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平/湖南怀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罗先海/湖南怀化学院
20世纪的新文学史上，从鲁迅创作始，一直到新时期以来乃至当下的创作，不可否认存在着一条乡土小说发展的明显轨迹。鲁迅、沈从文、赵树理、高晓声…….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将永远名垂新文学史册。文学的突变往往都发生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农村小说的发展，无疑遭遇着三次大的社会转型：一是“五四”时期，这一时期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首先将中国底层农民的形象纳入到了文学的视野；二是新中国成立之交的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破天荒地成了历史的主人，时代的启蒙者；三是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农民形象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历史的新起点，呈现出某些模糊化和寓言化的倾向。其中，尤其以第二个时期亦即新中国成立之交的四五十年代，因为受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争论和非议较多。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文学与“五四”相比，文学丰富多样的形态在减弱，但鲁迅所开创的极富现实主义精神的乡土文学传统仍然一脉相承。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在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史上明显飘扬着一面“赵树理方向”旗帜的话，那么，在这一神圣光环的背后，在由解放区进入新中国的转折时期，同样存在着一种用艺术之笔表达社会大进程的“周立波现象”。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周立波的创作能够站在当时时代共鸣的立场上而又不盲从于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思潮，而成为一种区别于“赵树理方向”典型的“周立波现象”。
一
站在今天回望过去的文学，不管是对周立波创作的审视，还是对那一时期文学，尤其是农村小说的整体回顾，甚至是对五四以来整个20世纪中国农村小说的再研究，我们都无法完全采取纯文本研究的姿态而放弃、排斥社会进程对其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也就是说，周立波和同时期作家的创作是绕不开其社会进程的历史性因素的。整个20世纪农村小说的凸起与发展繁荣，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一连串政治、社会革命的结果。中国历史由古代、近代进入20世纪的现代阶段后，从现代革命开始的那天起，历次革命和社会政治运动所环绕并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便指出，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毛泽东、斯大林也再三说过，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20世纪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历史状况，决定了中国文学特殊的发展风貌。“五四”时期，在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鲁迅为首的作家们以启蒙的知识分子自居，鲁迅在总结其文学创作的道路时，也直言不讳的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鲁迅一开始创作，将农民首次纳入新文学的视野，也“并不是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是五四思想启蒙时代的号召与鲁迅强烈的政治革命意识一拍即合，才使他迅速地推出了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如《阿Q正传》等乡土小说。鲁迅的创作好比为社会立一面镜子，通过塑造出麻木、沉默的闰土，饱受苦难折磨的祥林嫂和愚昧无知的阿Q等国民的众生相，表现出了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几近绝望的心态，妄图以此“揭出国民的病苦，以引起疗救注意”。鲁迅站在时代的全局，高屋建瓴地从整体上为我们描绘出了前现代中国乡村农民的群像。
鲁迅之后，2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一批乡土小说作家，包括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许杰、彭家煌，蹇先艾、废名等。他们与鲁迅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不同的是，他们“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然而，他们也并非为写乡愁而写乡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鲁迅的启迪下走向文坛的，也都是狂飙突起的新文化运动为“化大众”而造就的启蒙者，他们的作品直接继承着鲁迅关注乡村，表现“不幸的下层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
进入30年代后，大革命的瓦解以及日寇的入侵，社会形势急转直下，社会历史事变的更替造就了社会时代总主题的变化，由于“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农村小说创作作为社会历史内容镜像手段之一，其创作也出现了历史新变的觉悟状态，以配合30年代以来“救亡”的时代总主题。较早的是出现在30年代的一系列“丰灾”小说。如茅盾著名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叶绍均的《多收了三五斗》；叶紫的《丰收》等。他们在革命大时代的急风暴雨中，首次塑造了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洪流的农民新人形象。在新的社会时代的总主题下，提出了如何使农民摆脱贫苦的历史课题，以“前现代”乡村农民的初次觉醒来实践“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
如果说30年代的文学主潮特别是农村小说的发展已经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空前政治化了的话，那么进入40年代后，文学的发展在继承了这种政治化的同时又发展到了另一片新的天空。周立波们的创作就是点缀在这一片天空的璀璨明星。进入40年代后，社会发展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抗战后期解放区的开辟，它为20世纪农村小说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先决条件。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农民作为个体的存在被重视而受到尊敬，社会地位得到提高，造就了农民社会主体性的觉醒，这也就为新文学以来大众化道路的实践打下了真正的坚实基础。鲁迅曾在1927年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曾说道：“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2页。]出自20年代的鲁迅此语正好道出了进入40年代解放区后周立波们创作的价值与意义。解放区的开辟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行，才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鲁迅所说的工人农民的解放，真正拥有了土地的农民们才第一次享有到了社会主人般的感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周立波以其如椽大笔创作出了其第一部带给他极大声誉的长篇《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道，描绘了这场作为民主革命胜利和农民第一次大解放标志的土地改革运动。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的描绘正如小说标题所标明的那样，描写了翻身解放的农民在这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作者通过塑造郭全海、赵玉林等一批翻身解放的先进事迹，历史性的向我们展示：这一时期的男女农民已不再是历史上被压迫、被损害的对象，不再是受欺压而无力反抗和自主的奴隶，他们破天荒第一次站了起来，成了生活的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组织起来，投身于改造社会、解放自己的伟大革命斗争洪流，充分显示了革命胜利后当家作主的新一代农民形象，这也就历史性的印证了20年代后期鲁迅先生关于“平民文学”的论断，“五四”以来的作家曾经为之努力但又没有完成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周立波这一代作家的身上。周立波也正如鲁迅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和之前的大部分文学家一样也都是读书人，但不同的是，周立波并没有如之前作家一样在自己想象的王国里来代农民立言，塑造臆想的农民甚至替农民来想象，“五四”以来这种农民描写的历史错位在周立波这一代得到了矫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层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社会时代的影响。周立波已不能如五四以来作家一样站立云端来打量、俯视所谓沉默、麻木的国民，相反，他们需要走下昔日的庙堂之高来体会甚至学习身处江湖之远的农民们。周立波在创作《暴风骤雨》后谈及其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时也曾说过：“我在东北参加土改的期间，天天和农民在一起。我那时候在工作队里，后来又在区委会。记得每天早晨我还在炕上，农民们就挤满一屋。他们有的是来谈问题的，有的光是来看看的。这样的接近使我最自然，也将方便地了解了他们的性格、心理、行动、习惯和语言。”[周立波：《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周立波的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农民已经很熟悉了，甚至作者自己也已经农民化了。作家的这种创作态度及理念与五四以来的作家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这也就使周立波们历史性地在40年代的解放区成就了20年代鲁迅先生关于“平民文学”的论断。
我们从社会进程的历史角度分析了周立波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其实，进入解放区后周立波的创作所出现的历史新变，也并不完全是作家们的一种自为创作的结果，除了社会进程的历史影响因素外，理论上的倡导更是一层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1942年5月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可以说《讲话》的发表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就恰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于20世纪新文学的意义，而对整个20世纪的农村小说发展而言，《讲话》的作用就尤为突出。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以一种文献纲领的方式规定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明确提出了“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然后才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它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了另一个模式——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自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地位来了个彻底的颠覆，作为革命主体的农民代表着时代的先进思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启蒙者；而知识分子则一反过去成为被启蒙的对象，他们“惟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脱胎换骨，才有可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陈思和：《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对此，周立波自己也曾说过：“许多作者从这文献里获得了珍贵的启示，受到了重大的教益，我是这些作者中间的一个”。可以说，周立波无论是解放区时期还是新中国后的创作，《讲话》无疑都是其创作上继承着的直接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