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执廷/广东省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著名作家
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无论是在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还是在艺术水准和风格特色上面都颇受好评。几十年来，关于《山乡巨变》的评论或研究已蔚为大观，在多种或宏观或微观或比较的研究视角支配下，对《山乡巨变》的挖掘几乎已臻穷尽地步。但笔者在细读作品之后却又有了新的发现，认为多种证据表明小说中蕴含着儒家政治思想的因子，这种因子表现在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的言行举止诸方面。同时，笔者也认为以儒家政治思想来解读《山乡巨变》会是一个全新而且站得住脚的研究视角。这种视角在周立波研究之中还具有开创性质，极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来辩难或支持，以推动研究的深入。
一、《山乡巨变》中的儒者形象
儒家重道德伦理，视之为立身做人之本。《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山乡巨变》中的主人公，乡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李月辉就是这样一个修身极好的人。他“脾气蛮好，容易打商量”（上部第一章）；“不急不缓，气性和平”；“没得架子，也不骂人”；“随便什么惹人生气的事，要叫李主席发个脾气，讲句重话，是不容易的。乡里的人送了他一个小名：‘婆婆子’。有些调皮的青年，还当面叫他。他听了也不生气。”（上部第二章）与之相反，他的妻子却是一个“油煎火辣的性子，嘴又不让人，顶爱吵场合，也爱发瓮肚子气”。但是他俩结婚以来十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当妻子对他发脾气时，他的“老主意是由她发一阵，自己一声都不做”。他的伯父常常骂他没火性，不像一个男人，也不能惹他生气。“人们都说，跟李主席是哪一个都吵不起来的。”从这些描述不难想象出这个人修身功夫之深。
儒家不仅讲“修身”，更是强调“仁爱”。仁爱首先表现为“亲亲”，亲近自己的亲人，“孝”就是其根本。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孔子主张即使是父母有过，孝子也要恭顺服从：“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山乡巨变》里的支书李月辉就是这样一个“孝”而“不怨”的典型。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伯父勉强将他收养，叫他去给人家看牛，待侄儿成家后即分了家，后来看到侄儿做了干部有了出息，又“傍起拢来”。对待这个恩义极少的伯父，李月辉却全心全意地供养着。这个伯父自己品行不佳（“是一个赌痞”），却看不起侄儿，经常骂其无用。他还是个犟脾气，经常跟侄媳妇吵场合，吵得屋里神鬼都不安。但即使伯父骂出“没得用的死家伙”、“没大没细的畜生”这样难听的话，李月辉也不生气。对待这么个势利而又讨厌的伯父，他奉养如一，且处处忍让、牵就，确实是儒家“孝道”的体现。
儒家“仁爱”思想强调推己及人，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恻隐之心，仁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等主张。李月辉明显也有这种仁爱精神。他明知单干户王菊生是违法砍树，按理按法公家都可以没收甚至罚款，但他还是宽仁待人，只提出由公社出钱购买盗砍的木柴；而王菊生害怕拿不到现钱，得寸进尺地要求自己去卖柴换钱。“听他（王菊生）这样低声下气，话很恳切，又看见他的夹着烟卷的右手的个个指甲缝里塞满了墨黑的泥巴，李月辉心里活动了。”他想到，王菊生虽然是单干户，是合作化的对手，但也是“一个辛苦勤快的劳动者”，于是同意了王菊生的请求。对农民的这种体恤，显然是以“恻隐之心”为底蕴的。在如何处理党员谢庆元自杀的问题上，李月辉也坚持了其一贯的“仁爱”立场。区委书记朱明一听到谢庆元自杀就很生气，在电话里严厉指出：“这是叛党的行为，就是死了，也是个叛徒，要开除党籍。何况没有死。”李月辉则向上级争辩说：“我看这事主要地要抓紧思想教育，组织处理倒可以慢点。”这一不同意见惹火了朱明，威胁要亲自去处理。李月辉“连忙”答应由自己去处理，动身之前他还预先“要想一想……应该说些什么？如何措辞？”其目的都是为了爱护同志。结果，他在找谢庆元谈话时异常温和，用心开导而不是一味批评指责。朱明与李月辉，这两个党政干部对同志的不同处理态度鲜明地显示了有无儒家“仁爱”精神的区别。
农业合作社社长刘雨生也是一个有儒者气质的人物。他还是互助组组长之时就被群众评为“是一个好角色，放得让，吃得亏”（上部第一章）。“他为人和穆，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上部第五章），正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谓之仁”型的人物。当上社长后的他处处遭到副手谢庆元的挑战，他则处处忍让，还以德报怨，帮助谢庆元解决粮食困难。当谢庆元以“天天有人送烘腊”来污蔑他的生活条件之时，明显已经受伤的他，“心里未免有一点动火，但他有涵养，能控制，火气并不完全流露在外边”（下部第二章）。他发动社员帮助单干户王菊生抢收抢种，后者私下送他一对猪腰子和一条猪舌头表示感谢，被他坚决拒收。王菊生只好拐弯抹角地通过他的未婚妻盛佳秀送出礼品。刘雨生知道后连连说：“这真不好。……你为么子要收人家的东西？这太不好了。”“社员听到了，会讲话的。”当盛佳秀说社员不会晓得时，他却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下部第二十章）儒家谈修身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说，“格物致知”实即如孟子的“寡欲养心”、“收放心”、“致良知”，亦即宋儒的“去人欲，存天理”[王应常：《儒家“修齐治平”学说的古今意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儒家以“慎独”为修身的最高境界，《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即无他人在身旁时，也要自我警醒，不背着人作坏事。刘雨生这个人物是颇有点“慎独”的精神的。在他身上还可发现儒家的“恕道”。“恕”即“如心”，将心比心，所以儒家“恕道”重在“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事事为他人着想，不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当单干户王菊生的妻子和孩子都累病了，没有劳力收割庄稼，眼看着谷子要烂在田里的时候，刘雨生说服社员们进行援助。这种不计前嫌，帮助对手的做法正是儒家“仁”学和“恕”道的精彩体现。
李月辉、刘雨生身上的儒者气质都源于早年的儒家文化教育。刘雨生在解放前读过“两年私塾”（上部第五章），李月辉发蒙时在塾师李槐卿手里“读了两年老书”（上部第十章），读的都是些“子曰”、“诗云”（见下部第二十三章）。他们接受儒家教化并养成一定的儒者人格，一个重要的中介人物就是当地的儒家知识分子、塾师李槐卿。小说中多次提及李槐卿的儒家文化修养：当他来到乡政府递交入社申请书时口颂：“这才真是社会主义了。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的先人早就打算搞社会主义的。”当谢庆元服水莽藤自杀时，群众中有人说是碰到水莽藤鬼了，因为“水莽藤鬼，落水鬼，都要找到了替身，才好去投胎”。针对这种迷信说法，李槐卿说：“鬼是断然没有的。孔夫子从不讲鬼。”“‘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圣人没讲的，可见是没有的了。”（下部第十三章）谢庆元被救活后又遭到小孩子们的当面嘲笑，气得他扬起鞭子要打人，孩子们却与他纠缠不休。目睹此情景的李槐卿又叹声道：“圣人早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逮也。’你懂了吧？”（下部第十三章）这个开口闭口“孔夫子”、“孟子”、“圣人”的乡村塾师当然是李月辉等乡村人物接受儒家思想教化的得力蒙师和引路人，以至于他的学生刘雨生在看待社员吵着要吃肉的事情上也引用起了孔子的故事，说：“爱吃肉，也不能算是大缺点。积古以来，就是圣人，也吃肉的。有天李槐老还告诉我说，孔夫子也爱吃肉呢，只是听人唱着歌，拉动胡琴子，就只顾尖起耳朵听，不想肉吃了。”（下部第十七章）李槐卿这样一个有知识、有操守和气节（小说中有相关事例的叙述）的儒者在乡间倍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老夫子一出现在会场，大家便“让开一条路”，“李主席看见他走进房间，连忙站起，和他招呼，又把自己坐的红漆高凳让出一截来，请他坐下。”所以外来者邓秀梅“看见这人和农民不同，李主席对他又这样恭敬，心里正在想：‘他是什么人？’”李主席好像猜到了邓秀梅心里的疑惑，连忙介绍：“他是我的发蒙的老师，李槐卿先生。”小说上部第九章的这处描写形象地显示了儒家知识分子在这个乡村的影响力。
其实，小说所描写的清溪乡整个就是一片曾被儒家文化浸润过的土地。不要说李月辉、刘雨生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即便是下放干部邓秀梅小时候也“读得一年老书”（上部第一章）。除了私塾教育，儒家文化的印迹在当地处处可寻。当地保留下来的一个家族祠堂，其建筑样式中就蕴含着儒家文化的印迹：“屋里，右首白粉墙壁上有两个斗大的楷书大字，一个是‘廉’，一个是‘节’。”（上部第三章）当地一个地主的座屋也是如此：“这所屋宇的大门的两边，还有两张耳门子，右边耳门的门楣上，题着‘竹苞’，左边门上是‘松茂’二字。”“麻石铺成的阶矶，整齐而平坦。阶矶的两端，通到两边的横屋，是两张一模一样的月洞门，左门楣上题着‘履中’，右门楣上写着‘蹈和’，都是毛笔书写的端端正正的楷书。”（上部第四章）“竹苞”、“松茂”指松竹繁茂，比喻家门兴盛，其出处是《诗经·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这足以表明小说中的清溪乡过去是个注重文化教育之地。而“履中”、“蹈和”正是儒家“中”、“和”思想的体现，《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乃天地安位，万物成长。”儒家这种“履中”的思想正是小说中人物李月辉奉行的人生哲学。他对邓秀梅说：“我只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上部第十章）“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思维方法论，也是儒家行为实践的最高依据。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孟子解释说：“不得中道而行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孟子·尽心》）所谓“中道”，朱熹的《四书集注》解释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李月辉信奉的正是这种“中道”，这是他不同于朱明、邓秀梅、陈大春等激进型乡村干部（狂），也不同于谢庆元这样的消极型（狷）乡村干部的一个基本特点。
显然，《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刘雨生这两个人物主要应该被视作是儒家型人物，而不能简单地视为民间本色型人物，他们与小说中大多数本色型的农民是不一样的，从精神境界、人格气质到行事作风都大不相同。《山乡巨变》中主要有三类人物：一种是陈先晋、亭面糊、王菊生、秋丝瓜等本色的“民间型”人物；一种是朱明、邓秀梅、陈大春、盛淑君等“政治型”人物，他们中许多也是从本色型农村人物中发展转化来的；第三种则是“儒家型”人物，人数虽少，重要程度却远远超过前两类人物。这种儒家型人物显然是作家周立波最为欣赏的一类人物，周立波最有可能将思想情感投射于这些人物身上。所以从他们身上最有可能窥测到作家周立波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的某些隐秘信息。比如李月辉关于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不能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视作是周立波的思想的反映。
《山乡巨变》与儒家“德治”“仁政”思想
儒家不仅视道德伦理为立身之本，更视之为治国之要。《中庸》里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强调的是为政之人的德行与修养问题。李月辉、刘雨生这样具有较高德行的人物正是儒家理想的为政者。比如李月辉，因为待人和善、诚恳，所以极受乡民尊敬和信赖，在小说的第二章，竹木山林要归公的谣言传遍全乡，盛淑君却不相信，因为：“李主席没讲过的话，我通通不信。”可见，他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又比如刘雨生，“他为人和穆，本真，心地纯良，又吃得亏，村里的人，全都拥护他。”他为了办社荒废了自家的家业，还导致家庭破裂，后来为了解决社里农忙时节社员想吃肉的要求，又动员未婚妻献出了原打算办婚礼时用的肥猪。这都是舍己为公的“吃亏”之举，但也因此得到群众普遍爱戴。即使是嫉妒他的副社长谢庆元也对他表示佩服：“对刘雨生的田里功夫，谢庆元没看在眼里，但他的一心为社，对别人充分关心的这点，使他折服了。”（下部第二章）由于清溪乡的主要领导干部李月辉、刘雨生都具有儒家道德人格，这就让他们在当地实施的乡村管理行为具有了类似于儒家倡导的“德治”、“仁政”的效果。
孔子继承并发挥西周初期“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倡导德治。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修己以治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孔子还形象地描绘了德政的效果：“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刘雨生之受群众信赖和爱戴，正是这种效果的反映。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远胜于“为政以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假如统治者真的以德治天下，那便会海内平安、人民餍足，也就用不着什么严刑峻法了。孟子后来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上述思想，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山乡巨变》中，王菊生在乡政府宣布封山育林后还盗伐木材，李月辉对此本应（可以）处之以“刑”，但他偏偏处之以“德”，未对王菊生施加任何处罚。这让王菊生心怀感激。在处理党员干部谢庆元违纪、自杀等错误的问题上，上级领导朱明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力主用“刑”，将其开除出党，而李月辉则顶住压力，用批评教育代替了开除。这都是明显的“德治”行为。孔子主张为政者应以身作则，以德服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在《山乡巨变》中，李月辉、刘雨生都属于这样的为政者，而副社长谢庆元则是个失败的为政者，他败就败在“其身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