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翁公的幼年
乐翁公（松平定信）生平的事迹在社会上已经广为流传了，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用多说。我只是根据他自己所说的，还有松平家族流传的《拨云笔录》里记载的，来看一下他幼年时的生活，再从侧面分析一下造成他独特人格和精神的原因，据他说：
“在我六岁的那年得了一场大病，所有的名医和大师甚至连高岛朔庵法眼都表示无能为力。那时我特别想活下去，没想到，挨到了九月份的时候竟然不药而愈了。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孝经》，学习日文字母了。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称赞我聪明，有才，对此我一直深表怀疑。
他认为别人之所以会说他有才，说他聪明，那都是人家在奉承他。
接下来他还说了一段往事：
“再后来，我开始接触《大学》，老师怎么教我都记不住。反省之后我才知道，别人说我的记忆力好，说我聪明有才华那都是对我的阿谀奉承。其实我的天资很愚钝，记忆力也很一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只有九岁。现在想想，小的时候老是被别人的夸奖所蒙蔽，对今后的成长真的很不好。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有了一个很高大的志向。
我雄心勃勃地想在整个日本，甚至在中国扬名立万，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大人物。志向太大了，有时候也是一种愚蠢的表现。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想名扬四海的人，必须很早就为自己定下远大的目标，并且付诸努力。虽然他立下了大志，但是他却谦逊地把这看成是愚蠢的表现。他还说：
“那个时候起，我经常会应别人的邀请，去为他们题字。自从我知道了那些找我要字的人大多是奉承巴结我的，我就再也没有心思去写那种东西了。
无独有偶，我的情形也和他差不多。时常会有人前来向我讨要字画，或是请我去为他们题字。或许这就跟乐翁公说的一样吧，那些人只不过是为了阿谀奉承我而已。
在后面他还说了：
“我十二岁那年喜欢上了写作，并且开始了通俗类书籍的收集工作。并且在读过的书里面尝试做注解，其中《大学》这本书我还特意写过批注，传授别人为人处世的方法。可是这种书一般没有人愿意去读，所以我也就半途而废费了。
乐翁公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书了，可是他等到涉及专业知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多都不太专业。想到参照失实的书籍有可能会误人子弟，于是他就停下了创作。他在后文又接着说：
“现在想想，还好当初没有去搜集真西山的《<大学>衍义》。在那个时候起，我就已经开始尝试写诗了，虽然文采不怎样，没有韵律。
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可以指点我，于是我就自己去读，后来就丢到一边去了。在一次偶然的就会，去铃鹿山郊游时，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我就有感而发：
铃鹿之旅投宿远，依旧眷恋花丛中。
这是我十一岁那年的作品。
可想而知，一个十一岁就能作诗的孩子，在当时的文坛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十二岁那年，我发表了一篇名叫《自教鉴》的文章。并且请到了大塚先生帮我修改，他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他给我的文章的批注我至今还记得，我记得当时是明和五年写的。后来我把它给父亲看后，他非常高兴，立刻就送给了我一套《史记》，这份礼物到现在我还留着。那个时候的我是刚刚开始写诗的，根本不懂平仄押韵的手法，因此也很难拿出来见人。
《雨后》诗文如下：
虹晴清夕气，雨歇散秋阴。
流水琴事响，远山黛色深。
《七夕》诗文如下：
七夕云雾散，织女汲银河。
秋风鹊桥上，今梦莫畅波。
这些诗是经过众多很多老师们修改过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乐翁公从小就是一个多才多艺，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从他的藏书里可以找到那本《自教鉴》，过去我还读过这本书，这是教育别人同时告诫自己修身养性的书，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是很耐读。乐翁公是一个生性温和的人，他非常担心老中、田沼、玄蕃头的统治。因为他认为，他们的统治集团会毁掉德川幕府。所以他打算只身一人行刺田沼，这些事在《自教鉴》里都有记载。通过这件事，我认为乐翁公是一个非常善良，有长远见识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脾气暴躁，容易冲动的人，他还有一段因为发脾气被手下劝谏的故事：
“明和八年，那年我十四岁，就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脾气变得非常地暴躁。对一点点小事也会大发雷霆，或者是没完没了地动怒，身边的人都对我表示难以忍受。大塚孝绰尤经常会来劝告我，还有水野为长也是这样。他们总是会把我不好的言行都提出来，虽然我很感动，还是没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后来，他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在我的房间里挂了一幅姜太公钓鱼的画，我每次发怒的时候只要看一眼这张画，就会慢慢地想到自己要克制，沉下心。虽然非常难控制，后来居然奇迹般地一天也不发火了。直到我十八岁之后，这种怪脾气就慢慢地改掉了，这都是周围人劝谏的结果。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乐翁公虽然是一个天才，但他的感情个性太过强烈。然而坚定自身的信念去修身养性，才是他形成独特人格的关键。
评价人的标准是什么
人们常说，人类是万物的灵长。既然都同为灵长，那么人与人也就不会存在太大的差异了。可事实上呢？这世界上的人这么多，每一个人都大不一样，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光是在我的交际圈里面，有尊贵的王公贵人，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差距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就连一个小山村，一个小乡镇也有明显的区别，那更别说一州一县了。
再谈到一国的区别，那悬殊就更大了。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智愚尊卑的区别的话，再想要把人按这种标准区分开也是很难的，更何况要提出这样一个明确的标准呢？
就算我们承认人类是动物中的灵长，其间自然也会有优劣之分。我们从“盖棺定论”的古话里就能看出来，这个明确的标准是存在的。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很有道理。再来想想，“所有人都各不一样”这句，也没有说错。可是到了真正要我们评定一个人价值的时候，对上面的两个论述我们又不得不好好研究一下。然而这又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我想，只有我们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标准的问题上，我想我们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据说，很久以前欧洲有一位国王做过一个实验，是关于人类天然语言的形成问题。他让人把两个婴儿放在封闭的室内“隔离”起来，不让他们听到一点人类的语言，也不进行任何的教育，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再带出来。结果他们一点人类地语言都说不出来，只会发出像兽类的哼哼声。这是不是事实我不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是人类与禽兽的不同点非常小。纵然有些人四肢五体健全，有人的基本形态，可我们不能笼统地称他们为人。只有在修德、开智，并且对社会做出了有益贡献的前提下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具备了灵长能力的，并且有社会性人才具有真正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价值。所以说，这也就是鉴定人真正价值的标准，脱离了这几点，以上论点就不成立了。
自古以来的伟人中，有几个能作为真正有价值的人而存在呢？在中国的历史中，周朝的文王和武王并起，推翻了残暴的殷纣王，统一了动荡的政局并且大力推行以德治天下。为了纪念两位丰功伟绩的伟人，后人把文武王称为圣人。
由此可见，文武两王，可以说是丰功伟绩，富贵显赫。可是和文王、武王、周公等人并称为圣人的孔子又是怎么样的呢？而作为他的弟子，也冠有圣人之名的颜回、曾子、子思和孟子呢？他们毕生只是为了道而云游天下，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就连一个小国也没有。在德行，名气方面，他们丝毫不亚于文武王。可是在富贵方面，他们和文武王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如果我们把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真正价值的标准，那么孔子就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人了。可是孔子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很差劲的人呢？我们知道，文王，武王、周公还有孔子等人都是常伴知足而度过一生的，如果把富有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的话，把孔子作为一个差劲的人来看这能说得通吗？
所以说，评价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只有从各方面去看他的成就，他的影响，还有对社会对人类所作的贡献，才能评价一个人真正的价值。
再来看看日本的历史人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比如在藤原时平、菅原道真、楠木正成还有足利尊氏这些人中，我们可以试着来评价一下谁的价值更高一些。藤原时平和足利尊氏一样，他们在财富上也是佼佼者，可是在今天看来，只有在大家谈论忠诚的时候才会想起藤原时平的名字，而菅原道真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的。到底该怎样看待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呢？我们说到尊氏、正成两人情况也是差不多的。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是一种社会潮流，许多人对此津津乐道。但是要真正地去了解这个人，对他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却又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轻易评价一个人。想要真正地去评价一个人，必须把他各方面的成败综合起来，以及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进行考察，最后才能进行评价。
什么才是真正的气魄
我们常说的气魄是什么？这个词很难用具体的形式加以说明，但要是从汉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一类。
我们常常会提到年轻人有气魄。但这并不能断章取义地说，只有年轻人才有气魄，而老年人却没有。其实气魄是所有人都有，虽然大隈侯爵比我只大两岁，但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气魄很宏伟。
关于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曾经说：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他这里所说的“至大至刚”、“以直养”的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常听人说某某人没有气魄，或是拿出点气魄出来之类的话。甚至还有人说，在烂醉如泥的时候大喊大叫，那是有气魄的表现；然而沉默不语常常被人家认为是窝囊废、没有气魄。
酒醉后在街上大喊大叫直到被警察抓走而表现出来的气魄是没有人赞赏的。如果和某某人发生争执，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还强词夺理也能别称之为气魄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以上都是误解了气魄这个词本意的表现。
福泽先生非常注重独立自尊，他所说的自尊，我们可以理解为有气魄，自助、自守、自治、自存等，如果人们在做到自助、自守、自治、自存的前提下，同时具备自尊，那就再好不过了。自治、自存，只有在付出一定的辛劳之后才能达到。而我们所说的自尊，稍有差池就容易被人误解为倨傲或是不像话，也就是缺德。
气魄这种东西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如果说，过一下马路，也要说我有自尊，看到迎面开来的汽车也不避开，最终酿成惨剧，这种自尊并不是有气魄的表现。气魄是一种非常刚强，非常强大的气势，这种气势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那种单纯，轻率的意气用事。
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发酒疯表现出来的“气魄”，昨日还很厉害，今天就疲惫不堪，这并不是有气魄的表现。只有用刚正之心日积月累培养出来的气魄才能“塞于天地之间”，形成真正的气魄。
现在的学生们普遍缺少这种气魄，常常被外界评论为软弱、淫靡、优柔之辈。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再这样下去的话，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民族都会丧失气魄。我觉得责任重大的这一代年轻人应该承担起这个重任，修身养性培养起气魄才行。我记得程伊川说过一句话：
“哲人见机诚之思，志士厉行致之为”，或许文字有些出入，但这句话所蕴含的思想是我非常赞赏的。
明治时代的前辈们，也就是我所说的“哲人见机诚之思”的这种人，而大正时代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成为“志士厉行致之为”的人。现在正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时代，我给现在年轻人们的意见是，时刻保持旺盛的气魄，努力为社会，为国家和人民造福。
二宫尊德和西乡隆盛
明治五年（1872年），陆奥宗光、芳川显正还有我，跟着担任总指挥，负责管理所有相关事项的井上侯爵一起远渡英国筹集公债。明治四年（1871年），那个时候吉田清成正在想办法对财团进行改革。
有一天傍晚，西乡公（西乡隆盛）忽然到神田猿乐町来找我，那个时候西乡公是政府的参议员，担任一个非常高的官职，而他却来访问我这个官职低微的财政大丞，说真的，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还感到非常惶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相马藩的《兴国安民法》而来。
说起《兴国安民法》，这是一部由相马藩聘请二宫尊德先生拟定的涉及财政、产业和很多方面内容的法案。后来以井上侯爵为首的，在我们财团政改的时候，曾经打算过要废除二宫先生遗留下来的《兴国安民法》。后来相马藩等人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到这个藩消长的大事，他们于是就派了富田久助和志贺直道两人到东京，面见了西乡参议。他们请求西相公在财政改革的时候出面，保留下《兴国安民法》。西乡公就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后来与大久保先生和大隈先生谈论时，却没有得到认同。接着他又想到如果井上侯爵也不同意的话，这个要求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接受了。西相公烦闷到了极点，突然就想到我了，他认为如果说服了我，就有可能达到不会废止兴国安民法的目的。因为他非常看重对富田、志贺作出的承诺，于是他特意来看望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西乡公把自己的处境跟我说明了一下，并且表示废除这样一个好的法律实在是很可惜，希望我能帮他出一把力，让这个法律继续维持下去。
于是我就问了西乡公：
“您认为应当继续维持这个法律，那么您知道二宫先生的《兴国安民法》的具体内容吗？
他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就连基本的内容都不知道。
“既然您都不知道这是一部怎样的法律，就过来劝我不废止它，那样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不过，在谈这个之前我还是先为您说明一下吧。
于是我就根据我对《兴国安民法》进行的充分调查，详细地向他加以说明。
二宫先生一去相马藩，第一件事就是对藩内过去180年间的年收入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统计。并且把180年分成了天地人三个年份，每个年份有60年，并且算出了这60年的平均年收入，并且把这作为这个藩的一年平均收入的参数。然后再把这180年分成乾坤两个年份也就是90年一年份，把收入少的坤这90年的人均年收入作为藩内的年支出数额，并且以这个作为依据，预算出年支出。如果当年的年收入超过了坤的平均年收入参数，那就是增收：如果还有结余的劳动力，就作为次年开垦荒地的依据，而开垦出来的新田地就给予当时的开垦贡献力最多的人。这个也就是相马藩的《兴国安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