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转移支付的福利型社会保障模式
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北欧各国普遍通过征税实行转移支付，瑞典的纳税人交纳的平均所得税达到其收入的31%，而雇主税的税率为33%。大公司的经理几乎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正是由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这些措施的结果使得瑞典的家庭都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家庭由一对父母和一双子女构成，人均收入不低于15万瑞典克朗，人均住宅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几乎停滞状态，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北欧国家仍然祥和安定，人们安居乐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国家大幅降低税收转移支付率的同时，北欧国家的政府维持了较高的税收转移支付率，从而保障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相对安定。北欧的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是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这样就可以极大的缩小贫富差距。以美国学者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经常对北欧模式进行横加指责，但经过20年的发展，事实证明美国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成功了。如今，北欧则是人均拥有跨国企业最多的地区，北欧是人均GDP最高的地区，北欧是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
北欧模式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很多人以为北欧模式最大的缺陷是“养懒人”，其实这是对北欧模式不了解的想当然的想法。在北欧，不劳动是没有收入的，北欧确实存在高福利，但并没有改变按劳分配的原则，因此北欧“养懒人”的说法根本不成立。相反，北欧的生存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北欧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被征了税，而物价又特别的高。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北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负担过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封闭运行，企业负担过重是没有问题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负担过重就有可能降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
比较分析了世界上的四种中产阶级社会模式，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国家干预下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模式比较稳定，不容易解体，即使解体也比较慢，如西欧国家一直在削减福利，但是西欧的福利残余也比较多，而不会像日本那样轰然倒塌；另外，是社会保障比较完善。比较非常科学的经济体，其中产阶级社会的认同度较高，如日本模式曾经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基本类似于社会主义制度，民众有很强的保障感，因此日本的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率非常高。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独特，主要表现为特别注重住房保障，而住房是最重要的，新加坡这点解决的比较好，因此新加坡的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率也非常高。而美国模式虽然从收入上中产阶级数量非常庞大，但是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度却非常低。
任何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个学术难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学术的，而不是感情的，这也应该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最大的区别。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怎么回事？
要想民众生活得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第一种方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第二种方式。
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民众普遍抱怨生存成本过高，这是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在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就越多，因此民众生存成本提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当然这不是要反对经济发展，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民众从高昂的生存成本之苦中解脱出来。
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是不同的生活模式导致了生产成本升高；二是由高物价直接导致生存成本升高。
生活模式不同导致生活成本升高
生活方式是造成生存成本过高的一个主因，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时期，我们可以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一下比较。如在吃饭方面，农民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可以免去经销商的层层盘剥，也省去了运输费用。在居住方面，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盖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费。而在城市则需要向开发商购买住房，而开发商则要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商也要牟利，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暴利行业，这导致城市房价非常高，同时农民住自己的房，还不用每月交纳物业管理费。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人均收入对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其实这样比较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农村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与农村人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须远远大于农村人才可以。
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过高的直接原因
同样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生存成本也不一样，这主要表现为物价的不一样，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较高的最直接原因，物价的不同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1.高税收导致高物价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国家的各种税收非常高，因此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价格也就非常贵了。如北欧的所有商品都非常贵，在各个版本的世界城市物价大排名中，北欧城市都高居榜首，最关键的就是高税收导致了高物价。
2.高房价导致高物价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的情况在东亚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或是在一些大城市这种情况也非常突出。首先，房价高，工人的生存成本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带动工资上升，工资上升又必然导致物价升高。这两年珠三角地区的通货膨胀并不很厉害，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也不多，但高房价却导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离这些地方。其次，高房价也会带动商业租金的提高，而商业租金的升高直接导致了商品流通环节的高成本，也导致物价升高。
3.级差地租导致的高物价
级差地租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繁华商业区的商铺往往租金较高，经营者必须靠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租金损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价格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越是繁华地段，商品价格就越高，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
4.廉价商业模式的取消导致高物价
同样的商品也会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异，如流动商贩的存在可以让普通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场可以让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档的商业模式所必需的装潢费用、照明费用、营销成本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如果强制取消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就必须导致商品价格的总体走高，从而加重民众的生产成本。
5.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高物价
劳动力价格基本上与劳动生产率成负关系。劳动生产率越低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越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就会越高。因此发达国家一般劳动力价格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则比较低。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都非常便宜，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则非常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而服务业不能进口，所以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价格则非常高。
而民众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食品、纺织品、建筑；而享受型产品大部分属于机器化生存的产品，如汽车、各种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等。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因此生存必需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压力加大。
6.导致物价比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导致物价比较高，如在俄罗斯很多轻工产品都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因此商品价格都比较高，而在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美国的医疗价格奇高。投机炒作严重扭曲了商品价格也会导致高物价，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商品价格已经不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而且也经常不受真实供求关系的束缚，投机炒作则可以使商品价格长期偏离其价值，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属于这一情况。
以上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来说，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中国最突出的原因还是房价问题。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我们可以将消费，按不同层次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层次。所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社会模式。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的是降低生存性消费品的价格，而生存性消费是相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而言的。与低生存成本对应的是高享受成本和高奢侈成本。以前很多朋友在看到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个概念时，以为笔者是在提倡低碳生活，是在提倡简单的生活方式，或是提倡省吃俭用，节俭持家，如果这样理解就误会了笔者的意思。
生存必需品可以包含吃穿住行用等多个方面，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生存问题仍然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的大部分仍然属于生存型消费。“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其他国家。
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性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以奢侈型消费为主。
如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采取措施。
1.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进行产异化定税，对于奢侈品征收极高的税，对于享受型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而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用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现在，中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现阶段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尽管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全社会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征收。如食品是生存必需品，那么我们可以从粮食、蔬菜的生产、流通、加工、销售等多环节进行免税，以达到降低食品价格的目的。如对农药、化肥、粮食、蔬菜的流通销售免税，对符合一个条件的餐饮店免税，这样就可以将“吃”的方面成本降到最低，至少可以达到现在水平的一半。如果能这样，民众就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吃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税，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
2.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能够满足居就近住需求
城市生活中的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现在的住房制度实际上与这一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中国一线大城市市中心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民众往往只能在郊区置业，但工作在市区，居住在郊区无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实这也是政府规划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区多发展房地产，让工商业也向郊区扩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人，大部分人上下班开车都需要一个小时，这对社会资源简直是极大的浪费。
3.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
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比流动商贩要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适当保留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如允许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廉价生活模式的存在可以降低生存成本。很多城市禁止电动车上路，这无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民众的生存成本，而这些人本身就属于中低收入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