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艺民族化群众化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动态发展在“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周立波就积极参与，希望《大众文艺》“每期要发几篇很精练很平白的普罗文艺论文，把普罗文艺的理论基础树立起来……”[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并躬亲实践，写了一系列文学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抗战时期，他认为“国防文学”就是文艺民族化和群众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为“国防文学”“是以劳动大众和他们斗争生活为内容的主体，以勤劳大众的文化人做建设前锋的一种新的文学”，“在‘民族’这字的真实意味上，它又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民族文学。它要反映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切斗争情境，描写各种各样的民族英雄。”[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在“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的前提条件下，创作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文艺作品。
其次，文艺民族化群众化的前提条件：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1944年，周立波随军南下，亲身经历了前线战斗生活的严峻考验，1946年，他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1955年，全家搬到益阳桃花仑生活工作，“每当春耕和抢收抢插的大忙季节，他总是跟社员一样，腰上系一条浅蓝色围巾，扎脚勒手，汗爬水流，坚持参加半天劳动。”在深入工农兵生活，经历实际斗争考验后，深切感受到只有“在这种紧张的生死斗争里”，文艺工作者才能对“战斗员和指挥员们，都感到特别的亲近、挚爱和钦佩”[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只有同农民群众生活、劳作在一起，才能真正与群众‘巴皮洽肉’，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277页。]才能把彼此的心和命运连在一起，才能真正体会到“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都是聪明精干、正直无私、勇于负责、坚定不移、不怕牺牲的，都是体现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道德的精华，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纯洁、优美和强韧的英雄人物。”而“我们的作家，要看得深些，要写出工农兵和他们的先锋队员们的这些优良的本质特征，才能算是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能算是工农兵的亲切的知已。”[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页。]才能做到真正的文艺群众化、民族化。
第三，文艺民族化群众化的审美情趣：符合群众口味，陌生化效果所谓口味，即审美情趣，它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文艺作品是否符合群众的口味，涉及到民族形式的合理借鉴和创造问题，“崇高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始终是一个作品追求的理想，不讲究二者的统一，只强调二者的任何一面，都会出岔子。”[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9页。]只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才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3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主要是从读者的阅读效果来说的，指文学语言组织的新奇。其作用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如最初用“阳关三叠”、“折柳”来表现送别，本来是很生动的，能够使人细细地体味。但如果人人都用这两个词语来表现送别，那么它就变的陈腐不堪，不再能引起读者的新鲜感了。
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里看镜子和挂钟，杜诗中“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欧阳修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等。
尽管周立波没有明确提出“陌生化”的主张，但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如《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通过对老百姓鲜活生动的口语和方言土语的大量、巧妙运用，在客观上已经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第四，文艺民族化群众化的实现路径：借鉴民族形式，采用群众语言为了使文艺作品符合群众的口味，周立波强调，“一个作者必须时时刻刻为读者着想，要使自己的文字尽量地具有魅力，引人入胜，避免冗长的、枯燥的说教。”“要注重情节；故事要有头有尾……”[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如何实现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除了从内容反映和表现民族生活和斗争、民族性格心理、人情风俗外，周立波更多的是从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强调通过借鉴民族形式和采用群众语言来实现文艺的民族化和群众化。
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艺，铸就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要创造民族新形式、实现文艺所谓民族化群众化，吸收优秀民族文艺遗产中的精华，借鉴民族形式是其必由之路。
为发掘吸收文化遗产，周立波加强了对中国古典名著的研究，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精华，为自己的创作服务。《读书札记》、《论〈三国演义〉》、《读〈红〉琐记》、《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等文学论文，显示了他的研究实绩。
通过研究，周立波概括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几大优点：一是故事完整，情节“曲折离奇和富于波澜，有起有落，有头有尾。”“很少静止的描写，较多行动的叙述。”二是“典型人物塑造的精妙。旧小说里的许多人物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412页。]他们“一个个栩栩有生气，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读〈红〉琐记》）[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6页。]“是活生生的行动中的人。”[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7页。]三是口语化。“旧小说里的名著，大都用的作者熟悉的一个地方的人民的口头语。”（《读书札记》）[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412页。]四是场面描写“紧凑、热闹、矛盾错综、松紧有致、波澜壮阔”。[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
周立波将研究的收获化为营养，取其所长，去其不足，成功地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如《山乡巨变》几乎每一个章节都集中描写一两个人物，“有某些外国古典作品之细致而去其繁冗，有某些中国古典作品之简练，而去其粗疏，结合两者之所长，而发挥了新的创造。”[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还牵涉到语言问题。周立波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首先要读起来叫人听得懂，还要准确、鲜明、简练和生动。为要这样，采用群众的口语是很要紧的。”[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因为“人民的语言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比方农民用“红得像颗刺梅果”来形容红色，用“针尖对麦芒”来描写斗嘴的双方都很尖锐的情形，用“一儿一女一枝花，多儿多女是冤家”来说儿女多了是够麻烦的事，一儿一女最好、最幸福。这样的话，叫人听了印象很深，而且好久还记得。[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这就是人民的活的语言，带着新鲜的田园风味。[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使用群众语言，牵涉到方言问题。方言土语是千百年来一个地方的广大群众创造的结晶，不应尽弃，但也难全采用。……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来一个批判地摄取”。[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
在创作中如何使用方言土语呢？周立波的观点是：首先，继续使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的方言，继续使用地方性的土语。”要是不采用生动活泼的、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的地方性的土语，“我们的创作就不会精彩，而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或是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筋。”[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1页。]其次，提炼增删。“使用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要经过提炼。”[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2页。]方言土语要用在人物对话中，书中人物是哪里人，就用哪里的话，而尽量不用在叙事里，这样才能够传神。第三，使读者能懂。为使读者能懂，可采用三种办法：“一是节约使用过于冷僻的字眼；二是必须使用估计读者不懂的字眼时，就加注解；三是反复使用，使得读者一回生，二回熟，见面几次，就理解了。”周立波在《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中都成功运用了方言土语，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不仅使作品更加生动、乡土化，符合群众的口味，而且人物语言更加个性化，人物形象更为鲜明独特，从而实现了其关于文艺民族化群众化的理论目标，形成了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