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早期作品语言的欧化，是建立在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以及他对外国名著的欣赏之上的，他早年的文学活动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忽视这样的背景，就无法深入了解他后来创作中的极富个性的艺术特点。《牛》可以看作是周立波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它与周立波之前创作的《铁门里》系列不同，周立波在创作《牛》时开始把小说写作的视角投射到了农村和农民的身上，而且是周立波根据自己在陕北农村的实际观察和生活体验写成的。这种转向体现了周立波对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革命文学”认知的深化。鲁迅在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中就对“革命文学”提出了批评：“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鲁迅：《几个重要问题》，载《夜莺》1936年6月15日。]鲁迅十分反感当时“革命文学”空喊口号的倾向，事实上早在1927年他就对“革命文学”与现实脱节表示了不满：“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鲁迅：《革命文学》，《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周立波虽然不服气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但对鲁迅批评“革命文学”是认可的。在两个口号论争正酣的时候，他作为“国防文学”口号阵营中的主力却退出了论争，开始埋头翻译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他接受鲁迅批评左翼青年是“空头文学家”的结果。他不愿意做“空头文学家”，因此在左联解散以后，他毅然地离开上海的“亭子间”，奔赴前线，亲自投身革命实践。周立波的选择体现了他对革命文学自律性的追求，他不再躲在“亭子间”里闭门造车，而是深入到了革命的腹地，以对革命的实际观察和体验来创作出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品，而“首先是文学”的作品。
然而，周立波早期作品对“欧化”语言的大量使用并不成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因为“欧化”虽然改变了中国的语言状况，引进了新的思维体系，却无法深入到普通大众。现代白话的“欧化”是不可能解决文化、文学语言大众化的问题。所以鲁迅曾断然地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7页。]。所以，中国的语言必须再来一次改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写作存在“洋八股”现象，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毛泽东的讲话意在建立一种革命主体工农大众自己的语言体系，而认为表现新式知识分子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欧化”语言体系是革命的绊脚石。毛泽东认识到了“欧化”语言的弊端，他的讲话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后，周立波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与革命实践及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延安时期的周立波与那些被迫改造叙事的知识分子不同，他“像一位通往文学圣殿的朝圣者，虔诚地相信‘革命文学’必然在他所经历时代开花结果，为达此目的，无论什么样的心理体验，更确切地说，是对一种新的文学方法的探索性实践，他都愿意经历和尝试”[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因此他深刻地反省自己：“譬如在乡下，我常常想到要回来，间或我还感到过寂寞，这正是十足旧的知识分子的坏脾气，参加生产和斗争的群众，不会感到寂寞的，恐怕连这个字眼也不大知道，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边区，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只有犯着偏向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才会有这样的病态的感觉。有着这感觉，就自然而然的和群众保持着距离，而且自然而然的退居于客人的地位”[周立波：《后悔与前瞻》，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6页，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他还进一步挖掘了阻碍自己深入生活的原因：“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在这些开明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精致的书里，工农兵是很少出现的，有时出现，也多半是只是描写了消极的一面，而那些寄生虫，大都被美化了。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一出场，就光彩夺目，特别是安娜，在鲁艺的文学系，有一个时期，连她的睫毛也都被人熟悉，令人神往，”因此“看不见群众，看不清这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周立波：《后悔与前瞻》，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周立波的反省表达了作家迫切地要与过去的自己决裂，而创造一种新的写作。要进入一种新的创作境界，要求作家必须改变自己早年倡导与熟悉的“欧化”语言体系，而使用毛泽东所强调的工农大众的语言体系。为此周立波付出了十分的努力，他通过对人民群众语言的学习与揣摩，使人物说出符合他的角色与身份的话语，正如他写《暴风骤雨》时对农民语言的实践：“初到东北的城市听到一些人说协和语，以为伪满统治十四年把东北人民的语言也给破坏了。一到乡下，就知道东北语言还是由农民完整的保存着，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的气派和泥土的气息。《暴风骤雨》是想用农民语言来写的，这在我是一种尝试。”[周立波：《<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原载《东北日报》，1948年5月29日。]
三成熟期作品的欧化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开始自觉地运用方言土语进行创作，但是欧化的句法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他创作思想中的一个潜意识，与他民族化的努力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了一起。我们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使动介词的使用：“老田头听到这儿，低下头来，泪珠噼里拍拉往下掉，是穷人特有的软心肠，和他自己的心事，使他忍不住流泪”[周立波：《暴风骤雨》，《周立波选集》（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这意外的碰见，使得赵玉林一时愣住了，不知说啥好”[周立波：《暴风骤雨》，《周立波选集》（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的”的频繁使用：“在这一位新来的生疏的上级的跟前，他露出了一种跟他的粗鲁的举止不相调和的不很自然的神态，他想退出去，但又不好意思马上走”[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在这小小的适应初起的庄稼人的生活方式的会议上，穷人尽情吐苦水，诉冤屈”[周立波：《暴风骤雨》，《周立波选集》（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倒装：“她素来看这人不起，不是由于他的头上的癞子……但他起小不争气，解放以后，照样不长进，别人都是人穷志不穷，只有他是人穷志气短”[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可是他不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踏实的实际工作者”[周立波：《暴风骤雨》，《周立波选集》（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复述：“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周立波：《暴风骤雨》，《周立波选集》（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他回答了，但没有声音，也没有言语。在这样的时候，言语成了极无光彩，最少生趣，没有力量的多余的长物。一种销魂夺魄的、浓浓密密的、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传统的接触，我们的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的、冷静地、正确地描写成为：‘做一个吕字。’”[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周立波成熟期的作品虽然用了欧化的句法，但是他在使用时非常谨慎，只用于叙述的语言之中，而且使用的频率减少了很多，这也反映了周立波对欧化句法使用的自觉化转向。周立波成熟期的小说除了有潜移默化了的欧化句法以外，还有一系列的外来词语贯穿于创作之中，比如“剥削、先进、落后、泛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等，这些外来词语与方言土语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机械的堆砌，而是不露斧凿，浑然一体，精练圆熟。事实上这些外来词语早就随着五四运动进入了中国的现代汉语中，这些新的词汇就像一把利剑插入了封建的话语中，直划开掩盖着国民性的外衣。到了四五十年代，这些新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周立波早在30年代从事翻译时，为了引进新的思想和语言，他就已经十分注重对新词汇的使用。他后来仍然把这些词沿用到自己的创作中，也说明了他对语言非常敏感，能捕捉到中国语言的演变轨迹。正如他作品显示出来的，像老孙头、亭面糊、陈先晋等老式农民使用的都是地道的方言，而一些新派的年青人如白玉山、邓秀梅、陈大春等的语言则时不时夹入些“摩登”词汇。新、老派人物思想的交锋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表现出来。
周立波在其成熟期作品中对欧化句法有抑制地使用并转向方向写作，说明他已经开始挖掘自己的语言财富，语言的使用由“外在的不自觉”走向了“内在的自觉”。他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方言，而叙述者的声音却出现了欧化的句法和外来的词语。在实现民族化探索的同时，仍然保留欧化句法，是周立波有意为之的结果。欧化语言相对于方言土语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逻辑严密，周立波对这一点有着清晰的认识：“人民的语言，需要加工的地方也还是不少。它也还有好些缺点。比方说：语法不十分精密，记述复杂的、科学的、新兴的事物的语汇还不够使用。为了补救这缺陷，我们必须介绍外来语，添加新的语法和字汇，注入新鲜的血液。”王西彦曾对周立波后期作品中的欧化句法提出了批评：“我们许多作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读过不少外国作品，在语言句法上，带着不少欧化成分，腔调也是知识分子的；因此，在采用土语时，就往往会夹夹杂杂的，显出不调和、不统一的痕迹。”他特别提出《山乡巨变》里邓秀梅对盛淑君谈论爱情时不仅十分欧化，而且“出之于邓秀梅的嘴巴，也总觉得不大切合身分”[王西彦：《读<山乡巨变>》，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397页，原载《人民文学》1958年7月8日。]。除了对作品语言的具体讨论之外，这里还要注意批评所体现的50年代特殊的文化氛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文艺界展开了“反右”斗争，人们思想的紧张情绪日益升级，而斗争也日趋尖锐化。就在这一过程中，批评也多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必须遵循“正统”而拒斥“异端”。我们可以看看批评家当时所举的具体例证，那是邓秀梅与盛淑君讨论爱情时的一段话：“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不要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把它围在牢牢的合适的圈子里，好象洞庭湖里的滔天的水浪一样，我们用土堤把它围着起来，就会不致于泛滥，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事实上这段话出自邓秀梅之口并非不符合人物的身份，邓秀梅虽然出身于农村，但她已经在县里工作了7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新人的代表，因此她与那些土生土长、文化水平不高的老派农民不同，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她是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来的。益阳方言的句子往往比较简短，很少用连词，周立波结合欧化句法，用连珠炮似的语言把爱情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清楚而又到位地表达了出来，而且也并不违背说话人的身份。
周立波虽然不排斥欧化，但他对欧化语言的使用也非常注意掌握分寸，他认为欧化是民族语言的补充：“中外古今法，也很适用于语言的学习。我们要不断地汲取中外古今的语言的精华，采摘中外古今一切语言的简炼、生动、新鲜、科学的字汇和语法，来继续丰富和改革我们的语言和文体。而我们自己国家几万万劳动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各地的方言土话，将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对象，营养的重要的源泉。”[周立波：《方言问题》，载《文艺报》1951年3月10日。]周立波作品中人物的直接引语使用地道的方言，使人物语言的表达随意而又诙谐。如果作者（叙述者）的声音也同样使用方言，严肃的事情和观点则无法准确地表述出来，这就需要欧化句法的介入。周立波对欧化句法经历了一个由早期翻译的推崇，到理智使用，再到将其消融在方言写作中的过程。
周立波对中西语言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使得他在进行民族化探索的同时没有把欧化与民族化做一种二元对立的处理。他并不认为欧化和民族化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容的紧张对立关系，他将二者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葛洛曾经回忆周立波在1957年时，“我从他的身上又发现一些变化。过去在延安的时候，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慷慨发言，今天，无论参加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他都发言不多，发起言来也不容易说到点子上。过去，他在待人接物方面虽不精明，却也不是一个迂夫子，今天，他最大的弱点好像就是不懂得搞好人事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极端缺乏处理私事的能力”[葛洛：《悼念周立波同志》，载胡光凡、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页，原载《北京文艺》1979年11月10日。
]。思想单纯的周立波自然无法理解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但他对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是十分警惕的，他始终坚持鲁迅早年提出的现代文学的自律性精神，以他早年积累的外国文学知识和生活体验来构筑他的文学世界。从这样的意义来看，他小说中的欧化倾向是对当时文学界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的一种反动，在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艺术的时代，周立波没有亦步亦趋地跟随政治风向，也没有因为政治的缘故而彻底否定人们崇尚的艺术，这种独特的文学精神使得他的作品在激进的政治斗争环境保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堪称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