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一、浪漫主义在中国的遭遇革命与浪漫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是伴随着革命浪潮而诞生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革命可以说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温床。20世纪初，西方的浪漫主义传入中国，正是中国的革命精神笼罩大地的时刻，它决定了中国的浪漫主义从诞生之际就与革命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浪漫主义发端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与启蒙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年在西方新思潮的感召下，最先觉醒的年轻人决心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新的中国。革命者从本质上说是浪漫的。尽管当时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人们普遍感到了现实的无望，但能够站出来反叛传统开创新路的往往是胸中荡漾着浪漫情怀的人。革命也需要借助浪漫主义的主观激情和对理想的讴歌来壮行。因此，中国的浪漫主义是属于革命者和革命运动的。只要回顾一下“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那些新文学的开拓者和活跃的作家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热情鼓吹者，他们的作品也无不充溢着浪漫的精神。鲁迅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被认为是最早引进西方浪漫主义概念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张扬浪漫主义“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他将浪漫主义文学归纳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一直坚持写实主义的茅盾也说：“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之所以力推浪漫主义，就在于他们是自觉地以文学作为启蒙的武器的，而启蒙就是中国近代的一场最伟大的思想革命，于是就有了“革命是最大的罗曼谛克”的说法（蒋光慈语），就有了“革命加爱情”的创作模式。但是，尽管浪漫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恣肆汪洋的想象和激情，开启了美妙的意境，它的遭遇却一点也不美妙。当革命运动在中国广泛掀起来后，浪漫主义就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否定，高歌浪漫《女神》的郭沫若甚至将浪漫主义宣判为“反革命的文学”。在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二三十年代流行文坛的“革命加爱情”的浪漫主义创作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贬斥。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革命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不可能维持长久。因为革命可以在激情中爆发，但革命的持续必须面对现实的残酷性，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应对各种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后，革命组织内部需要严格的纪律来维持，无法容忍浪漫主义的自由激情和个性表现。不过我们会问，如果革命运动不能容忍浪漫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同样也要遭至攻击呢？这是因为中国新文学是被革命者当作启蒙的武器来使用的，他们担心浪漫的文学会涣散人民的斗志。当革命明确拒绝了浪漫主义之后，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也许只能在边远的田园山水中找到一处栖息之地，所以当年沈从文自称是“最后的浪漫派”。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理解了浪漫主义大师席勒这段话的含义：“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参与政治，最终会发现只有美学才能解决问题，经由美，人才能达到自由。”
但是既然革命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与浪漫主义精神相一致的，那么，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就不会放弃浪漫主义。同样的道理，只要革命文学还存在，浪漫主义精神就不会在文学中消亡。因此在革命文学的语境中始终有一个浪漫主义在流浪。哪怕是政治干预文学最为恶劣的时期，浪漫主义仍能获得与现实主义相提并论的待遇，而且也惟有浪漫主义才能够获得这种待遇。新中国成立后不多久，就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主张，似乎给了浪漫主义应有的名分。而且事实上每当社会上革命精神特别活跃的时候，浪漫主义就会在文学中放出异彩。比如新中国标志着革命的胜利，而革命的胜利更激发起革命者的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与一个新政权诞生所带来的朝气融为一体，它典型地体现在胡风为新中国所写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之中。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文学新人以及充满青春朝气的文学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等，新中国的朝气让年轻人的青春火焰燃烧得更欢实，更浪漫主义。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也就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试图为浪漫主义安妥一个合法的位置。但是，在那个政治过度干预文学的时代，一个策略化的理论并不能成为浪漫主义的保护伞。相反，浪漫主义常常被当成了文学与政治斗争的替罪羊。有人把浮夸、虚假都归结到浪漫主义，甚至“文革”期间泛滥的“三突出”、“高大全”也被认为与提倡浪漫主义有关。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一些人在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观以及十七年的极左文艺路线时也把浪漫主义捎带上了，比方有的论者在分析“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恶劣影响时说：“由于这种创作方法一提出就是针对着现实主义的（当时误认为是针对修正主义），又因为它被认定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带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提倡的结果，就是现实主义进一步被贬抑，被放逐，被摧残，而浅薄的、浮夸的、虚伪的‘浪漫主义’则大发展起来。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终至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作品被摧残殆尽。”[刘光：《“两结合”创作方法与“左”倾思潮》，《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5期。]有人干脆断言浪漫主义是“对客观运动法则的歪曲”，“损害了艺术的真实性，亦即削减了艺术性”[何满子：《论浪漫主义》，《文汇报》1983年4月5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四十年里，革命者的浪漫主义很难在文学中理直气壮地发展，它只是若隐若现地存在于一些作家的作品中。
回顾浪漫主义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遭遇，可以看出，与革命成为孪生兄弟的浪漫主义，为点燃革命之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革命文学形成一定的阵势之后，却对浪漫主义的破坏力充满了担心。它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其一，真正的、张扬主观精神的浪漫主义被以各种名义遭到了批判和否定，其中最普遍的罪名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其二，则是制造出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一种没有作家主体位置的、掩盖现实矛盾的、空洞的理想内涵的浪漫主义。事实上，这种虚假的浪漫主义是与浪漫主义精神本质相去甚远的。但当我们了解到浪漫主义长期以来所处的被压抑的处境时，就会明白，为什么自现代文学以来，作家们在表达内心的浪漫主义精神时是那么的艰难，这也带来了当代文学表现浪漫主义的种种特别的景象。周立波就是典型的一例。
二、周立波的浪漫主义气质及其被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