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75公斤，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
1939年3月19日盗掘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中，挖掘者是当地农民吴希增。当时河南已处于日寇的占领之下，村民想将鼎卖给北平古董商萧寅卿，原本计划将鼎锯开，结果只成功锯下两只鼎耳。为了避免日寇搜剿出这个出土大鼎，于是吴将鼎再次埋入地下，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又重新掘出。司母戊鼎后被运往南京，作为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礼物。1949年，人民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被弃置在那里的司母戊大方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当时司母戊鼎的一只鼎腿上有武官村村民锯鼎未果而留下的痕迹，被锯下的鼎耳经过多年战乱也只找回了一只。南京博物院委派潘承琳将司母戊鼎腿上的锯痕填满，又根据残存的鼎耳仿造了一只假耳朵，将丢失的耳朵修复“还原”。1959年，配好了假耳朵的司母戊鼎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的四个柱足是中空的。整个鼎的鼎耳事先铸好后嵌入鼎范（即用来铸鼎的模子），再一次浇铸制成鼎身鼎腿。司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该鼎在商代晚期的铸造难度是惊人的，这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1976年安阳殷墟商代妇好墓发现“司母辛”铭文铜鼎，可以与“司母戊”铭文相印证。
撇开假耳朵的遗憾不谈，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最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是鼎中之王，是传国重器。
（二）毛公鼎
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净重34.705公斤，器型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文物界公认此物系西周晚期宣王（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1年）时的一件重器，因其鼎腹内铸有32行497字关于“册命”毛公 的铭文，故名“毛公鼎”。器身上铭文是现存最长的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册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此鼎记载此事。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器物，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即是说此。此外，毛公鼎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毛公鼎一出土便受到藏家的珍爱。1852年，清朝翰林院编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从一户姓苏的人家买到毛公鼎，对其呵护有加。随着清王朝的没落，毛公鼎被抵押在俄国人于天津开办的华俄道胜银行。1920年，美、日列强商贾都垂涎毛公鼎，欲出巨款秘购。消息被时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得知，叶恭绰迅速筹资3万元，将鼎从道胜银行赎获。事后，叶恭绰将毛公鼎秘藏于上海的寓所“懿园”。抗战爆发后，苏皖一带很快就被日本人占领。随即日本宪兵队到处搜寻毛公鼎的下落。为防止国宝落入日寇之手，住在香港的叶恭绰委托友人设法仿造了一只铜鼎，交到日本宪兵队。而真正的毛公鼎则偷运出上海，秘密带往香港。后来，上海富商陈咏仁以300两黄金买下宝鼎，并同意叶恭绰的约法三章，承诺抗战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1946年，宝鼎被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曾侯乙编钟
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精美华丽、场面壮观、独步古今的编钟，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古代编钟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音律最全、音域最广的乐器，是我们认识西周乐悬制度最为重要的实物。其中最大的编钟通高153.4厘米，最小的编钟通高 20.4厘米，总共有65枚。经过测试，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都很齐全，甚至可以演奏西方十二声乐律的乐曲。曾侯钟水平截面为椭圆形，在每个钟的正鼓位和侧鼓位可以分别敲出具有三度差别的两个音，即同一个钟可以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这就是过去不为人知的“双音钟”。曾侯钟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中国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七声音阶，有了完善的绝对音高的概念，有旋宫转调的能力，这些从世界音乐史、世界数学史、世界科技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都是最高级别的震撼。
后人对古代巴比伦文明的评价一直是“有音乐、有数学”，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国的水平如此高超的青铜编钟，不得不对公元前5世纪中国所达到的文明高度进行全新的评价与考量。
（四）春秋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铜器的一件代表作，本为一对。此壶形体巨大，堪称壶中之王。通高118厘米，重64.28公斤，1923年于河南新郑出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馆。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造型，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颈两侧用回首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这些蟠螭纹相互缠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的一只立鹤。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表现出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郭沫若先生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上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郭沫若先生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可以看出，他这里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归纳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之总体风格与趋向。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也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