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丧葬习俗方面。丧礼是儒家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严格规定的内容。汉匈长期交流中，由于受儒家文化和汉族社会习俗的影响，匈奴人在丧葬习俗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早期的匈奴墓可以没有“封树”，后期则不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受到汉文化封树、厚葬之风的浸染，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贵族不但有封树，而且有高大的陵园，对葬礼、陵园的规模也逐渐重视和讲究，到后来几乎和汉朝无异。
（4）匈奴文化对汉朝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汉文化在对匈奴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不断吸收利用着匈奴文化。尤其是西汉时期的骑兵建设和养马业，深受匈奴文化的影响。为了国防的需要，从西汉初年起，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匈奴，发展骑兵。
汉代骑兵的兵源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归降的匈奴人和其他骑马民族；另一部分主要来源于西北各边郡能骑善射的“良家子”，这些地区接近匈奴，颇受其影响。
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跪擎铜灯的铜俑，以及山东地区出土的以胡汉交战为题材的画像里的人物服饰来看，西汉时期内地的人们也对匈奴服装有较深入的了解。匈奴语言中的个别词，也被汉族借用，成为汉语最早的“外来语”，如“控弦”一词。
匈奴有一种被称为“胡茄”的吹奏乐器，东汉末到魏晋时也逐渐传入中原地区，有不少汉人喜欢它。匈奴还有一种娱乐形式“胡戏”，也跟随降汉的匈奴人传入中原。另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板、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也都竞相效仿，可见匈奴文化对当时东汉社会生活影响之一斑。
（二）汉王朝对文化优势的利用及其实效
匈奴社会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从汉匈对峙总的态势而论，西汉前期匈奴的优势主要在于骑兵的机动性，这是一种硬实力，即军事实力上的优势。而汉王朝在物资及生产技术等硬实力和精神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由于汉王朝初建，大乱后民间还需要休养生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尚未解决，汉王朝与夷、越的关系也未能理顺，汉王朝的综合国力未能有效整合和体现出来。加之此时汉朝未能找到克制匈奴的有效办法，故长期使用了羁縻之策，“约为兄弟”、和亲，以及每年的大量馈赠，以减少匈奴对边塞的压力。但是，汉王朝并未完全消极应对匈奴的压力，一方面积极寻找克制匈奴的有效办法， 另一方面利用与匈奴的频繁接触，充分发挥自身“软实力”的优势、对匈奴实施文化渗透。
早在西汉初期，刘敬就提出了以汉地的伦理道德改变匈奴旧有的礼俗，以期匈奴在生活上、伦理上均依从汉朝的习惯。汉使与中行说之间的争辩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汉王朝试图通过文化上的优势来影响和分化匈奴的意图是明显的。
西汉文帝在位时，贾谊提出用“三表”“五饵”来分化、汉化匈奴。所谓“三表”是向匈奴臣民宣传汉王朝的立信义、爱人之状、好人之技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匈奴民众中树立汉天子的仁德之君的形象，通过儒家的伦理教化，使匈奴人民向心来归；“五饵”运用盛服、丰食、声色、高堂府库和礼遇等五种匈奴社会难以企及的高水平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引诱匈奴部众离心离德，瓦解匈奴单于的统治，通过“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最终实现“引其心”，最终达到分化、汉化匈奴的目的。这实质上是利用文化优势对匈奴实施的文化渗透，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
“用夏变夷”思想最初是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孟子提出来的。
孔孟的这种思想就是对夷狄兼容并包，要用华夏文化去治理国家，去影响少数民族，最终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标。
汉政权凭借当时较为先进的封建礼义制度，通过盟誓和亲、朝贡册封、互市贸易、军事征讨等手段，恩威兼施，安抚与征讨交替使用，力争使匈奴族纳入自己政权的控制范围，使他们逐步接受汉文化，与汉族融为一体。事实上，汉政权对匈奴首领们封爵、赐官、赏物、联姻等一系列“用夏变夷”的政策和措施，对匈奴族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和吸引力，以至出现匈奴族不断“归化”“降附”“朝贡和献方物”的局面。
汉武帝即位以后，中原王朝内部整合已经完成，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为国家积累了巨额物质财富，王朝的综合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于是，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值得指出的是，汉王朝对匈奴在使用“硬实力”进行打击时，从未放弃过“软实力”的使用。在实践中，中原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着民族政策。对归服的匈奴贵族和民众实行优待政策，增强汉文化的吸引力。汉武帝针对匈奴的民族特点，设置属国以安置归附的匈奴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朝将归附的浑邪王部众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属国。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冬，将呼速累及左伊秩訾部众安置于西河、北地二属国。汉政府为了安置不断来附的匈奴民众，后又增设了张掖属国、金城属国等。这些属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部族组织，不交纳赋税，平时驻牧，战时打仗。遇有灾荒，汉朝廷赡其衣食，供给牛羊，给予物资接济。这促进了边地附汉匈奴族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增加了匈奴人与汉人的接触和交流，使他们逐渐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归，与汉王朝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关系，南匈奴民众也逐渐走上了与汉族融合的道路。
匈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匈奴贵族刘渊就是典型的例证。刘渊“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后来，刘渊“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这种长期居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生活经历，使刘渊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刘渊任北部都尉期间，“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有不至者。幽冀名儒，文人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完全一副深谙治道的汉族官僚士大夫的做派，就连晋朝反对重用刘渊的大臣也肯定元海（刘渊的字）之才，认为恐怕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人。
刘渊在建国思想上就带有明显的承继汉王朝的想法。他起事时对内称“兴邦复业”，对外则以汉室继承人自居，宣称我是汉朝王室的外甥，而且我们之间还有兄弟之约，兄亡弟继，难道不可以吗？在他称帝前这样宣言：帝王都是天生的吗，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只要有才德就行。并以刘备蜀中割据称帝的史实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刘渊是信奉华夏正统观的，也是站在继承中原统治的立场上讲的。
称帝后刘渊更是高举德统大旗，继承周秦以来的祭天传统，建太庙立神主，以汉族礼仪祭祖，全面复兴礼仪。永兴元年（304年）即汉王位时，追尊刘备之子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他无论是即王位还是皇位时都没有追尊自己的父祖，也没有祭祀匈奴的列祖列宗，甚至对一代雄主冒顿也没有任何尊礼，这种宁愿被骂为忘祖，也不自外于汉族皇朝的思想，是匈奴贵族长期受到汉文化熏染的结果。
刘渊的政治制度也基本上沿袭汉制。由此可见，无论刘渊的建国理念和仪文制度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所继承的不是匈奴的传统，而是汉族封建制度的传统。
应当看到，刘渊个人汉化程度很深，具有认同汉文化的强烈倾向，但匈奴贵族集团中仍有许多实力派人物并不具有与刘渊相同的人生经历，未必像刘渊那样强烈地认同汉文化。但是，从刘渊能够顺利进行宗汉立国而未见遭遇匈奴统治集团和匈奴部众强烈反对的事实来看，似乎可以证明匈奴统治集团和广大匈奴民众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已经相当深了。未经多久，在匈奴政权倾覆后，匈奴民众很快融入到汉民族之中，中国历史上再未见到有关匈奴活动的记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