尤其是经济，南方大大超过了北方，经济繁荣，则文化昌盛，这样就造成南北士人的素质差异很大。如果在科举考试中，单纯以成绩来评判，无疑是南方人取胜。但这样的结果是南北方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加剧，不利于国家政局的稳定。
更重要的是，明代北方一直有强敌蒙古虎视眈眈，北方的地位不容忽视，明初政局未稳，如果北方士人迟迟没有承认明朝的地位，徘徊观望，肯定对国家不利。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朱元璋最后才不以成绩取士，而是大大照顾了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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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朝开始，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隋文帝时仅有策问，隋炀帝时已开考十科。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墨义、口试、贴经、策问、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明建文帝失踪之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又称明惠帝。然而，他刚即位不久，后来的明成祖燕王朱棣就以讨伐齐泰、黄子澄为名，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着名的“靖难之役”，1402年，燕兵攻陷南京，燕王登基。
但是，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生死不明。后来，有关建文帝下落的说法颇多，明成祖也不放心，成为他的一块心病。综合各种流传的说法，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焚死”说。
《太宗实录》载，明成祖望见宫中烟起，急忙派人扑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建文帝最终在奸臣的威逼下自杀。但奇怪的是后来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只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却无法找到建文帝的遗骸。同时，明成祖为让天下知道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位于何处，无人可知。
二是“逃亡”说。
有人认为在南京城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住进宫内，死后葬于京郊西山。
据说，后来明成祖曾派人四处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均没有结果。另据传言，郑和下西洋的举动，其目的也是寻访建文帝，因为明成祖怕他逃亡到了海外。
至于真相如何，早已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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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明朝第三代皇帝，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朱元璋去世后，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改元永乐（1403~1424年）。他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城，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设立奴儿干都司，以招抚为主要手段管辖东北少数民族；派遣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明成祖可算是功勋卓着。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
1405年，身为“钦差总兵正使”的郑和，根据明成祖朱棣的旨意，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驶出，开始了历时28年的七下西洋的壮举，从而拉开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人，出生于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郑和长相魁梧，博辩机智，“资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深得明成祖朱棣的信赖，是成祖的心腹。
郑和七下西洋，随行人员多达2.7万余人，船只数目超过200艘，每次航程都达数万里，远航亚洲、非洲，最远到达过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有人甚至认为，郑和船队已经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而且有可能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
然而，此后明朝施行海禁政策，“罢西洋取宝船”，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文献多数被毁，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也就随之而成了千古谜团。
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从中可知，《明史》的作者将到海外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看做是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而沿途宣扬国威，向外示富，只是个辅助的方面。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曾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假，寻惠帝是真。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七下西洋除“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外，也带有扩大明朝官方对外贸易，采购海外奇珍异宝的经济目的。
还有人认为，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出航，明成祖交给他的任务都是不相同的。郑和首次南下可能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和下西洋简论》一书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其目的是同亚非30多个国家结盟，顺便打听朱允炆的下落，后四次则是为宣扬“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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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制，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国际知名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分别是：永乐四年六月；永乐五年九月；永乐七年九月；永乐十年十一月；永乐十四年十二月；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宣德五年六月九日。
为什么明朝的远洋活动戛然而止
600多年前，当整个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时，中国的明王朝已经开始了海上探索。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3年），郑和率领着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前后七次，浩浩荡荡地开赴西洋，远达非洲，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那时的中国可谓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以后，中国人的远洋航海事业就像封建王朝盛极必衰的规律一样，不可思议地戛然而止了。更可怕的是，中国社会竟然日渐封闭保守，丧失了与世界文化相互激荡的第一次历史机遇。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迅速崛起，并开始冲击古老的中华帝国。它被迫迈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
历史总是留下诸多令今人感到无限惋惜的地方。可是，在惋惜与偶然之中，总存在着那么一点必然因素。
明朝的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又一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极盛，经济实力增强，商业繁荣，航海技术发展，这一切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国力，郑和的船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船舶、人员和先进设备？
盛极必衰似乎是中国王朝历史的规律，在明成祖朱棣的极盛之后，政治逐渐黑暗，边防废弛，明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再加上之前的郑和下西洋更多的是为了宣扬天朝的国威，哪里懂得贸易赢利？相反更多的是无限的馈赠，以显示天朝的富庶。到了朱棣后期，明朝的国力已经无法支持那么庞大的远航活动了。
而最紧要的原因是，开放只是暂时的，对于农耕社会的中国而言，自给自足就已经足够，哪里需要什么航海、贸易，最多因为碰到比较开明的皇帝，又遭逢盛世，航海才会得到一时的发展。后来明清时期的海禁就证明了航海事业只是昙花一现。
中华古代文明下产生的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封闭保守，造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尊大的倾向。在近代化的冲击下它已经无法生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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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时代的开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垄断的开放。郑和船队如此庞大之师，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但郑和下西洋却并不是为了经济上的扩张，宣扬国威的政治目的显然是首位的，甚至是唯一的。
相比之下，欧洲的开放则拥有强大的推动力——牟利，商人的利益及其海外冒险事业得到了王室的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着如下交易关系：王室给冒险家们以委任和授权甚至一定的资助去进行冒险活动，而他们必须将所有掠夺来的金银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登记自己的所有权，并按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导致16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大逆转。
明代宫闱中的红丸谜案为何难解
明代末年，京城大内皇宫之中，接连发生三起离奇的谜案，成为明末政坛各种势力斗争的真实反映，由于多种政治势力纷纷介入，使得这些看似简单的案件在纷乱的政局中越搅越乱，当时就已经扑朔迷离，到了后世，就更加引起人们的疑惑，种种虚虚实实的猜测就出现了。“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万历四十八年，明光宗朱常洛登位，改年号为泰昌。奇怪的是，他刚刚登基10天，就突然一病不起，起初由宦官崔文升进药，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光宗就开始腹泻，一昼夜泻好多次，还好御医及时缓解了病情。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朱常洛带病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13员文武大臣，商讨册立皇太子之事。皇帝叮咛诸臣要好好辅佐太子，叮咛不止，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已经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者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就让方从哲传唤鸿胪寺丞李可灼进药。这本是御医的职责，怎么让鸿胪寺丞来做？原来是他听说李可灼有仙丹妙药。李可灼奉命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服了李可灼的药，竟然不再气喘，气色也好了许多，这明光宗一见药效甚佳，就想再服一丸，早日康复，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光宗却催促得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谁曾想，第二天，明光宗就驾崩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舆论哗然，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究竟谁是凶手？有人认为是由于光宗长期忧心操劳国事，而东林党人胡乱议论，干预治疗，才耽误了病情；可东林党人偏偏说皇上是服红丸而死；还有人说是郑贵妃有意指使宦官加害皇帝，导致皇帝病倒。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流放南京。
但究竟幕后有主使吗？到底是准？现在也不得而知。也许，这个案子本来就是明朝混乱朝政中的一笔糊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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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有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枣木大棍，闯入太子所居的慈庆宫，试图加害太子。这时被太监韩本用发现，韩大声呼喊，七八名宦官一齐拥上，将凶犯捉住。此人为蓟州男子张差，进京实由太监庞保、刘成等人保护，而庞保、刘成是郑贵妃的亲信，所以这件事和郑责妃与太子争储有关。后来万历皇帝为了保护郑贵妃，就杀了张差和两名宦官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