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萍/湖南城市学院教授
罗孝廉/湖南城市学院副教授
周立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投身革命，在文艺创作和美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果，许多年后的今天，重读他关于文学的本质与特性、关于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关于文艺民族化和群众化的论述，我们惊讶地发现，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在文艺美学思想方面，周立波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汲取中国民族文学传统与湖湘文化的滋养，亲身经历现实火热斗争生活的锻造与洗礼，总结了很多至今仍然宝贵的深厚理论。这些论述，不仅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同时也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这朵芙蓉国里绽放的艺术奇葩，娇艳地开在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长廊，至今仍然发出夺目的光彩。
关于文学的本质与特征
周立波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以来，始终是一个战士、作家和学者。在革命文学的大潮中，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现实生活和文艺现象作了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自觉坚决地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无论是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理论的介绍、宣传和研究，还是在新文学革命实践活动中，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
1930年代，周立波在《艺术的幻想》、《文艺的特性》、《我们应当描写什么》、《文学的限界和特性》、《理论检讨》等论文中，对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他学习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马列文论家的基本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文学是一种最微妙最复杂的意识形态”[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用艺术的手段表现自然和思想，使自然和思想在形象的系列中活生生地再现着社会的本质，矛盾和发展也在这里透露出来。透过这形象，我们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世界的矛盾和发展。这便是文学。”[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只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高度的形象化）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伟大的作品，才能确立作品的永久性。”“文学就是依靠着这种具体的形象，和人类思想的其他范畴并排地去反映和认识社会，而且进一步去改造社会的。”[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这些论述表明，周立波在认定文学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本质观时，强调了文学的思想性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作用，使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这种文艺思想一直影响着他的文学评论和创作。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周立波深受鲁迅文艺观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周立波就积极鼓吹文艺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并为建立和发展革命文学、国防文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30年左联成立，以鲁迅为主将的左翼文艺阵营，明确表明其“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公开宣告将“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积极倡导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他们连续打退了“新月派”抹杀文学的阶级性，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进攻，批判了“自由人”、“第三种人”胡秋原、苏汶取消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斗争性的错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左联的后起之秀，周立波自1935年参加左联党团工作和担任《每周文学》编辑以来，高举左联革命斗争火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论证了阶级社会里文学和阶级斗争的不可分离性，强调艺术一定要和战斗的现实紧密相连，文学要尽改造社会的责任。他称赞鲁迅是“五四”运动的主将、白话文的倡导、新闻学的奠基人，称赞高尔基“为着劳动人民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而痛苦，“为了解放人们，解放自己，他藉着作品，不断寻求和表扬能够担当这个领导责任的坚强有力的人物”，其作品“充溢着对于人们的热爱。”（纪念高尔基）在《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他辛辣地讽刺了林语堂所谓超然政治之外的修养和情趣，最终都会“打上亡国奴的烙印”；戳穿了苏汶“老想摆脱政治的‘自由灵魂’”的假面，现出他“实际却受了人家的利用”的本质。在《我们应该写什么》一文中，他激烈地抨击“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艺术上的形式主义”三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指出：“上面三种人，要不是认不清文学艺术的本质与任务的呆伯，就是古往今来的极无好意的骗子。不管他们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他们是有意无意第八艺术从战斗的现实拉开，是艺术不能尽那‘改造世界’的任务”。[周立波：《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页。]
1935年12月21日，他在左联刊物《每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一文，较早提出了“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的口号（1934年周扬曾提出这一文学主张）。他联系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5页。]他认为一切形式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社会现实的矛盾诸条件以及这种条件之下的人民要求的反映，但同时也一定是文学的历史传统的发展”。而“国防文学”之所以一定要发展，则是因为“去年（1934年）华北事变爆发以后，中国的政治局面起了一个新的基本变化。”在这种变化下，“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扩大到汉奸以外的一切人民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具体地表现在抗敌救国的使命中。”这种民族战争的新形势和这种形势下的民族意识的昂扬，就产生了中国的新型文学——“国防文学”。这个观点，是和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的基本精神一致的。它对“团结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组织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应当和文学工作者个人的努力分不开来。我们要跟我们伟大的民族一块生死，跟受难的人民一同呼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文学充满生命力。”他极力反对那些超脱国难之外的有闲阶级文学。他说：“和目前民族解放运动失掉有机的关联的文学工作者，绝不可能产生新鲜有力的作品。运用最大努力，最多也不过是培育一些温室里的苍白的花朵，来博得酒足饭饱的公子哥儿、小姐太太们的一时的高兴，对于民族解放的战斗者们，它们是没有用处的东西。”[周立波：《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他指出：“国防文学是汉奸以外的中华民族全体人民抗敌救国的一种意识领域里的武器。它以民族战争中各方面、各地带、各阶级的人物及其行动、思想、情绪和意志为描写的对象，它要把祖国解放的思想灌输给人们；它要反映外敌蹂躏之下的苦难的现实的过去和现在，使人民清晰地明了祖国的地位，使他们从自身的生活出发，迅速而实际地感到生的挣扎的迫切，因而感到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努力的要求。这样文学就真正成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有力的武器。”[周立波：《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3页。]这是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虽然我们现在看来，“国防文学”或许还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对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广的影响的。
关于现实主义文艺创作
周立波在理论上论述现实主义的论文主要有《论阿Q》、《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谈创作》、《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暴风骤雨的写作经过》、《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等。现实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忠实于生活、典型化原则以及思想倾向的隐蔽性、艺术描写的写实手法等。周立波的现实主义理论突出表现在创造典型人物、素材积累与题材的提炼等方面。
（一）关于典型人物的创造
自亚里斯多德以来，无数艺术家和美学家一直努力追求和探讨着“典型”这个艺术目标。自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著名论断后，典型更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周立波在《选择》、《谈人物的创造》等论文中说：“典型的创造，是一切文学的一个最大的任务。”[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人物创造，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的一环，也是困难的一节。为了使文学事业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掌握和提高塑造人物的本领。”[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6页。]“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以为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要到现实生活里去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一切人物和事件，然后用丰富的素材，创造人物，组织故事。作家应当首先着重人物的创造，故事是人物行动的连续，有了活动着的男女一定会形成故事。”[周立波：《文学浅论》，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第18页。]什么是典型人物？一个生动的、个性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如果能够概括某些人群的共同特征乃至于时代的特征以及作者的情意，那么，作品中的这种人物形象就是典型人物了。周立波曾经对鲁迅作品做过深入研究，他在《谈阿Q》一文中称赞阿Q就是鲁迅作品中最具有特征性的典型人物，他还极力推崇高尔基以塑造典型人物为中心的文学见解。
周立波不但强调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的重要性，而且还在《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中塑造了一系列典型形象（如老孙头和亭面糊等），他在结合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典型人物的创造理论。
首先，深入观察，尽可能了解和熟悉所描写的对象。
所谓观察，就是“用鉴识人物所练就的眼光，看透人的精神的底里。”[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周立波认为“观察的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切伟大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社会和人物的勤恳的观察的成果。”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毛泽东也说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则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周立波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认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作家在进入创作之前，一定要善于透过平凡琐碎的生活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善于从人物的表象、言语和行动中把握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在《观察》一文中，他还批判了文学的“观念论”和“灵感论”：“天才和灵感确也重要。但这并不是文学创作的决定的源泉。天才需要培养，灵感也要启发，就是说，这一切文学的沃土，是还需要人的耕耘的。”[周立波：《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4-35页。]那么我们如何耕耘呢？他结合巴尔扎克的创作经验，强调“观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最实际的‘门槛’。”“新的现实主义要求作家无限多样地反映现实，要做到这地步，只有依靠巴尔扎克的办法，用经常的观察补足心血来潮的灵感，渗进群众生活的核心，在那里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才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办法。”[周立波：《亭子间里》，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页。]
周立波在理论上是这样阐述的，在创作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生活里的美，要写出来，首先要能看出和感觉出来。为要这样，就得充分熟悉现实里的人和事。熟悉是第一位的工作。”[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页。]“《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的人，就是因为作者和他所描写的对象长期相处，他把他们的心都看透了，深深理解了他们的一切的缘故。”[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6-507页。]周立波指出，“塑造人物时，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的生活的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我写的人物，大抵都有模特儿，有时是一个人为主，有时是两三个人综合。”“作家要刻画一个人物，必须要把很多同一类型的人物的特性，加以仔细地观察和研究，然后集中写成一个典型”。[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页。]老孙头是作者在东北土改时期大量接触过的车把式的一个集中概括，而亭面糊是以作者家乡一位邻居为生活原型的。因为他对这两类人的生活和性情的仔细观察和了解把握，所以写起来就得心应手，人物性格也被他写得淋漓尽致，神采飞扬。
其次，注入情感，对所描写的对象抱有强烈的感情。
周立波深深感到，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只有对所描写的对象抱有强烈的感情并注入自己的主观情感，才能描写好人物。“为要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自己就首先要热爱他们，熟悉他们，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周立波在谈《暴风骤雨》的人物塑造时说：”我在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有真人真事做模特儿的。如农工联合会主任赵玉林的牺牲，和他的老婆的哭吊，以及全村农民的悲痛和追悼等情景，都是有事实的根据的。有个新干部叫温凤山，是个共产党员，被地主打死了，这件事感动了我们，就把他写进了小说。”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中，还特别强调“一个聪明的作家不但不会去写他不熟悉的题材，而且不会去写那没有打动自己的题材，因为那样一定会失败。”[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第三，小说的人物容许虚构，要典型化。
周立波说：“作者们要抓住时代的精神，进行艺术的概括；要集中而细腻地描绘人物，努力使之典型化；要在仔细观察和研究了社会生活的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幻想的翅膀……”[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1页。]在这方面，他深受中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文学有着现实主义优良的传统。从太史公的《史记》到蒲松龄的《聊斋》，都不是对自然、对人生的拙笨的记录，而是有想象、有集中的对于现实的生动的再现。”[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