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忠雄/中共益阳市委副书记、益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盛夏的益阳，万木葱茏、芙蓉飘香。在这个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周立波研究与文化繁荣研讨会的隆重召开，这是我市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一件喜事、盛事，对我们进一步深化“三周”文化研究、传承周立波精神、塑造本土文化品牌、助推益阳建设文化强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我谨代表中共益阳市委、益阳市人民政府，向莅临本次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这篇历史文献提出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主张，不仅为当时的中国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文化救国的道路，而且至今还深刻影响着当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周立波同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同时也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文化理念的实践者、推动者、传播者。周立波的一生是为人民放歌、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走出益阳、走出湖南、走向世界的一生，是为中国农村巨变而贡献自己力量的一生。我们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选择在周立波同志的家乡，举办这样一个高层次、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更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有利于我们从周立波的文艺创作中汲取营养，从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讲话中汲取力量，根植人民的沃土，顺应时代的呼唤，在新时期新起点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湖南“四化两型”、益阳“后发赶超”汇聚强大动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我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外延式的扩张，还应该要有一种人的使命感的提升。否则这个城市只是一个外表的虚华，走入这个城市中，就会感觉到缺少一种文化的吸引，一种文化的引导和影响。益阳这些年一直在挖掘、整理和开发益阳文化，并从益阳文化中提升出一种城市精神。我们将其概括为8个字：崇文尚义、通达超越。其中“崇文”是摆在第一位的。我们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尊崇并传承益阳本土特色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打造益阳的文化特色。几年来，我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一批标志性文化工程相继落成，全市文化产业总产值由2005年的24.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0.4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由2005年的8.1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8.52亿元，均增加一倍多，尤其可喜的是，全市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谋发展、促赶超的氛围更加浓厚。当前，益阳正处于科学发展、后发赶超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省第十次党代会、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作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部署，我们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加快益阳文化发展，我们总的工作思路是：以中央、省委精神为指导，坚持文化与经济“两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手抓”、科技与创新“两驱动”、促进繁荣与加强管理“两结合”，全面实施“六个一”文化工程，即实施一批项目、发展一批产业、开展一批活动、培养一批人才、创作一批作品、推介一批典型，着力提升文化的引领力、服务力、竞争力和创新力，努力建设文化事业强、文化产业强、文化人才队伍强的文化强市，为奋力后发赶超、建设绿色益阳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1、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充分挖掘益阳本土文化资源。文化自信首先源于我们正确地对待自己的本土文化，也就是对自身地域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有应有的礼敬和自豪，对本土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前景有坚定执着的信念。益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奔流不息的资、澧、沅三水从境内流过，注洞庭，汇长江，归大海，纳三楚文化之精华，聚滨湖水乡之特色。所以，我以为，益阳文化的特色首先就在于益阳特殊的地理，使益阳正处于楚文化与湖湘文化的交汇点。据记载，益阳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秦朝开始的，至今已有2000余年，从文物考古的研究看，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益阳就有人类生产生活。战国时期，相传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栖身于桃江的凤凰山，桃江现还有天问台。相传屈原曾在此作《天问》，这部四言诗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奇文，170多个诘问，体现了屈原对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一种探索精神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三国时期，益阳为兵家重地，至今还有许多流传民间的三国故事：诸葛井、马良湖、鲁肃堤、关公坳等等。唐朝宰相裴休被贬后曾在资江南岸茅庐讲学，为弟子释疑解惑，相传白鹿衔花听之（现有裴公亭）。与他同时代的诗僧齐己在栖霞寺作诗，相传有诗万余首。明代名臣郭都贤，23岁中进士，官至江西巡抚，尤善诗词书画。清代道光年间的陶澍，进士出身，道光帝亲赐“印心石屋”御笔，陶澍官至太子太保、两江总督，且作为清皇朝汉臣为官之最，对后来的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有重大影响。清末又有大书法家黄自元著《书法干架结构92法》，至今书法教学还用做基础教材。近代以来，益阳相继走出了三位大文人，这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著名作家周立波。周谷城一生以教书为业，晚年以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身份参政，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四”运动时期，周谷城思想活跃，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并受比他大5岁的早年同事毛润之的影响，投身大革命，在武汉负责全国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后来他埋头撰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成为史学大家。周扬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上世纪三十年代离开家乡到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后来参加并领导“左联”，为壮大“左联”队伍，繁荣左翼文艺创作，加速文学大众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到延安以后，翻译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编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周立波则被人称为“学者型战士”、“战士型作家”。三十年代初，他跟随周扬到上海，站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沿阵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到延安后以随军记者身份采访八路军高级将领，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新闻和报告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写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系列短片小说，并由此形成了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茶子花”文学流派。益阳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集大雅与大俗于一体，不仅名家大作迭出，民间文化、群众文化也十分活跃，享有“诗歌之乡”、“花鼓戏窝子”的美誉。这些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独具一格的文化资源，是益阳人民的宝贵财富，是支撑我们奋力后发赶超、建设绿色益阳的强大软实力。充分发掘这些资源，发挥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是当代益阳人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在这片丰厚的文化土壤上，我们将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不怕困难、迎接挑战，在市场经济的风雨洗礼中锻炼成长；同时抢抓机遇、奋发有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带领全市人民加快建设文化强市，大力提升益阳的凝聚力、和谐力、发展力，为加快后发赶超、建设绿色益阳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