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向有关当局提出建议，把这件事纳入国家鼓励工商业的政策里。奖励制度是一定会落实的，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也是会发生逆效果的。甚至有可能会把保护变成了干预、束缚。我呼吁，大家在对待这个事情上一定要抛弃个人私情私利，要为国家和民族振兴大业着想。不要抛弃诚实和信誉。我也知道，还是会有一些人利用日货风靡的形势，趁机粗制滥造的产品倾销，牟取暴利。要知道，这样只会让国民对我们失望，严重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提高效率的方法
一提到效率的问题，我就会感到非常惭愧，可能大家也常常有这样感觉。一件事要是处理不当的话，不但浪费了时间还达不到预期效果，这就是一种浪费。我们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这里说的不仅限于职工，还包括处理普通事务的人，如果能充分利用时间的话，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做出高于预期效果的成绩，并且省时省力，那就是一种效率高的体现了，只是很多人不得此法。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按钟表来计算的，当然在有效率的人看来，却并非如此。我们只要在一件事情上用对人，同时进行合理的调配，那么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曾经在美国费城，受到了沃纳梅克的接待，通过他对时间的安排使用，着实让我学到了不少。我想，如果我能像他那样合理安排时间的话，就能在很少的时间内做很多的事，当天的工作当天能做完。一个叫泰勒的人，曾经详细地提到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并且池田藤四郎也在一本杂志上讲过如何提高效率。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会和我谈一些有关工厂工人的事，但是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一起待了一整天。从泰勒接待我的情形看，我也没发现什么很特别的。他对我的安排是，乘匹兹堡五点四十分的火车到达费城，一到就乘汽车，六点之前到他的商店，先不要到旅馆，而要直接去他的商店。我就按他的安排，火车一到赞城，就没有先找旅馆，而是立即乘汽车前往，六点两分或三分到达，他已在店中等我，马上陪我参观，先大略看了看商店的情况，那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商店，入口处树立着很大的两国国旗，装饰有漂亮的彩灯。而且，这一天大部分的顾客还没有离开，都在那里等着，真像是偶然碰上了什么大剧院散戏的场面，聚集了一大堆人。我就在主人的陪同下一面走一面先看了看下面的陈列场，然后乘电梯上二楼，首先看到的是厨房，都打扫得十分整洁、干净，这是为贵客做菜的地方，挨着是为普通客人做菜的地方。还参观了一下厨师的情况，紧接着的一个房间，说是秘密室，是店内进行秘密商议的地方，但其大小差不多能召开四五千人会议那么大。紧接着去的是进行教育的场所，这里主要为商店里的人提供当前最需要的教育。我们参观这些地方的时间大约是一小时。等到参现结束的时候，是七点左右。我回旅馆之后得到口信，他明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会来拜会我。第二天他果真如约而至，他还问我吃早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接着我们又谈了很多，从他创办星期日学校开始，渐渐谈到了我的出身等问题，话越来越多，气氛也慢慢地变得融洽起来。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一个多小时。聊完之后他站起来说：
“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先回去了，下午两点钟我再过来。在我来之前，您最好先准备一下。果然，刚到下午两点，他就到了，他说这次陪我去参观星期日学校的礼堂。至于这个礼堂是不是他出资修建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很壮观的礼堂，能容纳接近两千人。而且那里已有很多的会员。他跟我开玩笑说：
“一般情况下，这里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您要来，特意召集的。然后牧师讲完了圣书，接着就是集体唱赞美歌。在这些结束之后，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接着我谈了一些对星期日学校的感想。后来他郑重地邀请我加入基督教，放弃儒教。这就使我有些为难了，一时间让我不知所措。
等到这边的事情结束后，我又立刻去了旁边的一家妇女圣书研究会。这个会所离这有一二里路远，很多人在那里研究圣书。他向工人们介绍说：“这位老人是从东方来的，千万不要失礼了。”接着四百多个人上来和我一一握手。对方都是劳动者，握手的时候都很用力，没一会儿我的手握得有些疼了。大约到了五点半左右，因为他跟别人约定六点到乡下去，所以我们一起回到旅馆前面才告别。那时，他说，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见面的，祝旅途平安。他问我几号到纽约，我说30号到，滞留到下个月的4号，他说：
“啊，这样的话，我2号的时候有事去纽约，到时再见一面吧。他还说了几点到，我必须回到这里。我说，既然这样，就约定两点到三点之间，我去你在纽约的商店吧，2号的两点半快到三点的时候，我想糟了，可能有些晚了，就要耽误，所以赶紧前去。一到了那里他说：
“您能来实在是太好了，这下子，实在是太令我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高兴。他说，本来想宴请您的，可现在不行了，只好送几本书给您。他送给我的是《林肯传记》、《格兰特传记》以及其他的书，他还简单地谈了一下两人的崇高人格，还说要去是欢迎格兰特将军的委员长，后来我们就分别了。他安排得如此紧凑、巧妙，没有丝毫浪费，话也讲得很得体，我实在敬佩。如果都能像这样合理安排时间，那么，一般的事都能很快很好地去完成，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也不浪费他人的时间。
究其根由
很多人经常会指责明治维新的改革，说在改革之后道德不仅没有进步，还衰退了不少。我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那是什么使道德衰退了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追究原因的人。为此，如果把以往的工商业者和现今的工商业者相比，谁的道德观念更强，谁更重视信誉呢？我敢断言，今日的工商业者远远比以往的工商业者在处理事务上的能力要强很多，但是，今日道德的进步却没有和其他事物达到共同进步的程度，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没有必要驳斥世人的说法。只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要探索这种舆论产生的原因，使道德能尽快发展，达到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的程度。这样，在上述的那种方法下讲求道德就成了先决问题，但是，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工夫和方法，只要在日常经营中稍加注意就足够了，所以道德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东西。
维新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快速发展，可是道德的进步却没有与之相适应。因此，一般人对这种不相称的情况都很在意。认为是商业使道德退步了，从这一见解出发，他们认为眼下的急务无疑是加强仁义道德的修养，使之发展到同物质的进步不相上下的程度。这种想法虽然不错，但从另一方面来考察，如果只看到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它直接应用到我国，这也难免可悲。国家不同，道义观念自然也各异，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要仔细地观察社会组织的特点，体会祖先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培养适合于这社会、国家的道德观念。举一个例子来说：“父召诺，君命不待驾而行”这是日本人对于君父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父亲有所召唤，为人子的就必须立刻应声而起；如果君王颁下了诏令，作为臣民的我们就应该立刻去做到。这是自古在日本人中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这个观念和西方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西方人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承诺，以及个人信誉。
日本是个提倡忠君爱国的国家，国民都彼此重视这种观念，即使在父君面前牺牲也在所不惜。但与此同时，日本人也遭到批评，不遵守个人之间的承诺。可以说是差异使然。因此，不究其所由来的原因，就对我国所有国民一概而论，认定日本人必是商业道德败坏，毫无诚信可言，这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我虽这样说，但我并不觉得日本人现在的商业道德已经很高了，对于近来的工商业者来说，有些人的道德观念确实非常淡薄，但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因为极个别的几个人，让民族，让国家蒙羞，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必须摒弃功利主义
素来以日本魂、武士道而自豪的我国的工商业者被说成是缺乏道德观念，这实在是件令人可悲的事。如果探寻其由来，我觉得这是因袭教育的弊病所致。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更没有深远地究其根源。但在我看来，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子派的儒教主义，被在维新之前掌握着文教大权的林家一派的学说赋予了浓厚的色彩。他们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接受道义的约束。林家学派的宗师朱子，只是一个大学者，是口说实践躬行仁义道德，而并不躬亲履行的人物，因此，林家的学风也产生了说和行的区别，即儒者是讲述圣人学说的，而俗人则是应忠实地履行的人，到头来仁义道德都是统治者们的事，百姓只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百姓只要耕种政府所给予的田地，商人只要能拨动算盘珠，就是尽到了责任。这种结果成了习惯，因此就缺乏爱国家，重道德的观念。
正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数百年所养成的坏风气，已经熏染成入厕而志其臭的地步。在这环境中，要做一个有道的君子，本来就不是件易事，加上欧美的新文明，又乘道义观念缺乏之机输入，翕然使人们趋向功利主义，更助长了这种坏风气的发展。
在欧美，伦理学很发达，修养品性的呼声也很高，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宗教，与我国的国民性有不相同之处，所以其中最受欢迎而形成最大势力的并不是那种观念，而是在生产致富方面有立竿见影效果的科学知识，也就是有关功利的学说，富贵可以说是人类的欲望，可是对缺乏道义观念的人，一开始就教以功利的学说，就是火上浇油，煽动其欲望，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不少人，出身于低级生产者，以惊人的毅力，立身头家，从而跃上显赫的地位，这些人果真都是一直立足于仁义道德，循正路、守公德，以俯仰天地毫无愧色至今的吗？为了使与自己有关的公司、银行等事业兴旺发达，昼夜不断地尽心尽力，作为实业家而论，的确是卓越的，对其股东来说，也不可谓不忠。但是，如果为公司、银行尽心尽力的精神，仍停留在为自己牟私利这一观念上，增加股东的红利也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金库，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使公司、银行破产，使股东亏损的。孟子所说的“不夺不厌”就是指此。
另外，像那种为富豪巨商工作的人，如果单从其事迹来看，可以说是忠于职守者。但是，这种忠义的行为，完全是从自己得失的考虑出发的，原因是富了主家自己也会富。虽然说，被人看作掌柜的下手，并不光荣，但如果其实际收入而远远优于一般企业家的话，那么也可以不顾声名身份而去从事的，这时，他的忠义实际上是在于利益问题这四个字上，毫无疑问，同样是在道德准则之外的。
但是，世人把这种人物称为成功者，大加尊重和羡慕，青年后进之辈也把这当作目标，费尽心机，设法达到与之相同的地步。因此，坏风气盛行，永无止境。这样来说，好像我们商业者全都是不遵守道德的可耻之徒了。当然不这样，孟子说“人性，善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其中也有不少君子深感商业道德的颓废，而努力去拯救的。不过因为已往数百年的积弊流传下来，形成了功利学说，再加上坏的智巧，就很难使有道君子在一朝一夕之中，能轻易地了解其所以。尽管如此，如仍放任自流的话，则等于要使无根之枝上叶繁，使无本的树上开花那样，无论是培养国本还是扩张商权，都是无可指望的。商业道德的精髓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直接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阐扬信的威力，使我国所有的商业工作者都把信作为万事之本，理解一信能敌万事的力量，以此作为经营界的基本而加以巩固，这是紧要中的紧要事。
人们对竞争的误解
我们都知道，竞争向来都是伴随着其他东西的。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赛马、划船。此外像早晨起来也有竞争，读书也有竞争，而且德高的人受到德低的人的尊重，这也是竞争。不过，在后面的那些竞争中成为了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激烈程度并不太受人重视，可是，像赛马、划船比赛，几乎是拼命也在所不惜，在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点上也是这样，一旦产生了激烈竞争的念头，就会要求自己比他人有更多的财产。其极端就是把道义观念忘得一干二净，成为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也就是说，贻误同事，毁坏他人，或者大大腐败了自己。古语所说的“为富不仁”，根本上也是针对此而发。据说亚里士多德讲过“所有的商业皆罪恶”，但由于当时是人文尚未开化的时代，所以即使是大哲学家讲的，也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也是相同意义的话。
我认为，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一般的习惯所造成的结果。元和元年（1615年），大阪的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康统一了天下，偃武息兵。从此以后，政治方针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在此之前。日本同中国或者西方国家虽有一定的接触，但日本人当时对耶稣会教徒似乎抱有一种怕他们加害自己的恐惧心理，可能是因为从荷兰方面有信来说，有人想利用宗教来征服日本国。所以，当时对外面的接触是完全断绝的，仅允许在长崎这一局部贸易地区来往。至于对内，则完全用武力以治，以武力治国者，他们所遵奉的就是孔教。
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原则就成了幕府的方针。所以，当武士的必须修习所谓仁义之道。他们是以仁义道德治理人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也就是根据“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而使之见诸于实际。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不从事生产，而从事生产致富的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份相反。由此出发，一般认为，武士必须保持有不饮盗泉之水的高风，治人者被人所养。所以，食他人之食者为他人而死，乐他人之乐者也忧他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由于生产谋利被认为是与仁义道德无关系的人所承担的，所以，结果恰恰就成了与过去“所有的商业皆罪恶”那种相同的状态。这几乎成了300年间的风气。这在开始时用简单的方法，还可以扭转，但以后知识逐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最终武士的精神颓废了，商人卑屈，社会上虚伪横行。