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看来，特定时代的要求，使林蓝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她对时代主题的把握与表现，也体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鲜明的个人风格。首先，对于新中国电影的政治导向，林蓝总能深刻领悟，且在剧本创作中，毫不迟疑，鲜明而正确地传达。与新中国多数电影人相比，林蓝经历了无产阶级文艺诞生且发展的整个历程，她在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剧本创作，是她延安时期小说创作的延续。而此时，以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电影人为主的新中国电影创作者，却是在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中，慢慢完成创作思想的转变和新的话语形式的学习。其次，林蓝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激情和明快乐观的创作风格，是其他电影，特别是在儿童题材电影中不多见的。《祖国的花朵》上映后，众多的评论认为该影片“真实地写出了生活在新中国儿童的骄傲，儿童的幸福、欢乐”。强烈感受到影片“自始至终充满了幸福和愉快的感情”[刘青霞著：《评儿童影片〈祖国的花朵〉》，《中国青年报》1955年5月28日。]。这种感情基调和影片风格，是林蓝看到新中国成立，激情满怀的生活态度的直接体现。这种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在当时“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电影创作风气中尤为醒目。
林蓝作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她在政治主题的表达之外，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较为独立的政治思考，拥有个人的创作风格。“十七年”电影后期，政治主题越来越成为电影创作的桎梏，林蓝在越来越严苛的政治环境中，依然能够避免概念化、程式化地表现政治斗争，使自己的作品保持较为独立的政治思考和艺术处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蓝的主要创作有《暴风骤雨》、《红军桥》和《宝衣》，这三部电影对政治题材的处理各有长处。《暴风骤雨》忠实地还原了原作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特别是农民群体形象。林蓝并没有单纯歌颂主要正面人物，她保留了思想稍微落后，但是人物形象比较鲜明的老孙头与白玉山等人，对于他们，林蓝并不进行直接批判，而是将他们放置在赵玉林、郭全海等主要正面人物队列中，让观众自发地对这两个人物进行评判。
更为难得的是，林蓝在处理政治斗争时，能够将政治斗争表现得合情合理，极具艺术感染力。与当时概念化、程式化的政治斗争表现相比，林蓝往往从“情”和“理”两个方面全面表达革命的必要性，这使她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感染力。林蓝在1984年完成了《童年泪》的创作，这部作品依然以阶级斗争和农民解放为主题，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这一作品在主题的处理上更加艺术化。在情节的处理上，加大了“情”的表达。林蓝作品中的“情”不仅包括阶级友情与阶级仇恨，更是包含了家族恩怨和个人情感的综合体。《童年泪》以李鸟一家三代被地主周大堂残酷压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李鸟在周大堂家饱受折磨为主线，将阶级斗争的主题变换为旧社会极具代表性的家庭悲剧，突出了李鸟的聪慧能干，也塑造了李鸟养父范有德善良坚强、隐忍倔强的形象和养母瞎姑知恩图报、温柔坚韧的性格。主题的置换使该部作品淡化了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具有了中国传统“苦情戏”的故事事节结构与情感模式。虽然在作品结尾，李鸟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这部作品通过曲折感人的故事情节，使李鸟从一个贫苦农民向一个自觉斗争的革命战士的转变过程变得合情合理。另外，该部剧本还塑造了周家众多长工、普通农民王奶奶、旅店小老板杨掌柜等诸多形象，这些饱受压迫的普通百姓的存在，使本剧具有了社会普泛意义的“压迫与被压迫”的人物关系，使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显得更有普遍意义。
综上，林蓝的电影剧本创作，既自觉且深入地切合了时代主题，富有激情地表现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作为一个优秀的文艺创作者，林蓝也以自己扎实的民间体验为创作素材，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力，使自己的作品同时具有情感的感染力、情节的吸引力与政治斗争的号召力，成为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电影的典范之作。
三、纪实风格与民间传说：创作风格的时代需要林蓝的电影剧本创作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纪实风格和虚构的民间故事风格。在林蓝的七部电影剧本中，《祖国的花朵》、《暴风骤雨》、《童年泪》和《赵小龙的故事》四部作品是纪实风格的作品，《宝衣》、《红军桥》、《神奇的谷种》三部作品所体现的是民间故事风格。
纵观林蓝的创作历程，她积极践行党的文艺方针，并以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素材，是她纪实风格的创作动因和源泉。
作为一个在延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林蓝的文艺创作与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积极践行党中央提出的人民艺术的发展方针。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针对文艺的纲领性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著：《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随后，大批延安文艺工作者奔赴全国各解放区，深入生活，有一部分也是以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身份深入解放区进行政策宣传和革命工作的指导。此时奔赴黑龙江省珠河县的周立波，就是以作家和元宝区区委委员的双重身份开展工作的。先行一步的林蓝此时与周立波会合，参加了清算反霸斗争和轰轰烈烈的东北土地改革运动。
根据东北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周立波创作了小说《暴风骤雨》，而林蓝此时也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她的小说风格与周立波的文学互相借鉴，风格基本一致，具有强烈的纪实风格。[周立波、林蓝之子周小仪教授在为《林蓝作品选集》作序时写道：“…《桂屯的沉默》的情节结构让人联想起《暴风骤雨》的某些章节。而据周立波晚年回忆，那篇入选中学课本的《分马》，也是根据林蓝当时的笔记创作而成。”——《林蓝作品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她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当时的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的真实历程，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她日后的电影剧本创作，1960年的电影剧本《暴风骤雨》，既是对周立波原著的改编，也是对林蓝自己对当年那段生活和自己创作风格的回顾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林蓝到达北京，成为一名人民电影的编剧。为了响应新中国积极开展儿童题材电影制作的电影规划，表现新时代儿童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品质的时代要求，林蓝接受了《祖国的花朵》的创作任务。这一剧本的创作方式，也在充分体验儿童生活，发掘新中国儿童新的思想品质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据林蓝回忆，从1952年的“六一”儿童节那天起，她便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深入生活。林蓝发现，新时期，孩子们已经形成了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和为人民服务、为他人服务的优良品质。她在积累大量写作素材、确定明确的写作目标后，才开始进行创作[林蓝著：《一份菲薄的礼物》，《大众电影》1955年第10期。]。
社会生活给了林蓝深厚的创作素材，政策指向和时代需求为林蓝指出了写作方向，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创作素材上进行理性概括和文学表达，是林蓝电影剧本创作的基本方式，也形成了她独特的纪实风格。除了《暴风骤雨》和《祖国的花朵》之外，林蓝的《童年泪》稍显特别。这是林蓝首次在文学作品中回望自己的故乡，在这个饱含思乡深情，出出显现出她的故乡生活体验的作品里，林蓝的创作，第一次将人情、亲情的主题放在了政治主题之前。鲜活的人物，极富河南地区生活气息的话语和风俗，还原了一个中国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村生活的原生态图景，我们从这部作品里，也能看到林蓝对于她所表现的现实生活倾注的一腔热情。所以，林蓝的纪实笔触，不是茅盾式的客观冷峻，而是带着女性特有的热情与细腻，正是这样的感情，使她的作品在客观还原真实之外，又有了独特的文学意义。
在林蓝的作品中，还有两部特别的作品——《宝衣》和《红军桥》，这两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与林蓝一贯的纪实风格创作不同，这两部作品具有某种民间文学的叙事品格，是虚构的“革命传说”。《宝衣》讲述了一个红军战士的血衣有起死回生的神奇功效，为保护红军伤员而被财主打成重伤的老奶奶穿了能够医治伤痛，暖人心肺，而压迫群众的财主穿了不能治病反而送命。《红军桥》根据湖南浏阳地区的革命传说改编，讲述了浏阳地区的土豪劣绅破坏河上的一座桥，红军来了后把桥修好，定名为“红军桥”，老百姓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利用这座桥，惩治了土豪劣绅和白军。这两个剧本非常短小，是林蓝“十七年”电影剧本创作的尾声。我们对两个剧本的解读，除了阶级斗争和表现农民智慧的主题之外，其情节的虚构性很值得思考。考虑到当时的电影创作普遍受到政治批判，连林蓝这样擅长写无产阶级斗争题材作品的作家，也不能例外。既然在主题方面已经无法做个人式的表达，林蓝只有在题材方面寻求艺术表现的空间。林蓝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环境中，跳出了纪实性风格的创作，根据五十年代末在湖南农村体验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创作了这两部民间故事式的“美术片”，这应是文艺战线愈演愈烈的政治批判运动中的无奈之举，其创作过程本就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利用美术片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和虚构的故事情节，实现了时代主题与艺术形式的“变通”，这也是林蓝在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创作策略。
周立波曾经有言，在月亮的旁边，林蓝这颗星星显得过于黯淡。由于林蓝的小说创作在风格和内容上与周立波有诸多相似，使人们对她较少关注。但是，林蓝的电影剧本创作，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和一个人民电影的优秀编剧的时代责任感和个人艺术创作特质。读她的作品，在政治语境已然不存在的今天，我们已然能有感受到一个艺术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和洋溢在她的作品中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昂扬的时代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