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立波1942年之后的短篇小说中，“欧化”倾向越来越淡薄，民族化特色越来越浓郁。但现代小说的余脉依然不绝如缕。当然这种现代味只是比较主流现实主义小说而言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家主体的个人性。主流小说中的作家主体，往往代表的是某个阶级、某种理念。作家自己是隐蔽的、或者无个性的。而周立波的短篇小说中，始终有一位个性鲜明的作家主体。不管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无论是下乡干部、亦或新闻记者，主宰叙述的都是那位可亲可敬的作家。譬如《山那面人家》中，写山村简朴、隆重的婚礼，可谓细腻入微、原汁原味。而作家“我”的那种淡雅、幽默、优美的叙述风格，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譬如《参军这一天》用的是第三人称，作品开篇就写即将参军离家的林桂生，“在家最后停留的这时刻，凝神注视门外的菜地、水田、草垛和茅屋”，那种感伤、留恋、慌乱的内心感情，分明夹杂着作家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情而真诚的作家形象。既是一个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文雅、可亲的大作家，这就是周立波定格在小说中的形象。创作主体的这种个性和品格，保证了他的小说的个人风格和艺术魅力。二是叙事格调的抒情性。“十七年”文学中的短篇小说，总体上灌注着一种斗争哲学、阳刚之气。而周立波却秉承了“五四”小说和西方文学中的抒情传统，在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过程中，化入了作家的情感、想象和理想，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诗意特征。譬如早期的《牛》，写农民们围观母牛生小牛的情景，把母牛的痛苦分娩、小牛在娘肚子里的挣扎，都拟人化了，写得幽默风趣、想象奇妙，抒发了作家一种纯真、欢乐的情感。譬如中期的《“割麦插禾”》，写两个孩子看着俗名叫“割麦插禾”的鸟儿的飞翔、啼叫，引发了他们对遥远的北京城、天安门、毛主席的浪漫想象、美好憧憬，精短的篇幅中蕴涵着浓浓的抒情味。三是艺术结构的开放性。比之传统小说，现代小说一个显著的变革是结构形式。因周立波谙熟现代小说艺术，因此在结构创造上总是不拘一格，形成了多姿多态的结构样式，这一点留在后面展开论述。
在五、六十年代的众多作家中，周立波可以说是一位“先锋派”。他汲纳现代小说的某些创作观念和方法，拓宽了他的民族化创作道路。但他的借鉴又是有限的、谨慎的、被抑制的。这是政治和时代给他造成的局限。以他的修养和才华，他的融合本应达到更高的层面。譬如现代小说对社会、人生的深思，在塑造人物上的理念和方法。周立波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但并没有进入他的创作实践。譬如对现代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等诸多创作流派和方法，他则认为是形式主义的，采取了排斥态度，致使他的短篇小说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还显得不够丰富、多样、有力。
立足民族文学、地域文化之根基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就是实现民族化，所谓建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毛泽东在1956年更明确地强调：“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尽管在促进文学的民族化中，削弱、排斥了对西方文学乃至“五四”文学的继承，但实现文学的民族化依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果说赵树理在创作中体现民族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周立波的探索就会曲折、困难得多。因为他是来自亭子间的作家，是从西方文学和“五四”文学起步的。但周立波是一个一生追求进步、与时代同行的作家。他认真地改造自己，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间艺术，研究湖湘地域文化，终于开辟出一条以民族风格、地域特色为主体兼蓄西方文学精华的创作路子。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清晰地留下了探索的脚印。正如黄秋耘1961年所评价的：“周立波同志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自己‘选读中国的东西太少了，这是偏向’。有鉴于此，他近年来颇致力于钻研中国古典作品，认真学习这些作品的优点而不受它们的局限，把这些优点和他从外国名著中所吸收到的长处糅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逐渐形成一种更加圆熟、更加凝练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2月号。]
对中国古典文学，周立波并不陌生。他在上小学和中学时，就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古典名著，还读过《说岳全传》《粉妆楼》《蝴蝶媒》等通俗小说。五、六十年代他再次细读、研究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并发表有读书札记和评论文章。他在《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就指示了我们，对于外国作品和古典作品，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看一家模仿一家，达不到民族化的目的，也创作不出独创的风格。在艺术领域，破除迷信，极为重要。”（[周立波：《关于民族化和群众化》，《人民文学》1961年11月号。]
小说体现民族化特色，牵扯到内容和写法等诸多方面。从具体创作看，周立波从古典小说中摸索出一些基本规律，他说：“中国旧小说的优点之一是故事完整，很少静止的描写，较多行动的叙述。故事是人物的行动的连续，从故事里可以显示人物的性格和品德。[周立波《读书札记》，《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他还总结了章回小说所以吸引人的三个特征，“一是口语化”，“二是有人物”，“三是有故事”。[周立波《读书札记》，《周立波选集》（第六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页。]这就是说，要加强小说的民族化特色，一定要处理好故事、人物、语言三大问题。理论上的自觉，使周立波短篇小说的民族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譬如《懒蛋牌子》，就是一篇颇有古典小说韵味的作品。写东北某屯子里的儿童团员，为了响应农会促进生产的号召，专门做了二十块懒蛋牌子，四处寻找偷懒的男女，用挂牌子的方式惩罚和敦促他们。事件本身就很有民间性、戏剧性。小说的结构也是连缀式的，全篇有一个故事贯穿，但人物却是陆续登场，一个连着一个，借鉴了《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法。读来生动幽默，引人入胜。周立波并不是一个擅长写故事的作家，为了强化小说的可读性，他甚至采用了一些传奇手法。譬如《扫盲志异》，写中学生教年轻媳妇识字，一句“你睡哪一头”的问话，引起了封建脑瓜的公爹何大爷的误会以至告官，弄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乡土生活表现得活灵活现。周立波在处理故事与人物的关系上可谓煞费苦心。譬如《湘江一夜》写八路军某部向南挺进，横渡湘江。战争的过程写得紧张激烈、严谨有序，主要人物司令员董千、侦察队长门虎、年轻参谋小张等都刻画得遒劲有力、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相得益彰，可以窥见作家对古典小说的结构和对西方小说笔调的借鉴。当然，中国传统小说在写法上也有缺陷，如不大注重环境、心理描写，不善于抒发作者的情感，周立波巧妙地运用西方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使创作缺陷得到了补救。
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学，是由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构成的。一定的地域环境及其文化，往往会孕育自己的文学流派。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西作家创造了质朴、厚重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培育了明丽、优美的“荷花淀派”。周立波所开创的具有湖湘地域特征的小说，则被称为“茶子花派”。茶子树是湖南常见的树种，冬天开花，花瓣洁白，清香扑鼻，有一种秀雅、醇厚、柔美的神韵，与周立波小说的风格暗暗吻合。正像有评论家总结的：“以周立波的故乡生活小说为代表的茶子花文学流派也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乡土文学，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进程。”[绍雄：《论周立波故乡生活小说的文学史地位》，《百年周立波》，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周立波从小生长在湖南益阳，读完了小学、中学，直到20岁才离开家乡。1955—1965年，他重回故乡益阳深入生活，并担任湖南文学界领导，长达十年之久。他是湖湘土地的儿子，在他身上就有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他的小说自然也会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