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三阶段的改写还表现在有关农民新精英的叙述。据现有史料看，土改积极分子（尤其带头斗争之“穷头”）心态多比较纠结。尽管工作队遮掩我军惨败的消息，但真实信息还是不断传入。在此复杂形势下，坚定不移跟着党战斗到底者有之（如郭长兴等），中途弃去者亦有之，如赵玉林原型（亦名赵玉林）并未如小说所写“牺牲”掉，而是“落后了”，[李万生：《元宝人为暴风骤雨寻根认亲》，收《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第94页。]刘桂兰原型妇女主任刘淑贤也“中途脱离了革命队伍”。[李荣、李万生：《资料装走三麻袋》，收《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内部发行），第167页。]由此观之，未“脱离”者就真的坚定不移吗？细查当年土改文件，频频可见某种巨大的恐惧始终盘旋在积极分子们头上，如1946年12月松江省委在呈送中央的报告中说：
呼兰一个干部做梦，听到呼兰打电话说中央军到了哈尔滨，李主任跑了，醒来一身大汗，从此工作消极。石人区石人村武装队长在分地时，自己斗争积极尖锐，亲手打过不少斗争对象，形势紧张时，听老婆劝说即哭了一夜，思想起变化，第二天召集武装开会，自己讲：“咱们反正弄下锅了，挑出来就得卖，零卖堆头都得卖，假若中央军到了，我们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当胡子（据统计，呼兰有四十三个干部都做如此准备了）。[《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全省群众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土地改革运动》（内部发行）（上册），第143-144页。]
被“弄下锅了”！这些农民事到临头，好象恍然悟到自己被共产党撺怂、愚弄，深感后怕。若共产党兵败、工作队“跑路”，他们必然死无葬身之地。集体做“胡子”，是怎样无奈、苦涩的选择呵。遗憾的是，小说无任何此类恐惧，农民新精英们一路高歌前进。这种叙述，是对农民内在主体性的有意识“遗忘”。亦因此，亲历土改的评论家多对赵玉林等人物的“成长”表示怀疑，认为“（赵）似乎发展得太快，应该更富于曲折。”[《<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东北日报》1948年6月22日。]
三
何以会发生上述改写，笔者亦试作解释。原因或有二。最直接者，是周立波对乡村社会和农民心理了解的限度。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提出，乡村充满“隐藏的文本”（HiddenTranscripts），出于降低危险之考虑，底层政治逻辑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这要求写作者世故老练，能在不留痕迹处捕捉到其“痕迹”。而周立波善良、单纯，一心将农民想象为待“解放”的弱者，因而难以发现农民在“弱”之外的复杂性。故当年金人就中肯地指出：“赵树理的东西，就是中国农村本身，是从中国农村的泥土里生长起来的；而立波同志的这部作品，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写的农民。”[《<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东北日报》1948年6月22日。]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弱者的反抗”对于历史讲述的现实需要。其实，处于弱势地位的反抗群体若欲改变其不公正的命运，必须讲述其经过选择的特殊的自己的“历史”，以聚集相似人群，形成现实的斗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亦是如此。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思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等“少数社群”在争取自身合法权利时，都在开始从事一种初步的重建工作，希望能重建有关他们各自所属之特殊团体的“遗失的”（lost）历史事实，甚或被刻意压抑了的历史事实——这些过去一直是“隐藏的历史”（hiddenfromhistory），……社会中的每一群体都应该有其历史，借之作为建构自己认同的一种手段。[[英]理查德·艾文思：《捍卫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第210页。]
土改运动既是共产党精英改造中国的伟大计划，也是作为“弱者”的乡村农民反抗自身命运的群体行为。在土改前的中国乡村，地主精英垄断权力，也控制着乡村“故事”的流通。元宝镇被陈福廷一类统治人物盘剥、栽脏、摊派、强奸、贩卖甚至杀害的农民，即便有所怨恨，亦不敢在公众场合公开讲述。对此，小说有极真实的描写：每次在公开场合一讲及韩老六的问题，很多农民不但惮于发言，甚至当旁听者都不敢，不少人偷偷溜走。农民自身作为弱者的“历史”，遭到权力/暴力的禁止，而农民经由共同故事达成相互认同从而酝酿集体反抗之事，更无从谈起。共产党精英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工作队组织的诉苦/斗争会即在重建农民“被刻意压抑了的历史事实”。《暴风骤雨》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亦在重新召唤、改造那些“隐藏的历史”，藉之生产某种革命正义与新的国家认同。
《暴风骤雨》对元宝镇土改动员本事的改写，即遵循“弱者的反抗”的叙事逻辑，因此周立波对材料的处理就涉及到特定的话语运作，即是说，小说需用某种特定的方法讲述农民们被“遗失的”（lost）历史事实。此方法内在于新文学久已存在的“调节异质分布”（regulatethedistributionoftheheterogeneous）之叙事规则中。[李杨、白培德：《文化与文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4-76页。]该规则之要义，在于在叙述中小说须根据某种概念系统赋予个人或社会以抽象本质。若说五四文人藉以讲述的概念是黑格尔的抽象自由史观，那么革命文人援用的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内的阶级史观。用阶级之“大历史”讲述农民和村庄的过去，必意味着某些事实被凸显、某些事实将被“疏忽”或改造，直至最后被选择、改造过的“事实”恰恰能将地主/农民呈现为压迫/被压迫者，将村庄史呈现为阶级剥削史（农民苦难史）。从元宝镇的现实看，其历史实在是驳杂无序的，交叉、重叠着多重因果关系（阶级史为其一），很难简约为某种单线的因果关系。但共产党精英欲实现其改造国家的梦想，农民要挣脱其“弱者”之不幸命运，必须凸显“阶级”，而将其他因果关系“抹除”或改造。因而，在“阶级”的聚光灯下，小说逐渐剥离农民和地主原本所附着的宗族、地域等乡村概念，而使之进入各自的抽象位置，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格局。此即周立波改写元宝镇土改动员本事的主要原因。无疑，这种改写若能完成，“弱者”苦难史即会成为村庄的“共识”，即会展现“巨大的能量”，恰如郭于华所言，“对苦难的记录可以改写历史甚至重构历史，这是苦难的历史力量；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便不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社会的力量；去除了先赋性或宿命论的迷障，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会有颠覆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获得解放的力量。”[郭于华：《倾听无声者的声音》，《读书》2008年第6期。]
不过，《暴风骤雨》本事改写涉及的话语运作并非单向度的，它既强力剥离“隐藏的历史”中的本土话语，也有效地予以了利用。在工作队到达前，元宝镇事实上已被某些强有力的话语解释并维持了。这些话语要在两层：一，权力（暴力）至上主义，此为中国社会之“元规则”或硬规则。[在这方面，吴思先生有敏锐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见《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二，伦理互助原则，既包括纵向的存在于庇护者（地主）/支持者（农民）之间的“道义经济”，亦包括横向的以地域、宗族、会道门等为联系的互济互助，此为对暴力“元规则”起着缓释作用的“软规则”。工作队或小说面对乡村时，不但要面对其纷杂的事件，还须应对这双重本土话语。不过由于土改为实务而小说为文化想象，在工作队必须妥协之处，小说则可展开自由的翅膀。这是改写发生的空间。工作队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强力打击本土话语（如将“道义经济”完全论述为阶级剥削，将宗族、会道门等贬为封建“迷信”），另一方面又大量启用本土话语，如将地主描述为儒家伦理的敌人（如强暴妇女、欠下血债等），尤其是承认权力“元规则”，向农民许诺权力、鼓励农民使用暴力。这是“利用”还是屈服，边界实在是比较模糊的。因此，土改之后的乡村，是被革命辖制，还是部分村庄“强人”利用共产党完成了新一轮的权力角逐，其实难以判断。然而这是总政工作队乃至东北土改的普遍经验。但周立波介入土改后，对本土话语更多利用而少屈服。他也否定乡村“道义经济”，也利用儒家伦理将地主叙述为民间秩序之“敌人”，在小说中尤其如此。但小说到底不同：若说他在现实中偶而利用一下权力至上主义（如斗陈福廷时），在小说中则彻底拒绝了这一“元规则”。小说对土改本事的诸多改写与此有关，譬如隐去区中队，改换军事背景，如将斗争会完全写成农民的道德愤怒。这些改写，“洁化”了土改动员的史实，使“阶级”完全支配此一乡村志撰写，而乡村自身的逻辑则在其中破裂为难以辩识的“碎片”。
怎样评价《暴风骤雨》对土改动员本事的大幅改写与创造，是敏感话题。客观而言，这部小说的优秀体现于多个方面：北满语言，乡村风物，尤其对所谓“自然”状态下乡村苦难的惊人揭示，在新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之艺术价值。但它对于动员本事的改写，则充满吊诡。一方面，虽然改写乃文学虚构题中应有之义，但周立波将阶级“大历史”与乡村“隐藏的历史”之间复杂的相互妥协与利用，以“不透明”的叙述方式，大致处理为单向度的革命之于乡村的征服，亦使小说最后建构的“弱者的历史”虽然以乡村农民真实苦难史实为基础，但并未按照农民自身的逻辑走向未来，而是被纳入共产党精英所希望的国家图景之中。对此，卡布拉尔的一段话颇有借鉴的意义：“殖民主义者通常讲，是他们把我们带进了历史。今天我们要表明的是事情并非如此，是他们使我们离开了历史，我们的历史，让我们跟着他们，在他们的后面，走向他们的历史的前进方向。”[[英]RobertJ.C.Young：《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农民与共产党精英的关系，与此颇有仿佛。农民步入的是“他们的历史”，是精英希望的“前进方向”。而“我们的历史”、村庄真实的历史，则被作家打成了“碎片”。历史的“多重面孔”因而被高度“简约”，不免令人遗憾。但另一方面，这种对乡村自身历史“碎片化”、“不透明化”的处理方式，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又是弱者获取应当权益、国家走向现代的重要叙事助力。倘若历史真的完全按照乡村自身的逻辑自在地展开，那么正义将永远屈服于权力（暴力），苦难将永远循环下去而毫无改变的希望。故《暴风骤雨》所属的革命文化生产，又是现代中国的一种有效“疗救”手段。虽然其“疗救”的方法与效果在后世不断招致质疑，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毋宁是各种“坏方法”中比较不“坏”的一种。
第四十五章“亭子间”里隐藏的“信息密码”——周立波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社会学考察
岳凯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当代上海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上海是一个容易制造传奇的城市。上海有许多密码。如果说石库门弄堂是海派文化的图腾，那么亭子间就是上海人的灵魂，无数信息密码都藏在亭子间里。”[徐颖：《上海女作家寻找上海灵魂》，《.新闻晨报》2003年1月3日。]
作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20世纪30年代是周立波从事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黄金时代。仅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就有具有世界声誉的捷克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俄苏作家普希金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又名《复仇艳遇》）、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皮尔尼阿克的短篇小说《北极光》、顾米列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原名《狗胡同》），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驰名的跳蛙》、约翰·多斯·柏索的散文《西班牙游记》，爱尔兰詹姆斯·乔易斯的小说《寄宿舍》，巴西洛巴多的长篇小说《贵客》等，加上外国作家论文、书信、散文等的翻译，字数达31000余万[参见华济时：《论周立波的创作与外国文学》，《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而对歌德、左拉、普希金、托尔斯泰、马克·吐温、肖伯纳、巴比塞、罗曼·罗兰、詹姆斯·乔易斯、马查多、卡摩因西、沙德内丁·艾尼、披德罗沙、显克微支以及高尔基等诸多作家及作品进行译介的文字，也是数不胜数。
然而，周立波未曾留学域外，亦无很高学历，驻留“亭子间”前基本是在本土私塾周炳卿门下发蒙、益阳县立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稍远一点就是到省城长沙贡院坪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就读，而对外语可谓一窍不通。但是，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的周立波却创造出了如此引人注目的外国文学译介实绩。这是为什么？可以说，周立波外国文学译介成就的无数“信息密码”，就隐藏在上海这样太不起眼的“亭子间”里。
一
要破译这些密码，不妨先到周立波居住上海期间的亭子间去打量一番。
我们知道，在现代化都市的居住空间中，“亭子间”至今仍是上海石库门房子格局中居住条件最差、最不起眼的居住空间。它通常位居正间或厢房之后，通常夹在灶间之上、晒台之下，高度2米左右，面积6～7㎡，仿佛在一幢房子的缝隙里硬挤出来一块空间。它朝北背阴，冬冷夏热，原本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大量的亭子间可供租住，租赁费用相对低廉。据193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测查数据显示，亭子间的平均房租为3.91元。[罗苏文：《石库门：寻常人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9页。]事实上，周立波驻留上海期间就一直住在这样的“亭子间”里。
1928年2月，疑为“赤色分子”、险遭逮捕的周立波告别故乡，随同两年前认识的的本家堂叔周扬，初到上海时就与益阳籍的林伯森、林岳松、刘宜生等几位同乡一起住在北四川路德恩里的亭子间。1930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因“品行不良”为名被上海劳动大学开除学籍的周立波，虽一度返回湖南老家住了3个多月，但当年秋天即重返上海，仍然与周扬等合住在一起。1934年10月，因被囚禁而身心憔悴的周立波，在老家益阳修整短短2个月后，第三次来到了上海。虽然改住在法租界，但那也是一个亭子间：“楼房后面一间小小的房子，一床一桌一凳，再没有别的东西。屋角的地板上，堆着书和报纸杂志。三十年代他写的许多文艺论文，翻译的基希的报告文学，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都是在这样的屋子里搞出来的。”[艾芜：《回忆周立波同志》，《四川文学》1979年第11期。]。这是当时和后来与周立波交往均较密切的现代作家艾芜的深情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